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兆麟教授谈中医治学之道

[兆麟堂老梁]

鲁兆麟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鲁春溥曾授业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受家学影响，鲁兆麟1959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先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教研室、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和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任教。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曾先后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处长、研究生部主任等职，并曾先后兼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药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会专家、科技部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等。在长达40多年的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中，鲁教授倾心于中医人才培养，对中医治学之道颇有感触。他认为，一名中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1．发奋读书，夯实中医基础鲁教授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人才，首先就要奠定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要不辞辛劳、发奋读书。古往今来，凡成大医者，莫不如此。从东汉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到唐代孙思邈的“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从明代方有执的“不惮险遥，多方博访”，到清代王孟英的“足不出户者十载，手不释卷者永夜”……历代医家无一不是刻苦读书、发奋学习的典范。鲁教授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经常劝导年轻学者要静得下心，坐得下来，踏踏实实地读几年中医的书。他自己年轻时，一有空儿，就抓紧时间看中医的书，为他日后从事中医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是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之余，他也经常把阅读中医书籍当成乐趣。他强调，作为一名中医，不仅要熟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而且，对于历代著名医家的代表著作也要了然于胸。只有奠定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才不至于在中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中迷失方向。鲁教授举例说，他曾治疗过一位28岁的阳痿患者，新婚1个月，因工作中与同事争吵，情绪过于激动，连续3夜未睡，随之即出现早泄，近半月而阳事不举。按照中医常规的辨治思路，肾主藏精、又主生殖，开窍于前后二阴，因此，辨治阳痿、早泄类疾病多从补益肾中阳气入手。然而本例患者，就诊时虽表现为情绪低落，但观其形体强壮并无虚弱之象，谈及病因时又情绪激动、难以控制，加之患者面色发红、舌苔黄腻、脉象弦劲而两尺不弱等表现，鲁教授诊为痰热扰心、心神不宁，君火无以主明，相火难以引动，方用温胆汤加炒枣仁、石菖蒲、远志、丹参，前后加减服用7剂，患者喜而来告，药后3日困倦而眠，阳痿已愈矣。究其机理，从传统辨治思路而言，中医学对于阳痿、早泄之病的辨治多责之肾阳不足，对于梦遗、阳强之病的辨治多责之相火妄动。但是，也应该看到，相火之动而中节与心火功能的是否正常密切相关。因心为一身之主，“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也就是说，相火功能能否正常发挥与君火是否宁静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清热化痰、宁心安神使君火安守其位一样可以达到治疗阳痿的目的。可见，若对中医学理论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掌握不够扎实，就很容易人云亦云，使学术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者：兆麟堂张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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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勇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鲁教授认为，中医的根基和活力在临床，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在临床，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也在临床。中医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史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医学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与疾病抗争的烙印，中医理论的每一次升华都来源于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东汉末年，疫病流行，张仲景著成《伤寒论》；金元时期，热病居多，刘完素提出“火热论”；金代李杲诊病多于穷乡僻壤，民多食不裹腹，故有“脾胃不和、百病由生”的观点；元代朱震亨接触的多是富贵人家，闲来寻欢作乐，故有“相火妄动、耗伤阴精”的名论；明代吴又可遭遇的是湿热性温疫，进而提出“开达膜原”的治疗方法；清代余霖经历的是温热性温疫，故而才有“大清肺胃”的救治思路……中医学强烈的实践性，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具有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认知过程。
基于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鲁教授强调，中医学子应尽可能地多临床、早临床。与过去传统的师带徒的学习模式相比，临床环节相对薄弱是当今中医学子的一大通病。而中医学在语言文字表述方面的形象性，决定了很多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还必须要通过实践才能体会和把握。如脉象“洪大无伦”，面色“黯淡无华”，目光“懒散呆滞”，舌色“紫黑相间”，舌苔“白腻满布”，大便“臭不可闻”……因此，古往今来，学习中医者都非常强调临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医有很多名言，如“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心中了了，指下难明”等，都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对于参与临床训练的方法，开始可以自己的亲朋、好友、邻居、同学等为诊治对象，摸索着进行望闻问切、处方用药的训练；也可以跟随经验丰富的老师临床学习，观摩中医诊治病人的全过程。久而久之，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再认知，才能逐渐形成自身的感性认识。在处方用药方面，鲁教授认为，初学者宜先用小方，由于药味较少，便于观察药物的疗效。反之，如果一开始便用大方，则不宜观察每味药物的疗效。

