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

[花香丁]

《神农本草经》的由来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基础，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神农本草经》历来又被简称为《本草经》，之所以将其冠以“神农”，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显然，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文化背景使然。对于该书而言，托名“神农”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
据现存史料记载，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神农”就是明证，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穑。《孟子·滕文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有关“神农”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20篇之多，并认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神农身亲耕，妻亲绩”。班固对此补注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里不但将“神农”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还诠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神农”的理由。
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神农”挂钩的理由之一。加之人类为了生存，要与饥饿、要与疾病作斗争，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食两用的，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因此，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上古时代，“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四库备要·子部·新语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蛂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润，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库备要·子部·淮南子·修务训》，中华书局，1955年)。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明确地指出，“神农，以赭鞭(鞭通‘辨’)草本，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史记·补三皇本纪》)之后，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将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因而汉晋以降，人们将传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汉晋以后乃至今日，医药界之所以将传载治病疗伤的药物知识著作命名为“本草”，五代时期韩保升虽然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蜀本草》序)的解释，此解虽然不乏道理，但未畅明其旨，未能洞彻为何要用“本”字冠“草”的理由。复习古代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这样认为：一是“本草”一辞在汉代已是政府的官方用语，并将专司“本草”的官职称为“本草待诏”(《汉书》的《平帝纪》、《郊祀志》、《游侠传》等)。二是汉代已将“本草”作为书名(《汉书·楼护传》)，而且楼护还阅读过书名为“本草”的文献，这在当时其他医学文献中已将“本草”作为医用药物的专用词。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序》就有“本草石之寒温”之语即是例证。三是因神农开创农耕以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靠、稳定的饮食和药食两用的原料来源，无论是天然野生或者人工经过驯化栽培的植物，均是民众用以果腹乃至治病除疾之根本，因而以“本”字冠“草”。可见，“本草”作为药物专著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其意义深远。(张登本孙理军汪丹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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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根据目前能检阅到的文献，《神农本草经》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认为其成书于汉代的理由是充足的，不过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时间稍晚。因为，一是三国东吴名医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这应当是从文献名录考据中为最早专载本草的著作了。若据《汉书·游侠传》中记述楼护在长安贵族亲戚家读“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的文献史料可知，汉代已有“本草”专著，而且早于三国医家的《吴普本草》，说明《吴普本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
二是西晋文学家张华(公元232~300年)撰著的《博物志》将《神农经》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张华参阅的《神农经》与《神农本草经》有何关系？是否就是《神农本草经》的简称？只要我们运用比较学的目光审视《博物志》引用《神农经》的内容就可看出端倪。如《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的内容云：“《神农经》曰……上药养命，为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 查看大黄价格 除实，当归 查看当归价格 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当其药应止痛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忧人。”“药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钩吻。卢氏曰：阴也，黄精 查看黄精价格 不相连，根、苗独生者也。二曰鸱，状如雌鸡，生三川。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生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雀，墨头赤喙。六曰，生海中，雄曰，雌曰也。”“药毒有五物：一曰狼毒 查看狼毒价格 ，占蟖解之；二曰巴豆 查看巴豆价格 ，霍汁解之；三曰藜芦 查看藜芦价格 ，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斑茅，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至于《神农经》是否与《山海经》同代，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评价，虽然不能断定这些内容就一定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所载，但可以肯定《神农经》和《神农本草经》是内容十分相近，都是传载药物学知识的古代文献，都是梁齐陶弘景、初唐苏敬、宋代唐慎微编撰本草的文献史料和依据。
三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不曾著录《神农本草经》，但决不能否认班固未检阅有关本草类文献的史实。其一，《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将所著录的文献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而且“经方类”的小序内容正是对西汉时期“本草”内容的介绍，“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通‘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此序文不但运用了“本草”之辞，而且论及了药物的性质和作用。不仅谈到了方药的制备，药物的功效，而且论及了药物应用不当给人体造成的伤害。另外，班固还在《郊祀志》、《平帝纪》、《游侠传》等多处使用“本草”词语。其二，班固将“本草”文献归并到“经方”类中。因为在《方技略》中辑录的“经方”十一家，其中有九家是言方剂的，一家言各类剂型的制备，名曰《汤液经法》，有一家讲食物禁忌，名曰《神农黄帝食禁》。《汉书·艺文志》将此三类文献合称“经方”，显然是将“药”(本草)纳入“方”中。因为“方”因“药”(本草)而成，有“药”(本草)才能成“方”。这与表述楼护在长安贵戚家读“医经，本草数十万言”(《汉书·楼护传》)时只言“医经、本草”而不言“经方”的表达方法相仿佛。其三，据尚志钧考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当时“石渠天禄阁”藏书编撰而成，未能穷录阁中所藏之书，所以清代姚振宗又撰《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就辑录散佚的“本草”文献有《神农本草经》三卷、桐君《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四种。这四本有关本草的文献可以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一序录中得到印证。因此，南朝梁齐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以当时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和其他版本的《本草经》为底本整理编著而成。
综上所述，汉代及其此前，已经有了《本草》专著，并有专司本草的官职官衔，即“本草待诏”。汉代及其此前，已经将“本草”“医药”与“神农”联系在一起，不但认为炎帝是教化民众稼穑的“神农”，而且是医药(主要是药物，即本草)的创始人。《神农本草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认为与《山海经》齐名的《神农经》虽不能断然肯定就是世传的《神农本草经》，但两者传载的内容如出一辙。南朝梁齐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以《神农本草经》及当时流行的其他《本草经》传本为底本编辑而成的。根据《本草经集注·序》对当时所见古本《神农本草经》混乱状态的评价所云：“此书(注：指《神农本草经》)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更修饰之耳。”“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以及“三品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的立场可知，该书载药365味之数由此确定。(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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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的流传变更

