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医学术研究

[王昆文]

也谈中医学术研究

目前，在中医界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拿“科学”说事，什么“科学可行的标准”、“科学疗程”、“科学主题”、“科学选择”、“科学统一的疗效评价体系”、“为现代科学所接受”，等等。他们总把中医与“科学”一词联在一起，似乎在“科学”这顶桂冠的笼罩下，中医就可以“与时俱进”或者更先进了，甚至可以“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看，多么诱人的前景，多么宏伟的构想！尹常健先生的“中医学术研究应围绕临床”一文(载4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的一篇文章。
他总是想用属于“科学”范畴的理念、方法和评价体系及标准要求中医，规范中医，乃至于“完善”中医，比如对治病的疗效来说，明明只有一个目标，即症状的减轻和消除，病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从病人自身的感受就可看出，中医历来都如此。但尹先生却说什么随着“治疗目标的转换和疾病谱的变化”，“对中医疗效的追求也不再单单是‘证’的减轻和消除，还要有‘病’的好转和康复”，即还要用是否符合西医关于“病”的检测指标来衡量，这就是所谓的“两个目标”。这实际上是把所谓“中西医结合”的任务和目标强加在中医头上，让中医必须完成，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医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按照西医所制定的一套关于各种“病”的标准去“追求”，去消除它所称谓的什么“病”。即中医不需要搞什么病证结合，要想把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只能是徒劳的。
诚然，中医也要面对西医所诊断的各种病，但它完全应当按照自己的一套理法方药去处理，去辩证施治，而不应当受到西医理论、思维和方法的干扰。比如实验研究就不应当作为中医学术研究的“主线”，，把实验研究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来对待(如某中医药大学学报即如此)，简直是笑话，而此举并非个别现象。这种“研究”对于中医临床实践基本上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对中医理论进行改造和质变。
尹先生把实验研究看得比学习和运用经典还要重要，并把它作为中医学术研究的主线之一，认为“实验结果胜过引经据典的论证”，认为它能“阐明中医治法和方药作用机理”，“用以说明临床疗效也更有说服力”。其实，这种以西解中式的研究，不过是百年来中医科学化的延续，是陈独秀当年批判中医“不知科学”的思想观念影响所致。这种“研究‘证’的生物学本质、发生规律，表现特点；探求‘证’与现代医学疾病内在联系”的作法，应是属于搞中西医结合的那些人的事，不应把它摊到搞中医学术研究的人身上，中医于此是不堪重负。尹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目前，实验研究与临床尚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应当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说，不是什么“脱节”的问题，而是二者根本粘合不到一起，更遑论“紧密”。
不过，尹先生的文章中还是有一段话说得不错，即：“当前中医科研的基本模式就是牵强地将中医的病因、病机、证候i、治法、方药等元素与现代医学的一些客观元素如基因芯片、蛋白组学等进行‘拉郎配’……脱离了中医学的本质和特色”。这种中西医结合式的所谓科研，其成果寥寥。它的不成功已经为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像让“老鼠点头”一类的实验，已经耗费了我们的一代中医硕士、博士们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埋首其中，远离临床，使其临床能力和水平下降，难道我们还应当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希望尹常健先生等人不要老是想着中医理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突破”，老是想着“使中医临床研究发生质的飞跃”，不要把目标定得那么高，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远没有这个能力。钱学森教授说得好：要把中医理论搞清楚，要使中医现代化，目前的科学水平根本办不到。梁中天先生也说：“中医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欲将自身改造为‘科学’，非但没有成功，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迷失了自我”。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书的作者艾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对现代医学中的错误做了较为生动、形象而深刻的譬喻、解剖与批判，提出了一些颇耐人寻味和思考的问题。作为像她这样一个受过“科学”的教育和熏陶，而非从事中医专业工作的人来说，其对于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清醒认识和本质的理解，的确在我们一些中医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教授、博导和主任医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