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医

[孙洪彪]

刘养元


现在的中医大都经过改造，成了“中不中，西不西”的“糊口医”，像这样的中医自然就不是真正的中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水平并不能代表中医的水平，如果我们以今天的医术水平来认识中医，来衡量中医，那么，真是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究竟什么样的中医才是真正的中医呢？，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说明人们对中医很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俗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说明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因难得多。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中医与西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要比对西医的认识困难得多。我们对于中医的认识，既要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认识自己的小，要能不以大自居，不以小自卑。即不是由于只见中医之小而妄自菲薄，不是由于只见中医之大而盲目自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中医，缺乏自知之明。究竟要如何来正确认识中医呢？我认为：首先要认识传统，其次要明确中医与西医的区别。


所谓“传统”，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传统的文化虽然很丰富，但归纳起来，只是四类，就是经、史、子、集。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传统文化的断层问题，传统文化的断层问题，不是说只有文化大革命才造成这个危机，两千年前就曾经出现过明显的文化断层。只注重经与史，不注重自然科学，只注重宇宙社会观，而放弃了宇宙自然观、宇宙生物观。变成什么问题都是用经史的观点来处理了。可是，用经史的观点处理经史，用经史的观点处理自然科学，会不会出偏差呢？解放以后，我们也出现过用经史的观点来处理一切，处理传统文化，当然这种经史的观点不是过去那种经史观点，而是马列主义哲学，用这个哲学来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用这个哲学来取代自然科学的规律。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变成一家独放，一家孤鸣。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灾难性的经历。两千多年前，只注重经史，用经史取代其他，子集会不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受到扼杀呢？近代，人们一提到传统，就喜欢跟现代对立起来，以为传统的东西都是阻碍现代的，都应该抛弃，都应该打倒。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真正地认识好传统。台中师大的王财贵教授有一句话说得好：“凡是将传统看成是包袱的人，不是懦弱者，就是败家子！”传统怎么可能是包袱呢？它是资本。我们平常谈学习，就是谈学习过去的东西，实际上是旧有的东西。人们都有一个“喜新厌旧”的习性，但“新”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新”只能从“旧”中来，应该说“传统”是我们创新的资本。说明传统与创新的现代并不相违，所以，传统钻得越深，往往对现代的理解就越深刻。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对现代的问题钻得越深，有可能对传统的看法就越深刻。所以，传统与现代需要对话，需要高层次的交流，只有这样，东西文化才有可能真正沟通。但这个对话必须平等，你要高高在上，那这个交流就没有办法实现。


1985年，我们国家曾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会议汇集了国际上的华人精英，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成中英教授。成中英已经60多岁了，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是世界上最先开展《周易》研究的学者之一，现任国际《周易》研究会会长。成老在这个会议上谈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堪设想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发动自己的人民反对自己的苏格拉底，而我们的政府曾经愚蠢地号召我们的人民反对孔子！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国外，一个民族都要把自己民族发展遗留下来的东西好好地加以保护，作为民族思想的象征，他们对于每一块古老的石头，每一块古老的石碑，都要打上标签，提示人们应该好好地尊敬，好好地爱护。而我们呢？太浪费了！太糟蹋了！什么东西都要淘汰，我们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宝藏！


我们为了把出现的“断层”填起来，特别是中医属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就必须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要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破除迷信必须注意：一、不要将科学视为终极裁判，科学也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要从封建迷信转到科学迷信；二、不要将迷信这顶帽子乱戴，这也迷信，那也迷信，传统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传统。


至于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教授说：“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在哪儿？举一个例子，比如一棵橘树结的橘子是甜的，现在我们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因，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他说：“最近治疗了一位神经髓鞘硬化症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年余来肾功能一直不好，肌酐多在260个单位以上，尿素氮15个单位。西医认为这样的肾功能不全能保持现状不快速发展已然不错，要想逆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当多的肾小球已经硬化，已经丧失功能。作为中医是否我们也这样看待呢？当时通过四诊，我认为患者的‘证’主要是中虚，所以针对中虚开了归芪建中汤加茯苓、白术。服药月余后，肾功能迅速改善，化验结果：肌酐已降至190个单位，尿素氮已降至9个单位。在西医眼里，肾小球已经硬化，功能已经丧失，怎么可能再恢复呢？而在中医眼里，肾小球硬化，肾小球功能丧失所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可是我们还同时看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是在中虚的环境里发生的，如果设法改变中虚的环境，那么由此环境而导致的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就完全有可能逆转。从这例病案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西医之间的明显差别。”