作者：兆麟堂张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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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勤于思考，培养中医思维
鲁教授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人才，必须加强中医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培养。从整个中医学术发展的过程来看，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医学，其性质是一门以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简单的解剖学知识为基础，并巧妙地借助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医学科学体系。这决定了中医学从其产生之初，就视整个宇宙以及各种生命现象为统一的、有着一定规律可循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在认知人体方面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更倾向于将人体视为活的、有着特定功能结构关系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中医在把握生命与疾病的变化规律时，往往侧重于宏观综合而不是微观分析，偏重于取象比类而不是抽象推演，偏重于整体观察而不是分解实验，侧重于直觉体悟而不是归纳组合。因此，中医学从思维方法上很自然地避免了那种分散的、割裂的认知方法上的缺陷，从而形成了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以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学特有的生命观、疾病观及诊疗观。
针对目前许多中医在诊治疾病时往往容易受到西医思想影响的现实，鲁教授认为，由于中医临床思维的训练和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因此，如果理论基础不够扎实，中医临床思维训练又少，就很容易出现“让西医牵着鼻子走”的局面。比如，临床上，有的医生把贫血等同于血虚，有的医生把糖尿病等同于消渴，有的医生把炎症等同于热证，有的医生把心梗等同于血瘀，有的医生把黄疸定位于肝胆，有的医生认为慢性肾炎就是肾虚……诸如此类的辨证结果，其实都是受到了西医思想的影响。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自然科学，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创建之初，虽然借用了当时原始的解剖知识，但更大量应用的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这些思想不仅影响和支配着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渗透到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认识等诸多方面。因此，培养中医思维方法，除大量接触临床实践，增强感性认识之外，加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修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作者：兆麟堂张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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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承名师，加快成长过程
师承授受是中医学延袭了几千年的传统学习模式。师承名师，可以更加快捷地掌握中医理论知识和临床诊治技巧，使学医者少走弯路，从而加快中医人才的培养进程。自古名医，大都得益于名师的指点和传授。如战国时期的扁鹊学医于长桑君，西汉时期的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和公孙光，东汉的张仲景学医于张伯祖，金代的李杲学医于张元素，元代的朱丹溪学医于罗知悌……对于师承名师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鲁教授感触颇深，因为他本人的学术成长过程就非常得益于名师指点。鲁教授除秉承家学之外，在学习和工作当中，他还特别受到任应秋、董建华、印会河、刘渡舟、赵绍琴等中医前辈的指导和点播，使他常常有拨云见日、恍然大悟之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鲁教授经常这样形容他当年的心情和感受。尤其是1973~1984年的10年间，鲁兆麟跟随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学习，使他受益匪浅，并且从此与中医各家学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一干就是30年。
鲁教授谈到，除业务知识的传授之外，师承名师还可以使学医者受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熏陶，如老师高尚的医德、敬业的精神、认真的态度、勤勉的作风都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而这几个方面的品德修养也恰恰是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德高技精”“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等都说明了品德修养对于技能学习的重要作用。鲁教授举例说，当年，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精神对他产生了至今都难以忘却的影响。任老当年每天早晨都是第一个到教研室上班，5：00钟左右就开始读书写作，同时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要完成1500字的书稿。而且，任老撰文从来都不打草稿，讲究一篇文章从前到后一气呵成。这些，都对鲁教授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促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奋斗不已。鲁教授说，之所以将中医治学之道总结为发奋读书、勇于实践、勤于思考、师承名师，一则是他个人的亲身体会，再则是他从古今名医的成长道路中总结出来的共性特点，而且，也是他对现在年轻一代中医学子的寄语和期望。

作者：兆麟堂张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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