自从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第一次提到《神农本草经》书名之后，张华《博物志》将其简言之为《神农经》，其中传载药物的内容经南朝齐梁陶弘景对当时载药分别为“595种、441种、319种”，至少三种不同传本的《神农本草经》进行整合，从中选定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又从《名医别录》中选择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共计730种，在保留上、中、下三品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药物的自然状态及临床所用，创造性地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七大类。陶氏为了区分两种底本不同资料源的内容，采用“朱文”和“墨文”两色书写方式予以标记，这为后世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原貌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这就是他所说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为主”(《本草经集注·序》)，此乃“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序》)。显然，“三百六十五种”之数是陶弘景确定的，《神农本草经·序》文中的“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也应当是出于陶氏之笔，只要认真研读两书之序，是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的。
《隋书·经籍志》虽然转引了梁国阮孝绪《七录》中的五种《神农本草经》和9种《本草经》书名，但却无法知晓这14种古“本草”文献的具体内容。唐初经苏敬等人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补充了隋唐时期所增的药物，修编了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公元659年)，又称为《唐本草》，共54卷，收载850种药物，并将陶氏的七类分法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和有名无用9类。在此同时，苏敬等人又亲自绘制和征集了相应的药图，编著了第一部药物图谱，这就是世传的《本草图经》。作为独立传本的《神农本草经》在《唐书·艺文志》中仍著录有3卷本和署名雷公集注的4卷本两种。为何从隋代至唐代著录的《神农本草经》传本数目减少了呢？最主要的个中原因是经过陶弘景和苏敬等人的精心整理修订，使本草的内容趋于全面、详尽、适用、规范，未经过整治的古本《神农本草经》也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这可能是著录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因战乱丢失，以及唐以前的各类文献书籍均为手抄本而不便于收藏等，也是十分可能的原因。
北宋初期，经刘翰等人，取《新修本草》、《蜀本草》校订，又参以《本草拾遗》内容，修编成《开元本草》(公元973年)。次年李昉予以重新修订，名曰《重订开元本草》，据其序言称：镂版时“以白字为‘神农’(注：指《神农本草经》)所说，以黑字为‘名医’(注：指《名医别录》)所传，‘唐’(注：指《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附。今附(注：指《重订天宝本草》所增)，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全书共收载药物983种，此书已佚，但其内容被收录于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可见，《重订开元本草》收录《神农本草经》内容可能有三个途径：一是此书作者在修编时还见到《唐书·艺文志》注录中的《神农本草经》原著，因为在李昉编撰的《太平御览》(公元976年~983年)所载《经史》图书纲目中还有《神农本草经》的书名。李昉对《重订开元本草》重新修订时参阅了该书内容，其“序”言之“以‘白’字为‘神农’所说”亦可为此判断之佐证。二是凭借《新修本草》中传载的相关内容。三是依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
之所以认为《重订开元本草》中有关《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取材于《本草经集注》的判断有两点理由：其一，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中各选365种药物集注而成，而《重订开元本草》所载的983种药物内容也是以这两书为主。其二，李昉等人借鉴了陶氏以朱、黑两色区别不同资料源的做法，让当时及后来者能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朴风貌。虽然《神农本草经》在北宋初期还尚存于世，但在天圣年间编撰的《崇文总目》(公元1023年~1031年)以及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掌禹锡编著的《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中均无其书名，说明在北宋中期，此书已经亡佚，这也就是《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的缘由了。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蜀地出生于祖传医家唐慎微编撰而成(公元1056年~1093年)，后来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和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三次大的修定，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以下简称《证类本草》)。这也是当今人们能阅读到的《证类本草》。本书是以《嘉祐补注本草》为基础，总结了宋代以前药物学成就，共收载药物1746种，仍以“白文”与“黑文”区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文献与别本文献。
《证类本草》在中国药物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无论是对后来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本草纲目》诞生，还是对后人辑录《神农本草经》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若仅就后世多个辑录《神农本草经》版本言之，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文献取材的源头，人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觅寻比其更早的完整文献了。唐初《新修本草》和《证类本草》则是取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后者。根据尚志钧先生考证，明代的卢复、清代的孙星衍和孙冯翼、黄奭、王闿运、姜国伊以及日本国的狩谷望之志和森立之等人所辑录的《神农本草经》本，悉以《证类本草》的“白文”为主，参以别本所载“本草”内容的文献(如《太平御览》等)整理而成。正因为各种辑录本中三品365种药物的主体内容源于《证类本草》的“白文”，而诸如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别名等相关文献参考了别的文献资料源，加之流传转抄的原因，这就使得诸家《神农本草经》辑录本之内容出现了大同小异的缘故。(张登本孙理军汪丹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