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8/05/05
- 帖子
- 7773
- 获得点赞
- 89
- 声望
- 38
- 年龄
- 44
李克绍，字君复，1910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龙泉乡东汤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是农民，兼有蒸茧技术，每年秋收完毕，便赴东北缫丝厂工作，翌年春暖回家，从事田间劳动，勤劳朴实，生活俭约。先生一生，勤勤恳恳，朴实无华，与幼年的家庭熏陶是分不开的。
先生七岁入学，读四年制国民小学，又升入高等小学勉强读了三年后，因生活所迫，毕业后已无力继续深造。但适值山东当局提倡读经，东汤村西头的龙泉小学，也办起了读经补习班，这个班近在咫尺，才使先生得以勉强就读。在补习班攻读了五年，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左传、古文、古诗等。这些课程，奠定了先生雄厚的文学基础，也为先生以后自学中医，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先生在19岁时当上了小学教师，接连作了十年的教学工作。十年中，先生广面教学，一面学医。利用课余、晚间、假日、星期日的时间，口不绝吟，手不停抄，终于在无师自学的情况下，粗通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经典著作，阅读和背诵了部分后世各家有关方药、杂病等医籍，于是在1935年底，在参加烟台组织的全专区中医考试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先生有了合法的行医执照后，便弃儒业医。曾在原藉自设药房开业，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此后，也曾在烟台、大连等地挂牌行医，但由于那时社会秩序混乱，所以时间都不太长。至全国解放以后，先生在威海市联合诊所工作，1956年，联合诊所被国家接收，改为卫生所。之后，调到山东中医学院任伤寒教研室讲师，从事《伤寒论》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自此定居济南。后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曾任山东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顾问，全国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并应聘为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1984年参加九三学社，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其传略被《中国当代名人录》收录。至先生1996年去世为止，从事中医医疗与教学工作达六十余年。
先生学识渊博，医理精深，发表大量的学术论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全国各地邀请其讲学者很多，曾赴北京、天津、南阳、长春、大连等地作学术报告，所到之处，俱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老所著《伤寒解惑论》，影响远及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深得中医学术界的好评，认为本书有不少新发挥、新见解，是对《伤寒论》研究的突破，也是自有《伤寒论》以来，特别是近代一部能启蒙解惑的好书。
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榜样，从医之路及其治学方法颇具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记叙之。
一、锲而不舍自学典范
先生弱冠之年，本是小学教员。因旧社会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极不稳定，加之叔父患热性病被庸医误药致死，才有志改业行医。但当时为什么不学西医而选择中医?令人感到意外而且有趣的是因受到反对中医者的启示，才决心舍弃西医而学习中医的。事情是这样的：先生学医无人指导，盲目购买的第一本医书，是日本下平用彩著的，浙江汤尔和译的《诊断学》，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医书。汤氏反对中医，在书的序言中说："吾固知中医之已疾，有时且胜于西医，但此系结果，而非其所以然。徒以结果与人争，无已时99。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中医治病，有时且比西医为好，但这只是治疗效果，而所以取得这些效果的道理，中医则讲不出来，既然讲不出道理，只用治疗效果同别人争辩，那是不能说服人的。看了这段话，先生发现连西医也承认中医治病疗效不比西医差，只不过因中医讲不出道理，才瞧不起中医。他想："结果"和"所以然"何者重要呢7.余不可能知道汤氏本人如果得垂危之病后，他是愿意明白地知道其所以然而死去，还是想活着而宁肯暂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都会以救人为第一，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不会由于暂时讲不出道理，便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弃而不顾。听任病人死去而还说"可告无愧"(汤氏语)。