那么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

 

[孙洪彪]

一、中医学是一门道器相合的学问

中国的“气”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概念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这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气”作为存在最终是两种：一种是有形之气，一种是无形之气。有形之气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气态物质，如云气、水气、大气等。无形之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实在，它们“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只能由人的“心”与之相通，故曰：“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管子·内业》)作为宇宙本原之气，应当是指后者。中医学所说的生命之源，实际也是指无形之气。西方唯物论主张的“物质”，都在有形的范围之内。这就表明，所有形式的唯物论，它们所说的物质不包括、也不可能包括“无形之气”。无形之气“细无内，大无外”，不存在二元对立，不存在任何边界。人正是在主客相融的精神状态中，才发现并体察了“气”。唯物论强调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就必定远离“气”而与“气”无缘。


唯物论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物质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而中医元气论认为精神是无形的实在，其直接的承担者是“气”。不管精神之气与人的有形之体是怎样的关系，元气论不认为精神是有形物质的“属性”，而主张有形之物的本原也是“气”，因此精神与有形之物皆为实在的一种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对立。如果用唯物论来解释和框定元气论，势必导出两个后果：一是抹杀无形之气的存在，而将“气”说成是某种物质元素或物理场。一是以各种说辞否定视精神为“气”的元气论观点。而无形之气的存在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立论的实在论基础，是中医学和所有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否定了“气”，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至于以“气”解“神”，正是中国学术对精神现象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事实上，将精神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就使精神活动的基本过程和大量心理现象根本无法得到说明。

《易 ·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什么是器呢？器，就是有形质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所以叫做形而下。很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形而下的器世界。所以，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范畴就是这个“形而下”的范畴。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呢？有形之上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无形的东西了。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


上述的这个区别，关键在于“形”。《素问》对这个“形”字有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或者说“气聚而成形”。形是怎么构成的呢？气聚而成形，气合而有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那么，气聚合以前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显然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所以，按照上述 的这个划分，现代科学讨论的领域，实际上是气聚合以后的这个领域。尽管现代科学目前所发现的物质最微细的结构，但它仍属于形而下的这个层面。


《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现代科学的研究领域大概属于“形而下”的范围。而中医又属于一个什么范围呢？很显然，中医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是一种道器合一的学问。所以《老子》、《内经》都强调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要形与神俱。


中医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以五藏而言，在五藏的心、肝、脾、肺、肾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肝、脾、肺、肾都有 一个“月”旁结构，而心却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以肝、脾、肺、肾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非形而下的东西。


五藏的这个定位，可以从五行的联系中去认识，如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 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人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


中医是一门既讲形而下，又讲形而上的学问。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轻重的区别呢？当然有。《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从这十二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虽然的确是道器合一的统一体，虽然它强调要形气相依、形神合一，但是总的侧重却在道的一面、神的一面、气的一面。所以，中医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


《内经》将医生划分为“上工”与“下工”两个等级。《灵枢》更具体地说明其区别：“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什么？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形而上、道的范畴。病有未病与已病之分。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此时的病，其治是轻而易举的。上工守的就是这个“神”。形是已经成形的形而下的疾病，其证状也是明显的，故其治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下工守的就是这个“形”，也就是说，下工治已病。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的。所以中医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就要发现它，使它消灭于无形。如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提前20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等到病情接近晚期了你才发现它，又有多少意义呢？又有的病，医生已发现了它，但必须注意其所传的未病。如治肝炎，《难经·七十七难》说：“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说：“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说明肝病为已病，其治必须注意治其未病之脾。


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也只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形而下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形而上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可是中医的诊断技术，对于未病、尚未成形的病，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却可诊断出来。应该说，中医诊断技术比西医诊断技术要优越些、科学些。可是仍然有不少人，总认为中医不科学，西医科学。其实，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主要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也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有时觉得中医不如西医。


特别有人认为，中医讲究治未病，如《思考中医》说：“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作不自量力，这就叫作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你怎么可能和现代的速度相比呢？”


