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医的“四诊”与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

[孙洪彪]

刘养元


一)感性与理性

中医的“四诊”，是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疾病的方法。这四种诊察方法，都是面对活生生的病人，各有其特定的诊察内容，彼此之间不能互相取代，必须“四诊”合参，才能系统而全面地获得临床第一手资料，为辨证提供可靠依据。
显然，中医“四诊”是人脑的意识活动，而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只能是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是指用机械的物理装置来模拟和代替人脑的某些智能。这种检测方法，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对远离病人而又毫无生气的机械设备，其所检测出来的“数字”，综合在一张纸上，称为检测单，人们称之为化验单，成为诊断疾病的唯一依据。
但人脑与理化仪器的活动机制根本不同：
⑴、人脑的思维过程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活动；而理化仪器是一种机械的物理装置，它模拟人脑的思维活动，是纯粹机械的物理过程。
⑵、人脑的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性，它构成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丰富的感情内容；而人工智能却没有社会性，不包含感情的内容，它所表现出来的智能，只是执行特定的指令，并不考虑什么社会效果。
⑶、人脑的意识活动，具有能动的创造性；而人工智能不具有这种创造性。
总之，总是人脑的思维在前，理化仪器的模拟在后，这就决定了理化仪器本身提不出任何一个问题。由于 人脑与理化仪器的这些区别，可以断定思维模拟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或超越人脑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人脑思维的发展决定着理化仪器模拟思维的发展，人脑思维决不会完全被理化仪器人工智能所控制和支配的。充分说明“四诊”在诊断疾病方面比理化仪器检测科学。但由于扫除“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偏见：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是西方先进、科学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落后、不科学的标志。“理化仪器”只西方有而中国没有，所以就认为“理化仪器”是科学的、先进的。因此认定“四诊”是传统的，就应当是落后、不科学的了。谁叫中国以前没有“理化仪器”呢？要怪就只能怪那场扫除“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都扫掉了。
从哲学上来讲，中医凭“四诊”所获得的知识是感性，而西医凭“理化仪器”所获得的知识属理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而西医在诊断疾病方面就是这种“唯理论”派，他们凭着“理化仪器”所测出的“化验单”，就是一道“圣旨”，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的怀疑，只有坚决按“圣旨”执行。而对中医应用“四诊”的诊断，便叱之为不科学、落后。看来，从认识过程的秩序来说，西医确实是颠倒了事实。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离开了感性，“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中医用“四诊”诊断，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而西医用“理化仪器”检测出的“化验单”，却毫无生生之气的非生物。所以，有人说中医学是活人医学，西医学是死人医学，似乎是有几分道理。

 

[孙洪彪]

