针灸古典聚珍跋
《针灸古典聚珍》跋
我没有学过医，却对整理中医古籍产生兴趣，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做，是为了结多年的一桩心愿。
在我的一生中，父亲的人品学问，给我的影响最大。父亲王锡麟，字彦生，一生酷爱中医，嗜好读书，他的医术在朋友中被公认是最好的，却因生性耿直，一生郁郁不得志。特别是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加之自己常年节衣缩食，收藏的两柜书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从此一蹶不振，长期卧病之后，于1975年郁郁而终。这年我只有十三岁。父亲去世后，哥哥曾和我谈起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革前期，因家里生活窘迫，父亲不得已要卖掉自己心爱的写字台。他请了三轮车夫帮忙把写字台拉到委托行，可是却因价格低，没舍得卖。车夫在回来的路上，把车带扎了。到家后，父亲除了付给工人运费外，又额外给了他2元钱。哥哥不理解，父亲却对哥哥说：“他们一家还指着这车呢！”为此父亲教育哥哥，做人“要做雪里送炭的朋友，不要做锦上添花的朋友”。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这句话也成为我的座右铭。父亲经常义务为人诊医看病，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父亲去世后，一位曾是摇煤工人的邻居老大爷对我说：“你父亲去世了真可惜呀！我有病，你父亲开的药，一闻就好”。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参加工作后，我特意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父亲以前也曾在中央卫生研究院任职)，并有意识地学习了一些医史和古籍整理方面的知识，希望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来纪念父亲。
一九九三年，我开始以馆藏中医古籍为基础，编纂中医影印丛书《海内外珍藏中医珍善孤本选粹》。为了保证入选医书具有版本和内容的双重价值，通过朋友介绍，我得以结识了针灸学和医史文献专家王雪苔先生。王老对我从事这项工作非常支持，不仅亲自鉴定了第一批入选古籍，而且为丛书撰写了长序。王老的支持，对我是很大的鼓舞，也促使我对中医古籍整理有了更多的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是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传统的目录学知识给我以启发。“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揭示了目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给现在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鉴于王老的学科造诣和影响，而针灸学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因此我设想以针灸学为对象，对中医古籍整理做一次新的尝试。
一九九四年十月，我草拟了“关于编纂大型影印丛书《针灸古典聚珍》的建议”，交王老审议，得到王老的支持。为了编好这部书，王老将自己多年前撰写的《针灸史提纲》赠我参考，并介绍黄龙祥同志和我认识。原来，龙祥同志也有同样的考虑，并撰有编纂《针灸典籍大系》的提纲。在王老和龙祥的指导下，对草案加以补充修改，对入选书目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社正式通过选题报审，该选题被列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级选题。一九九七年二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针灸古典聚珍》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八五规划”中仅有的四个重点选题中名列榜首。
好事多磨。虽然《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进展顺利，在98年初全书既已基本成型。可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情使得丛书编纂进度受到严重影响。王雪苔教授社会活动繁忙，并应邀到香港从事研究工作；黄龙祥教授也担任了针灸所科研处长，陷入了繁忙的公务中；我则家中出现重大变故，没有精力继续参加编纂工作。99年，出版社社长易人，使得《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被迫搁置下来。
本书从编纂伊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支持。启功先生热情地为本书题写了书笺；在版本的收集过程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玉范教授，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高建先生、我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诸同志都给予大力支持。而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李学勤先生，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许逸民先生，对本书编纂都曾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
《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参加编纂工作的诸位同仁都尽职尽责，不计名利。黄龙祥先生是《针灸古典聚珍》的主要撰稿人和点校者，从入选书目的确定、版本的鉴定辩伪、《总论》的撰写，到全部入选古籍的点校批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本丛书的编纂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针灸古典聚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可以说是功在龙祥。主编王雪苔先生年事已高，加之社会活动繁忙，但对丛书编纂也给予注入了极大热情。他不仅是《针灸古典聚珍》编纂的早期发起人之一，而且撰写了长篇论文《论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针灸古典聚珍〉代序言》，对《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提出了系统而全面的意见；对全部入选古籍的点校批注，王老都亲自审查，并写出详细的书面意见；王老并且在繁忙社会公务活动中抽出时间，撰写了《中国历代针灸古籍考证》，和《窦太师秘传》的批注。此外，杨士奇、崔玉令、冉升起、谢谢俊峰、欧阳伟诸同志，对本丛书也都作出了贡献。我的妻子崔玉娥更是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在这里也谨向她表示由衷的谢谢意。
多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金涛前社长、姚义贤社长、严实总编辑、许慧副总编辑的慧眼和鼎力支持，才使这套丛书得以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谢谢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的德地顺子女士和松山泰三先生、杨玲梅女士对本书的编纂给予极大的支持。德地女士在我们编纂初始，就义务为我们宣传，联络到一些订户，并以预订的方式表示支持；松山泰三先生则义务将《〈针灸古典聚珍〉概说》翻译成日文，并自费在日本的刊物上作宣传。所有这些，对我们编纂《针灸古典聚珍》是很大的鼓舞，并促使我们将原来的影印改成现在的影印-排印对照的方式，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历时12年，其间虽然历经坎坷，但在诸位编者的努力下，在诸位朋友的帮助支持下，终于编纂完成了。想起12年来的辛酸苦辣，不禁感慨系之。
衷心感谢这些年来对《针灸古典聚珍》给予无私帮助的人！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今后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共同为继承中医这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继续作出我们微薄的贡献。
至此，我想，我也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我要感谢参加编纂《针灸古典聚珍》的诸位朋友，是他们帮助我完成了萦绕在我心中二十多年的纪念父亲的心愿。
《针灸古典聚珍》跋