由于中医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时间跨度大，怎么不可以和现代速度相比呢？《金匮要略》所谓“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可理解为“上工不治已病只治未病”，上工只是把重点放在治未病，以防患于未然；既已病了如何不治呢？是一定要治的。医学史上不少“医学专著”，都是治病的总结。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量，难道是“不自量力”？难道是“以己之 短击人之长”吗？按照《思考中医》的说法，治已病是西医的长处，是中医远远不如西医的地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如50年代石家庄、北京、广州三地先后流行“乙型脑炎”，中、西医对比治疗：中医的治愈率达到90%，西医的治愈率只有70%~80%，而且后遗证多。又如90年代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南京周仲瑛课题组治疗1127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治疗812例，病死率1.11%；西医药组治疗315例，病死率为5.08%,经统计p<0.01,中医药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江西万友生课题组治疗413例,其结果为:中医药组273例,病死率为3.7%;西医药组140例,病死率为10.7%,经统计p<0.01，中医药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见<中医临床家邓铁涛>)。中医药的疗效多么鼓舞人心！


又如治疗肾病、尿毒证。多年来，西医治疗主要是采取激素、细胞毒、免疫抑制药物、腹膜透析、血液透析等方法，但这些方法均有缺陷性：⑴、激素只能缓解急性发作，且易于复发；⑵、西药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难以减少、撤除，致使后期的肾脏功能失去控制，造成尿毒证；⑶、透析不可避免会产生可逆性加剧因素，且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肾功能；⑷、透析、肾移植费用昂贵。可是“北京中都中医药研究院”，他们创造了“中医整体逆转法”治疗肾病、尿毒证，突破了尿毒证死亡难关，在人类战胜肾病的道路上，又走出了辉煌的一步。世界医学科学家早就有预言：“攻克肾病、尿毒证死亡之难关，恢复肾功能，必定是中医无疑”。说明中医治已病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总之，我们要提醒《思考中医》，别忘了，中医是一门道、器相合的学问，其“道”是从“器”中走出来的，哪有明“道”而不明“器”之理！何况在已病的这个行列，也包含有不少未病成分，并都是通过治疗这些未病成分，才取得治已病的满意疗效的。如2006年的咳嗽病，很明显是已病。西医认为其病位在肺，就专治肺，疗效很不理想。中医认为，肺主气，气血相连：哪里有气哪里就有血，哪里有血哪里就有气。咳嗽既伤气，哪有不伤血之理！伤气是已病，伤血是未病了。所以在治肺气的同时，调血养心，疗效大为提高，可以取得满意的效果。又怎能说中医治已病是“自不量力”呢？，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可见，中医学博大精深，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东西，必须具有北大、清华这样的素质的人，才有可能学好中医。宋代的林亿、高保衡亦持学中医必须具有高素质的观点，他们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所以，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中医这门医学，是偏向于形而上的一面，是以形而上统形而下，是以未病统治已病。而现时的人们却完完全全地用形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当作一门完完全全的形而下的学问，治已病的学问。我们提倡科研，提倡现代化，提倡现代中医教育，用刘力红教授的话说，我们所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只是一条培养形而下、下工的路子！如果我们仍是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形而上的东西。


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师传)就应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


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现代科学涉及的就相当少，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所以，你完全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它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思考中医》谓之内证实验。


内证实验不是靠买多少设备、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让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是超越有形的东西。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以植物为例，相同的种子，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培养的过程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比如一棵西红柿，据以往的农民经验，一颗西红柿顶多可以结几十上百个果，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可是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颗西红柿，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当时这颗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潜力！同样一粒种子，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的潜力有多大？大脑的潜力有多大？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


所以，以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经过特殊的“培育”过程，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但是，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


时代越往后走，人们对这个内证术，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到这个时候，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在理论上、在思辨上绕圈子。


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中医，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濒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为什么呢？钱学森说：“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这就像文学家写作品，学生大学毕业也不见得行，要通过写作实践，一年、二年、三年，写呀写，才慢慢行了，写出好文章了，但中间还得有文学评论家的帮助。如何当文学家不是一门科学，这已有定论；因此当好中医也还不是一门科学。所以中医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科学化。”可见，所谓“科学”，就是科学的“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中医理论又何曾不是“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呢？照此说来，中医之所谓不“科学”，实质就是中医难学、难于普及。