先生曾说："世上真有无因之果吗?中医能愈病，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只是暂时尚未得到解释，或者已经有中医的解释，目前人们尚不理解罢了。即使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不应作为中医不科学的一个证据。科学领域的未知数多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是中医常遇到的问题。'行易知难'，'不知亦能行'，这是近代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中，以饮食为例证明不知亦能行。他指出，很少有人彻底了解饮食入腹后的详细消化过程，也很少有人了解人体正常生理需要哪些营养，以及哪些食物各具有哪些营养，但是人们还是每天都在进食的。这证明不知并不妨碍行。但汤氏却一定要抛弃中医疗效于不顾，偏偏在'知'字上将中医一军，这是错误的。"
承认中医有良好的疗效，相信有效果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于是先生学习中医的信心更足了。
先生无家传师承，从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到晚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医学者，靠的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先生早年爱好广泛，书法、音乐、戏剧、文学等，无不涉猎，而当立志学医之后，便放弃了这些爱好，把全部精力放在医学上。先生从不放过学习机会，每日晨起必读，已成习惯，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是有暇便读。兴之所至，常废寝忘食。真有古人"三余""三上"之学风。先生读书每遇难解之处，从不放过，总是苦思冥索，直至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方肯罢休。家境清贫，买书不易，故常借书手抄。正是这样认真地边读边抄，才使青年时研读过的医学典籍，有不少篇章至八十高龄还能背诵如流。先生常说："无师求教，养成苦思的习惯；买书不易，锻炼了背书的工夫"0赠："强记硬背，工夫并不白费"，"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种刻苦的自学方法，是先生学医成功的经验之一。先生衣着俭朴，饮食随便，情志恬澹，不务名利，始终把研究学问，追求知识，作为人生中最大的乐事。他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于中医学的研究，直到晚年，仍然手不释卷，勤于写作。正是经过终生不懈地努力，才使他在无师自学的条件下，对中医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取得了国内外中医界的承认和赞许。《人才》杂志曾发表过署名文章，作为自学成材的典范，介绍他的自学经验。
二、治学严谨著述丰富
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最反对学术上人云亦云，不求甚解，
认为这是近于自我欺骗的不良学风。他读医书，也看注解，但决不盲从，而是认真探讨，反复论证。他常说，读书虽多而不理解，充其量不过一书贾而已。先生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先要有一个研究标准。以学习《伤寒论》为例，他主张：①名词术语的解释，必须前后一致，同一术语，不能在这里这样讲，在那里又那样讲；②必须与《内鳓《本草经》《金匮要略》相结合；③必须经得起临床检验；④必须经得起辩论。学习《伤寒论》是这样的标准，学习其它典籍，也都各有其相应的标准。
先生认为中医学历史悠久，医学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学习中医，首先是要博览群书，然后由博返约。
先生说：过去有句成语："六经根底史波澜。"是说要想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首先要把"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吃透、记熟，以此为基础，还须有历代的史料，来加以充实和润色，才能把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有证有据，波澜起伏。先生认为中医学的根底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象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想把中医学得根深蒂固，是不可能的。但这些经典著作，毕竟原始性及原则性的理论较多，而且这些理论，不加阐发论证，不结合临床体验，仍不易学深学透，这就要求学者，除经典著作外，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著作，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读书破万卷"，每个人虽然因各种不同条件的限制，千卷、百卷也可能读不破，但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有的。
中医学从汉代以降，距今近二千年，在这二千年中，堪称中医名家的至少也有几百家，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在这浩繁的卷帙中，学派不同，立说各异，互相补充者固然不少，互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若不加以分析归纳，梳理鉴别。则读的越多，就越杂乱无章，故只博读还不行，还要善于由博返约，才算真正学到手。先生认为所谓由博返约，是从全面资料之中，归纳出几个重点，从不同的现象之中，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不下大工夫，学深学透是不可能的。比如陈修园在其著的《医学三字经》中，有这么几段话："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杂病法，四字求"。他把李东垣的用药规律，归纳为"重脾胃，升清气"；把张子和的用药规律，归纳为"主攻破"；把河间诸说，归纳为"专主火"；把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归纳为"阴宜补，阳勿浮"。这就是由博返约。这样的归纳，言简意赅，易于掌握，也便于记忆。