(二)、运动与静止

根据哲学，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是指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事物。所以西医以中医“四诊”为古老、落后，便叱之为旧事物应当淘汰，没有存在的价值；而“理化仪器检测”是后起之秀，且为中国所没有的新事物，应当代替中医“四诊”，普遍应用，所以中医要改造。
但判断一个事物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不能根据它在时间上出现的先后，新事物是新产生的，但新产生的不一定是新事物；也不能根据它的形式是否新奇，是否具有新特点，形式新奇和具有新特点的事物，未必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一定是新事物；也不能根据它的力量是否强大，是否完善，强大和完善也不一定是新事物。所以判断一个事物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不能从表面上看，必须从本质上看。区别新旧事物的根本标志，是看它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中医“四诊”，在时间上虽久远，在形式上虽没有什么新奇，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理论完善，完全符合人体科学发展的趋势，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完全可以说，中医“四诊”不是什么旧事物。而西医“理化仪器检测”虽是新产生的，在形式上也新奇，也具有不少新特点，尽管理论也完善，但没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符合人体科学发展的趋势；尽管设备先进，但对于人体科学没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所以，西医“理化仪器检测”也不是什么新事物。因此，科学家钱学森说：“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疾病是发展变化的，不管治疗方法正确与否，疾病总是时时刻刻在发展变化。而西医“理化仪器检测”就不能反应这种变化，其所测出的“化验单”是静止不变、毫无生气的，根本看不出每天每时每分病情的进与退、吉与凶。而中医“四诊”却完全不同，特别是其中的“切诊”，不管疾病的好转或恶化，都能随时随地反映出来。完全可以根据脉象的变化来定病情的进退，并能判断病人的生死。《灵枢·终始》说：“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谷气，指人体胃气，实指全身正气。临床医生根据切脉得知胃气之多少，对了解邪正进退吉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诊察方法，正如张景岳所说：“如今日尚缓，明日更急，知邪之愈进，邪愈进，则病愈甚矣。今日强急，明日稍和缓，知胃气之渐至，胃气至，则病渐轻矣。即如顷刻之间，初急后缓者，胃气之来也；初缓后急者，胃气之去矣。此察邪正进退之法也”(《景岳全书·胃气解》)。如一老妇人，住×人民医院，由于泄泻无度，已五天不进饮食，形体瘦弱，多次会诊，病日益沉重。次日下午六点突进饮食，据西医检测，病有转机，病家欢喜。殊不知进饮食时，双手躁动，狼吞虎咽，且脉散乱而急，全无胃气，显然不是脱险，而是死亡之兆。私下嘱咐病家，立即回家准备后事，果于当晚十一时许死亡。按此例，说中医学是活人医学，西医学是死人医学，似乎又增加了几分道理。

 

[孙洪彪]

(三)、辨证与辨病

中医“四诊”，主要是为辨证提供可靠依据。西医“理化仪器检测”，主要是为了识病，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为重要。所以，有不少中医以西医诊断疾病准确，提出要改“辨证论治”为“辨病论治”，并在中医学界展开了讨论。最后采用“中庸”之道，既要辨证，也要辨病而了之。现在中医一般以西医“化验单”为依据，为简单起见，只“辨病”而不“辨证”了。病人一进医院，首先想到的就是使用抗生素杀菌消炎，进行输液。以“辨病论治”取代“辨证论治”，可以说大部分中医成了“中不中、西不西”的“糊口医”了。我们问一个中医院的支书：“你们为什么不坚持‘辨证论治’呢？”他说：“没办法，只有多增加收入，才能保存单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得有理，一切为了图生存。中医丢了“辨证论治”，就等于丢了中医。中医已莫可奈何，西医却趾高气扬，这只能说明西医不但得到政府的青睐，而且享有特权，可挟天子以论诸侯。其实，西医“理化仪器”检测疾病即使准确，但其治也不能脱离“辨证论治”。如急、慢性肝炎，按照西医检测，其病位在肝，其治也在肝。有不少中医囿于西医的病理认识，辨证时多着眼于肝，治疗亦以调肝为主，或清肝热，或清肝利湿，或舒肝解郁，或养肝阴，总不离乎肝。如果从中医“四诊”辨证，就会发现慢性肝炎一般具有肝郁脾虚的症状，可见，肝病病位不单在肝，更重要在脾，当肝脾同治而以脾为主。
又如湖南省冷水江市市长夫人潘××，1993年8月因患胃癌在长沙某大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并发 胸腔积液，该院专家、教授诊治了三个多月，除抽胸水外，别无良法。前后抽了胸水1200c.c.无明显疗效，回冷水江后，其妹夫乃中医院医生，十一月邀请治疗。其主要症状是：胸痛，进食即吐，影响睡眠，大小便正常，舌质红无苔，且舌面复盖一层水液，脉细滑。我们认为，舌质红无苔、脉细为气阴两虚证，当生津养液；若如此，为何舌面复盖一层水液，岂不是矛盾！百思不得其解，后才省悟：1993年为癸酉火运不及之年，寒水乘之，故全年气候以寒湿为主。尤其是十一月为终之气，主气为太阳寒水，客气为少阴君火，水克火，主气克客气，所以冬天更为寒冷，必引起心气衰，心火衰则生土力弱，导致脾虚湿困；病者生于1947年，乃丁亥木运不及之年，风木不及则湿盛，而木运不及其生火力弱，是知病者为寒湿之体。寒湿之体碰上火运不及之年，脾胃处于劣势地位，必然导致运化功能失常，痰饮聚结于胸而见舌面有水。看来，此症已涉及“气运论治”范围。用“气运论治”以补“辨证论治”之不足。即主苓桂术甘汤加味治之。病者乃市长夫人，众多医生皆自荐前来献方。皆云此方不可用，哪有舌质红、无苔而用温燥药之理。病家因而有疑，每天只试服一次药，服到第三次后，当天下午连泻三次，很臭，粘液污秽粪水甚多，病霍然而愈。此非我等之功，乃“气运论治”之神奇也。此例说明“辨病”固然重要，但“辨证”更重于“辨病”，只有将“辨病”纳入“辨证”之中，才能收到满意的疗效。但还有一种情况，“理化仪器”往往检测不出病来，如“痰”和“瘀”两种体内致病因素，不论西医如何检测、如何化验，总是检测不出来，当然也就无法“辨病”了。中医“四诊”则不同，单凭“切脉”就可明确地诊断出来。