比如现代人喜欢流行歌曲，不喜欢古典音乐。就是因为流行歌曲，它是一种很浅白的音乐。如唱爱情的歌，你一听都会知道，它是首爱情歌曲。可是古典音乐呢，情况就不同了。比如我们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你不静下心来，你不认真的去感受，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首乐曲的主题是什么。音乐和歌曲都是为了抒发内心、表达志意。流行歌曲较古曲音乐在表达上虽更加直截了当，但对于很深沉的内心世界，对于复杂的感情，这种很浅白的旋律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可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偏爱它呢？从这样一个喜好，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人的浮躁心理、现代人的急功近利，他们只喜好吹糠见米的东西，做什么都要立马见功，而不愿意静下心来感受什么、体悟什么，这种情况令人担心。


所以，经典的东西不像现代的教材这样白，一看就明了，它需要你去感受，需要你去悟。要真正悟出“味”来，并不那么容易。当你感悟出这个“味”了，你才真正知道它的意义。正如大家喝茶与喝饮料一样。饮料很方便，打开来就能喝，而且立马可以尝到它的滋味。可是茶就不那么方便了，它讲究沏泡，特别是功夫茶，这个过程很讲究，而且味要慢慢品，这个比饮料要麻烦得多，所以，很多人没这个耐心，宁可去喝饮料。读中医与读西医的书就有点像品茶与喝饮料。所以，我们不能用喝饮料的眼光去看茶，同样，也不能用喝饮料的眼光去看中医学。


我们深深地感到，传统中医对人类的贡献，不应仅仅局限在疾病的治疗上，自古以来，对中医就有三个评价：下医治病，中医治人，上医治国。治病的含义我们都很清楚，而治人则关系到人的心理，人的信念，以及人的修养，那么治国呢？治国的含义应该很广，作为医者，将中医的、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些完美的理念充分地挖掘出来，尽可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现代能以一种平实的心状面对传统的这些理念，并尽其所能地取其精华，诸如片面追求物质文明所造成的道德真空，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避免，可以让传统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于现代。

 

[孙洪彪]

(1)、 根据五行学说建立起来的具有维持相对稳定机制的人体模型，与控制论中的内稳定器理论非常相似。

华国凡、金观涛在《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1979年2期发表的《中医：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文中：“内稳定器(homeostat)又称超稳定系统。它最早由著名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提出，在《大脑设计》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这种机器的特点，这种机器用来模似那些结构复杂而又能自动保持稳定的系统。如图表示由A、B、C、D、E五个互相有反馈联系的子系统组成的内稳定器。”


“内稳定器有两个有趣的特点：第一，如果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如A，对平衡态有着不大的偏移，这时其他子系统对它的作用可以帮助它回到平衡态。但一旦这个偏移充分大，在短时间内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不能使A回到平衡态，那么由于A的影响，别的一个或几个子系统可能偏移平衡态。第二，如果系统只有一个稳定态，那么不管系统开始处于什么状态，由于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系统总会达到稳定态。只要系统处于非稳定态，系统就会不断运转，好像在寻找稳定态。”


“内稳定器的这两个重要性质在人体中是广泛存在的。如果将A、B、C、D、E分别看做中医所说的(五行)五脏，将系统的基本稳定态看做正常人体的健康状态，人体的病理状态可以看作这一内稳定器出现了病态稳定态的结果。藏象学说建立的控制技术实际就是利用系统的外部输入来促进系统脱离病态，回到正常状态。”


“藏象学说中稳定的观念是十分基本的。各脏系统的脏变量之间，有的表现为相互滋生相互促进的递增关系，有的表现为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递减关系，由各种正反馈回路和负反馈回路交织成复杂的调节关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相反相成，运行不息，使人体各种生命运动、各种功能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相对稳定的维持是强有力的。当机体受到接连不断的种种外界因素的干扰时，即使平衡处于经常的波动、变化之中，但由于每一脏都有它自己的抗病功能，脏系统间有相互协调的机制，因此，这种变化和波动不会轻易地越出某种阈值，而使各脏腑系统的基本变量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域内，这就是人体保持健康的能力。当内外致病因素的作用很强，使某些脏腑的状态越出了为保持健康所必须的相对平衡限度时，一般我们就说人得病了。脏腑模型提供了各种致病干扰的传递方式，也提供了人体各种正气的协调方式，因此根据这个模型可以有效地指导对许多疾病的调节和控制。”