我没有学过医，却对整理中医古籍产生兴趣，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做，是为了结多年的一桩心愿。
在我的一生中，父亲的人品学问，给我的影响最大。父亲王锡麟，字彦生，一生酷爱中医，嗜好读书，他的医术在朋友中被公认是最好的，却因生性耿直，一生郁郁不得志。特别是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加之自己常年节衣缩食，收藏的两柜书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从此一蹶不振，长期卧病之后，于1975年郁郁而终。这年我只有十三岁。父亲去世后，哥哥曾和我谈起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革前期，因家里生活窘迫，父亲不得已要卖掉自己心爱的写字台。他请了三轮车夫帮忙把写字台拉到委托行，可是却因价格低，没舍得卖。车夫在回来的路上，把车带扎了。到家后，父亲除了付给工人运费外，又额外给了他2元钱。哥哥不理解，父亲却对哥哥说：“他们一家还指着这车呢！”为此父亲教育哥哥，做人“要做雪里送炭的朋友，不要做锦上添花的朋友”。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这句话也成为我的座右铭。父亲经常义务为人诊医看病，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父亲去世后，一位曾是摇煤工人的邻居老大爷对我说：“你父亲去世了真可惜呀！我有病，你父亲开的药，一闻就好”。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参加工作后，我特意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父亲以前也曾在中央卫生研究院任职)，并有意识地学习了一些医史和古籍整理方面的知识，希望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来纪念父亲。
一九九三年，我开始以馆藏中医古籍为基础，编纂中医影印丛书《海内外珍藏中医珍善孤本选粹》。为了保证入选医书具有版本和内容的双重价值，通过朋友介绍，我得以结识了针灸学和医史文献专家王雪苔先生。王老对我从事这项工作非常支持，不仅亲自鉴定了第一批入选古籍，而且为丛书撰写了长序。王老的支持，对我是很大的鼓舞，也促使我对中医古籍整理有了更多的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是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传统的目录学知识给我以启发。“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揭示了目录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给现在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鉴于王老的学科造诣和影响，而针灸学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因此我设想以针灸学为对象，对中医古籍整理做一次新的尝试。
一九九四年十月，我草拟了“关于编纂大型影印丛书《针灸古典聚珍》的建议”，交王老审议，得到王老的支持。为了编好这部书，王老将自己多年前撰写的《针灸史提纲》赠我参考，并介绍黄龙祥同志和我认识。原来，龙祥同志也有同样的考虑，并撰有编纂《针灸典籍大系》的提纲。在王老和龙祥的指导下，对草案加以补充修改，对入选书目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社正式通过选题报审，该选题被列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级选题。一九九七年二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针灸古典聚珍》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八五规划”中仅有的四个重点选题中名列榜首。
好事多磨。虽然《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进展顺利，在98年初全书既已基本成型。可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情使得丛书编纂进度受到严重影响。王雪苔教授社会活动繁忙，并应邀到香港从事研究工作；黄龙祥教授也担任了针灸所科研处长，陷入了繁忙的公务中；我则家中出现重大变故，没有精力继续参加编纂工作。99年，出版社社长易人，使得《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被迫搁置下来。
本书从编纂伊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支持。启功先生热情地为本书题写了书笺；在版本的收集过程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玉范教授，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高建先生、我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诸同志都给予大力支持。而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李学勤先生，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许逸民先生，对本书编纂都曾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
《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参加编纂工作的诸位同仁都尽职尽责，不计名利。黄龙祥先生是《针灸古典聚珍》的主要撰稿人和点校者，从入选书目的确定、版本的鉴定辩伪、《总论》的撰写，到全部入选古籍的点校批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本丛书的编纂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针灸古典聚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可以说是功在龙祥。主编王雪苔先生年事已高，加之社会活动繁忙，但对丛书编纂也给予注入了极大热情。他不仅是《针灸古典聚珍》编纂的早期发起人之一，而且撰写了长篇论文《论针灸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针灸古典聚珍〉代序言》，对《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原则和方法，提出了系统而全面的意见；对全部入选古籍的点校批注，王老都亲自审查，并写出详细的书面意见；王老并且在繁忙社会公务活动中抽出时间，撰写了《中国历代针灸古籍考证》，和《窦太师秘传》的批注。此外，杨士奇、崔玉令、冉升起、谢谢俊峰、欧阳伟诸同志，对本丛书也都作出了贡献。我的妻子崔玉娥更是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在这里也谨向她表示由衷的谢谢意。
多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金涛前社长、姚义贤社长、严实总编辑、许慧副总编辑的慧眼和鼎力支持，才使这套丛书得以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谢谢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的德地顺子女士和松山泰三先生、杨玲梅女士对本书的编纂给予极大的支持。德地女士在我们编纂初始，就义务为我们宣传，联络到一些订户，并以预订的方式表示支持；松山泰三先生则义务将《〈针灸古典聚珍〉概说》翻译成日文，并自费在日本的刊物上作宣传。所有这些，对我们编纂《针灸古典聚珍》是很大的鼓舞，并促使我们将原来的影印改成现在的影印-排印对照的方式，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针灸古典聚珍》的编纂历时12年，其间虽然历经坎坷，但在诸位编者的努力下，在诸位朋友的帮助支持下，终于编纂完成了。想起12年来的辛酸苦辣，不禁感慨系之。
衷心感谢这些年来对《针灸古典聚珍》给予无私帮助的人！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今后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共同为继承中医这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继续作出我们微薄的贡献。
至此，我想，我也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我要感谢参加编纂《针灸古典聚珍》的诸位朋友，是他们帮助我完成了萦绕在我心中二十多年的纪念父亲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