对于金元四大家，先生还从其治疗技术上又作了进一步归纳。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全在于补中有行。如升麻、柴胡、陈皮、木香等气分药，都是他常用的配伍之品。河间诸方之所以寒不伤中，一全在于寒而不滞。其常用药如走而不守的大黄、芒硝自不必说，就是守而不走的芩、连、栀、柏等，也大都与枳实、厚朴、木香等气分药合用，使苦寒之药，只能清火，不至留中败胃。他虽然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如黄连解毒汤等，但这是少数。子和主攻破，毕竟是施于经络湮瘀或肠胃瘀滞之实证，如果不实而虚，即非所宜。丹溪养阴，也是在误服金石燥烈药，元阴被劫，相火妄动的情况下才相宜，如果阴盛阳衰，亦为大忌。先生在初学金元四家学说时，觉得四大家各不相同，究竟哪一家好呢?后来又把四大家作以归纳：张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胜邪。当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邪实为主时，采用子和法，二者并不矛盾。刘河间之寒凉，是泻阳盛之火，朱丹溪之补阴，宜于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李老这样一归纳，临床就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长，对证选方，并行不悖。这是由博返约。
先生认为要博览群书，还要善于读书。博览群书是要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然而前人的说教，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先生认为：任何名家权威，都会有干虑之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古人，又不迷信古人，要选精去粗瑕玉分明。他举《内经》《难经》为例，《内》《难》是中医理论的宝库，但这些宝贵的经典著作中，亦存在着脱离实践的糟粕。如《灵枢·经水》以中国河、江、湖、海等比拟十二经脉，意义就不大。《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二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为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难经·四十一难》解释肝脏为什么有两叶，认为是"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为远，犹有两。故有两叶"。"三十三难"用五行解释肝肺，不但把五行讲成教条，且说肝在水中生沉而熟浮，肺在水中生浮而熟沉。其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还有"十九难"的"男子生于寅"、"女子生于申"等，星相、子平者流引用这样的术语还可以，若在有关生命的医学著作中引用，岂不荒谬!所以，先生强调，读经典著作要一分为二，就是对其注疏阅读时也要有分析、有批判。有的竞不是错在经典原著上，而是错在注疏上，如果不加分析照搬不误，就会自误误人，流毒无穷。先生举《伤寒论·辨脉法》中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荣"为例，认为不管是王叔和加入的，或是《伤寒论》原来就有，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捉摸之词，尽管这种学说已经沿续了近二千年，也不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再如伤寒传经之说，本来是一部平易近人的外感病学，却用什么循经传、越经传、首尾传、表里传、传足不传手等虚构之词，把《伤寒论》越讲越离奇，越讲越糊涂。如此读了不加批判，就不如不读。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尊重前人，是必要的，但是"信而好古"，则会泥古而不化，只有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治学才有意义。
先生七岁入学，读四年制国民小学，又升入高等小学勉强读了三年后，因生活所迫，毕业后已无力继续深造。但适值山东当局提倡读经，东汤村西头的龙泉小学，也办起了读经补习班，这个班近在咫尺，才使先生得以勉强就读。在补习班攻读了五年，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左传、古文、古诗等。这些课程，奠定了先生雄厚的文学基础，也为先生以后自学中医，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先生在19岁时当上了小学教师，接连作了十年的教学工作。十年中，先生广面教学，一面学医。利用课余、晚间、假日、星期日的时间，口不绝吟，手不停抄，终于在无师自学的情况下，粗通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经典著作，阅读和背诵了部分后世各家有关方药、杂病等医籍，于是在1935年底，在参加烟台组织的全专区中医考试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先生有了合法的行医执照后，便弃儒业医。曾在原藉自设药房开业，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此后，也曾在烟台、大连等地挂牌行医，但由于那时社会秩序混乱，所以时间都不太长。至全国解放以后，先生在威海市联合诊所工作，1956年，联合诊所被国家接收，改为卫生所。之后，调到山东中医学院任伤寒教研室讲师，从事《伤寒论》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自此定居济南。后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曾任山东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顾问，全国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顾问，并应聘为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1984年参加九三学社，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其传略被《中国当代名人录》收录。至先生1996年去世为止，从事中医医疗与教学工作达六十余年。