说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把自然事物间、人体脏腑间以及人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为在不断的“生”、“克”、“承”、“制”的运动中，取得相对平衡稳定、又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的整体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思想同现代生物学和医学对于生命体系中的平衡和有序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中医临床中广泛地应用着五行思想，并表现出它的临床效果。《难经》曰：“望而知之者，见其五色以知其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这是应用五色五音五味与五脏之间的关系帮助对疾病的诊断。又曰：“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这是应用五行生克关系确定的治疗原则。可见，五行学说的合理内核是，它认识到世界的物质性，理解到事物和过程的矛盾对立统一，以及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转化，即事物内部生、克、制、化的作用，推动着事物有序化运动和发展。

由此可见，著名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提出的“内稳定器”，应该是现代先进的、科学的，可是在中国早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论述，难道说中医不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孙洪彪]

三、中医学是一门象数合一之学

刘蔚华在《谈易数之迷》中说，《易》有三个要素：象、数、理。就象而言，是—与 --；就数而言，是奇与偶；就理而言，是阴与阳的对立统一。《说卦》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明象、数、理应当统一起来理解的。


倚数而言，《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里说的是推求连续奇数之和为25、连续偶数之和为30以及连续奇偶数(即自然数)之和为55的涵义与方法。作为数学知识，这很普通，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哲学观点。


《易》把阴阳作为一切事物的基本矛盾，同时又把奇偶律作为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事物的矛盾属性，非阴必阳，非阳必阴；而自然数的属性，则非奇必偶，非偶必奇，都是对立统一的。其次，奇偶同阴阳一样，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奇数±1=偶数，偶数±=奇数，加减一就是条件，奇数和偶数的相互转化，可以连续地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这样就构成了自然数的无穷序列。同样，阴阳无休止地转化下去，便构成了宇宙发展的无限性。《易传》之所以重视易数，是把事物的变化同数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并以粗浅的形式接触到了事物转化中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中医也很重视数量，不但量很重要，而且比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所以，这里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量变了会发生质变，数不同也同样会发生质变。可见中医的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中医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那怕你的辨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这个疗效就会不满意。中医对于量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壮实的青年人，用量可以重一些；老人、小孩或虚弱的人，用量宜轻。另外，对不同脏腑生病，也有一定讲究。古人形容“上焦如羽”，轻浮在上，故肺卫方面的疾病用量要轻；“中焦如衡”是上下左右的升降、开阖的枢纽和均衡之处，故脾胃用药应适应其平衡的要求，多用中等量；“下焦如权”，是比较深重之所在，故肝肾用药应较重一些。目前，一些医生用药，常不分脏腑病情，喜欢用大剂量，动辄成两下药，有利于“打歼灭战”。如病重药轻，自然难于奏效；若药过于病，即用药过了头，也会发生“过犹不及”，产生新的不平衡。因一味药量的增损，即能改变其功用，如张仲景的桂枝加桂汤，即桂枝原方桂枝量加二两，以寻常眼光看，还是治中风有汗之桂枝汤，但却不然，由于用量之增加，改为治奔豚证，气从少腹上冲心了。又如《金匮要略》中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药味相同，只有药量不同，则治三种不同病证。说明药量的增损，关系重大。有人用仲景五苓散原量，利尿作用很强。用药均等量，则利尿作用减低，颠倒药量，则利尿作用更低。这就说明了传统五苓散用药的合理性。所以，前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用量上”。


因为量变数亦变，象也就变了。象变了，阴阳必定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量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不但量变会发生质变，同样，数不同也会发生质变。如小柴胡汤用药七味，七属火，为少阳之数。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把少阳病的欲解时寅卯辰也衬托出来了。说明中医也同样需要数学，中医有了数学，就能称得上科学，就能登大雅之堂。如果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就不是小柴胡汤了，就不能用它来治少阳病的主方了。又如桂枝汤中的桂枝用量，由原来的三两变为五两，这就不是原来的桂枝汤，而变为奔豚的桂枝加桂汤了。可见，中医的用量很重要。


至于数变引起质变，我们由炙甘草汤与当归四逆汤就可以看出。炙甘草汤中用大枣三十枚，当归四逆汤用大枣二十五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正好是三十，偶为阴，说明这个三十是阴数的总和。而二十五是基数中的奇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奇为阳，说明这个二十五为阳数的总和。可见炙甘草汤是一个养阴方剂，当归四逆汤是一个温养阳气的方剂。说明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当然也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炙甘草汤中，大枣就不能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中，大枣就不能用三十枚。