 

[孙洪彪]

(四)、“理化仪器检测”三大弊端

有人以为中医连细菌都不懂，怎么能治细菌、病毒、钩端螺旋体之类的病呢？而西医在几万、几十万倍的仪器检测下，病毒、细菌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一般中医都感到中医“四诊”的落后、不科学。其实中医是从宏观上掌握，二者不一样。中医治疗传染性、流行性病，有中医自己的理论，而且都治得很好。至于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表面上看来很神奇、很科学，其实，“理化仪器检测”有三大弊端：
1、由于西医只重视“理化仪器检测”的化验单，而忽视患者的具体症状及患者的主观诉说，结果致使西医只治化验单不治病人。使西医自己变成了“理化仪器检测”的附属品，也就是使一个活生生的医生被毫无生气的理化仪器所控制，离开理化仪器就无法诊断疾病。一切由化验单所决定：化验单上检测的数字不正常，说明人有病；化验单上检测的数字正常，说明人没有病。事实上，有不少病人确实有病，而且很痛苦，往往因化验单上检测的数字正常，说明无病而拒之门外。病人反感很大，抱着委曲的心情另找中医治疗，中医也确实治好了他的病。这种例子是很多的。而中医“四诊”却没有这种情况。不但“四诊”由中医自己掌握，而且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与病人密切联系在一起，化验单只起参考作用，不作唯一依据。自然就能反映出病人的具体情况，也就不会委曲病人了。
2、由于西医只重仪器而轻患者的结果，常因检查技术上的差错，使医生误诊而延误治疗或加重病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厂一女电工，45岁，因喉咙不舒，且声音有变化。我们怀疑喉咙有肿块。可是该厂两次检测的结论是肺结核，武断地说喉咙没问题，两个月后，发展为喉癌晚期，病人信西医不信中医，后悔已来不及了。
3、由于西医重理化仪器而轻患者的结果，尽管患者有严重的病情，很苦恼，却检测不出来。特别是“痰”和“瘀”所产生的病症，既查不出，也化验不出，反使病人增加痛苦。如一贺姓病者，女，25岁。时时作呕，想大吐却只吐出少许痰涎，四肢奇痒，需左右各一人进行止痒按摩，稍一停即心胸不舒，非常痛苦。送至长沙省医院，检查不出什么病。病既检查不出，自然也就治不了。后只有返回原地治疗，我们根据病情虽重，但形体并不瘦弱，且舌根部有黄腻苔，即从痰论治。只服一剂，胸部闷痛，胃部翻江倒海，一声呕吐，吐出一大堆痰涎，即觉心胸舒畅，又服一剂，又吐出不少。后调理脾胃而愈。
很显然，中医的“四诊”比起西医的理化仪器检测，虽然在微观方面不可能那么具体深入，还有待于改进，但在宏观方面却能更多地反映疾病的规律性，可以弥补西医的以上三种弊端，所以能治好许多西医不认识也治不好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