所以，传统中医中的数，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是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皆变。


现在的中医，对于方剂中的药味数与剂量，是随意确定的，显而易见，其疗效就会大打折扣。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扫除”，中医不断地被“改造”，现在的中医中的大部分，已不是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可说少见了。

 

[孙洪彪]

四、近代中国文化名人否定中医之谜

现在，中医受国人关注，被世界认可，然而，就在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文化界名人对中医都持否定态度，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指出：“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梁漱溟在其著作中也明确指出：“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10个医生有10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胡适说：“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他深知中医的疗效，却不肯公开为中医说话。傅斯年对中医之骂是那么起劲，以致于要动老拳！他曾经说过：“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梁启超是个宁肯让西医治错也不肯找中医的名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因血尿不愈，在协和医院作手术，误将其健康的右肾切掉了，他在《晨报》副刊上还为协和医院进行辨护，并不忘批判中医。此外，骂中医的有还李敖、方舟子等人。
这些自命不凡的“先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按理中医作为一门技术学科，似乎不该卷入这场文化、思想运动，因为它是地道的实用学科，凭本事吃饭，病治好了就是治好了，没治好就是没治好，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沾不上边。谁能预料得到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然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学的文化特性。中医学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几乎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运用于养生、医疗领域的范例。也可以说，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面旗帜。那么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然就会殃及中医了。当时那些自命不凡的激进的“大师们”宁可抛弃中医的临床疗效，也要对中医的理论、技术发动猛烈的抨击。在这些自命不凡的先生们看来，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西方科学是先进的，所以中医必然是落后的，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攻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场闹剧。五四运动给中华民族后来的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关于五四运动的得失，黎鸣在《悲剧的源流》一书中说：五四运动的精神首在自由，表现出了言论、出版、新闻真正的自由。科学与民主，虽在五四时代有所提及，但并没有扎下根来，且在短短的时期内，也难有所成就。康有为为打倒中国传统的极权政治体制和挽救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的道德精神所付出双重的努力，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可以说，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人对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像康有为那样作出同等的关注和艰巨的努力。人们一心只关注引进西方的理性精神，为此不惜全然否定在两千多年中事实上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孝悌忠恕和仁爱的道德精神。人们把中国落后的根源一古脑全然归因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却显然忘了中国极权专制的政体事实。人们首先不是打倒秦始皇、汉武帝，却是首先要打倒孔夫子。鲁迅的《狂人日记》诉说礼教吃人、“仁义道德”吃人，吴虞更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人们猛烈地抨击中国家族制度和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钱玄同先生甚至认为连中国文字也应该全盘废除。“五四”时期人们彻底反传统的浪漫情感，在后来数代人的心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五四运动中，“砸烂孔家店”与“火烧赵家楼”并称，而极权专制制度却依然屹立在中国。中华民族的儒家仁爱的道德精神竟然成了极权专制体制的替罪羊，遭到了湮灭之灾。


我们奉劝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师”们，对中医发表意见，一定要三思而后言，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孔子在《系辞》中的话说得很好：“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可见中医是一门见仁见智的学问，你是仁者，你方能见仁，你是智者，你方能见智，如果你什么都不是，你怎么见得到经典中的“仁”与“智”？


显然，如果中医不存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被彻底扫除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就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后果不堪设想！侵略者们用坚船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展开了一系列掠夺，接着就是文化侵略。外国人很懂得这一点：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征服。因为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征服，才能最终巩固军事上的成果。这种征服，集中表现在文化核心的转换，即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按理，军事上胜利的一方，并非一定能在文化上征服对方；中国历史上历次入侵的“蛮族”，结果却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解放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的断层，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名人、智慧大师们，出人意料地把西方文化引进来，取代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紧接着又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外国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却轻而易举地在中国实现了。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来处理一切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严重断层就此产生了，中国成了没有民族的国家。所以，中医也就只有随之逐渐消亡。汤因比说：“一个文化因素，在它的本土的社会体内本来是无害或是有利的，但是在它闯进的另一社会体中，却很容易产生意外的、极大的破坏作用。”(《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下册)

 

[孙洪彪]

五、中医“万万不能让它消亡”

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说：“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


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医重整体、重综合；西医重局部、重分析。中医以元气论为指导思想，认为“元气聚则有形，散则无象，虚空也是元气另一种存在的形式”，人以“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所以，天与人是息息相关的。西医以原子论为指导思想，认为世界本原是原子，是宇宙最小的，再不能分割的物质粒子。但两者都认为世界事物是运动不息的，都属于唯物主义范畴。但中医和西医，元气论与原子论各有其优点，都从运动变化看事物，都有其不足之处。前者识大体，昧于秋毫；后者见树木，不见森林。


原子论与元气论虽然“都从运动变化看事物”，但两者还是不同的：原子论主要是从相对静止中把握事物；而元气论则主要是由气化的动态中来认识事物。而且元气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着的整体，像是流水行云，既不可分割，也不会静止不动。应该说，元气论优越于原子论，中医优越于西医。尽管如此，失去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是难以立足于民族之林的。所以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自然倍受欺凌，一百年来，中医已经奄奄一息，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在中医这个问题上，在中国人中，出现了“科学迷信”。其实，其所谓“科学”，是西方意义下的“科学”。可是我们中国有中国意义下的“科学”。中国人认为：一切学问都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与幸福。而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具有西医无可相比的奇效。应该说中医的科学性比西医还要科学。中国意义下的中医科学，就是邓小平的“猫理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病就是好医”。


然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出现“科学迷信”的同时，家里竟出现了“家贼”，“家贼”又“引来了外鬼” 。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穿灰大褂”的人，横行江湖。他们打着宏扬中医的幌子，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欺瞒民众、攫取金钱，来势汹汹地侵蚀着中医已经举步维艰的机体。


所谓“家贼引来外鬼”，就是指正规权威医疗机构将牌子“明码标价”出卖。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务处处长危剑安说：中研院原来有一个中国特色医疗合作中心，到处卖牌子，造成很坏的影响。有一个“中国中医研究院医药保健品研制中心”，宣称“系中国中医研究院直属的从事中医药保健品开发和成果推广的专业机构”，这个中心在网页上明码标价“出售”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牌子。


在“产品论证、产品监制、产品推介”规定：以“中国中医研究院”名义监制，每个品种每年监制费10万元。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药保健品研制中心”名义监制，每个品种每年监制费6万元。监制期最短1年，最长3~5年，每年年初一次性付清全年监制费。


“持牌经营”里规定：挂“中国中医研究院”牌每年合作费30万元，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医药保健品研制中心科技产业化基地”牌合作费10万元。挂牌经营期2~5年，每年年初一次性付清全年合作费。


在风起云涌的民营医疗市场，中医诊所、门诊部占绝大多数，这里面鱼龙混杂，那些无良诊所用虚假广告开路，请专家教授作托，拿名牌医院为幌，明为治病救人，实为图财害命。千百年来，中医药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被不良诊所榨取患者钱财的同时，一次次地削弱了。


家贼引来的外鬼，欺骗老百姓除了要有知名医疗机构的牌子，还要有名专家捧场。他们经常打着领导和专家、教授的名义做宣传。有的专家是知道的，有的是不知道的，被人冒用了。尤其是一些小型中医诊所打着名医、老教授旗帜，大肆宣传：某某教授在此应诊。实际上名老教授出诊甚少，只是以此招揽患者。(以上内容请见《健康时报(人民日报社主管)2005年3月10日：《谁砸了中医的牌子？》)


看来，科学家钱学森说“中医万万不能消亡”，显然只能是表明其愿望而已。本来，中医中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人把中医看作中国科学落后的标志之一。曾有人痛心疾首地说，所谓“国医”，“明明白白的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并且断言“我相信，经过长时间的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但事实和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医中药绝不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相反，它是东方文化中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中医中药也不是“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的，相反，恰恰是它在许多方面比之所谓“科学的医术”更具科学性。目前，中医中药的实际疗效已得到了世界的普遍承认，中医中药的理论也引起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中医中药的实践和理论所包含的科学内容，正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和认识。中医中药的实践和理论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迅速地向现代化转化。


我们认为：中医中药在世界，不仅不会被淘汰和消灭，相反将得到积极肯定和发展。可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出现了怪圈—出了“家贼”，“家贼引来外鬼”。一个堡垒哪怕再坚硬，如果出现了“家贼引来外鬼”，那就非垮不可。何况脆弱的中医呢？其消亡是必定的了。
2006.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