先生学识渊博，医理精深，发表大量的学术论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全国各地邀请其讲学者很多，曾赴北京、天津、南阳、长春、大连等地作学术报告，所到之处，俱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老所著《伤寒解惑论》，影响远及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深得中医学术界的好评，认为本书有不少新发挥、新见解，是对《伤寒论》研究的突破，也是自有《伤寒论》以来，特别是近代一部能启蒙解惑的好书。
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榜样，从医之路及其治学方法颇具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记叙之。
一、锲而不舍自学典范
先生弱冠之年，本是小学教员。因旧社会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极不稳定，加之叔父患热性病被庸医误药致死，才有志改业行医。但当时为什么不学西医而选择中医?令人感到意外而且有趣的是因受到反对中医者的启示，才决心舍弃西医而学习中医的。事情是这样的：先生学医无人指导，盲目购买的第一本医书，是日本下平用彩著的，浙江汤尔和译的《诊断学》，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医书。汤氏反对中医，在书的序言中说："吾固知中医之已疾，有时且胜于西医，但此系结果，而非其所以然。徒以结果与人争，无已时99。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中医治病，有时且比西医为好，但这只是治疗效果，而所以取得这些效果的道理，中医则讲不出来，既然讲不出道理，只用治疗效果同别人争辩，那是不能说服人的。看了这段话，先生发现连西医也承认中医治病疗效不比西医差，只不过因中医讲不出道理，才瞧不起中医。他想："结果"和"所以然"何者重要呢7.余不可能知道汤氏本人如果得垂危之病后，他是愿意明白地知道其所以然而死去，还是想活着而宁肯暂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都会以救人为第一，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不会由于暂时讲不出道理，便把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弃而不顾。听任病人死去而还说"可告无愧"(汤氏语)。
先生曾说："世上真有无因之果吗?中医能愈病，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只是暂时尚未得到解释，或者已经有中医的解释，目前人们尚不理解罢了。即使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不应作为中医不科学的一个证据。科学领域的未知数多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是中医常遇到的问题。'行易知难'，'不知亦能行'，这是近代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中，以饮食为例证明不知亦能行。他指出，很少有人彻底了解饮食入腹后的详细消化过程，也很少有人了解人体正常生理需要哪些营养，以及哪些食物各具有哪些营养，但是人们还是每天都在进食的。这证明不知并不妨碍行。但汤氏却一定要抛弃中医疗效于不顾，偏偏在'知'字上将中医一军，这是错误的。"
承认中医有良好的疗效，相信有效果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于是先生学习中医的信心更足了。
先生无家传师承，从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到晚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中医学者，靠的是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先生早年爱好广泛，书法、音乐、戏剧、文学等，无不涉猎，而当立志学医之后，便放弃了这些爱好，把全部精力放在医学上。先生从不放过学习机会，每日晨起必读，已成习惯，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是有暇便读。兴之所至，常废寝忘食。真有古人"三余""三上"之学风。先生读书每遇难解之处，从不放过，总是苦思冥索，直至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方肯罢休。家境清贫，买书不易，故常借书手抄。正是这样认真地边读边抄，才使青年时研读过的医学典籍，有不少篇章至八十高龄还能背诵如流。先生常说："无师求教，养成苦思的习惯；买书不易，锻炼了背书的工夫"0赠："强记硬背，工夫并不白费"，"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种刻苦的自学方法，是先生学医成功的经验之一。先生衣着俭朴，饮食随便，情志恬澹，不务名利，始终把研究学问，追求知识，作为人生中最大的乐事。他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于中医学的研究，直到晚年，仍然手不释卷，勤于写作。正是经过终生不懈地努力，才使他在无师自学的条件下，对中医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取得了国内外中医界的承认和赞许。《人才》杂志曾发表过署名文章，作为自学成材的典范，介绍他的自学经验。
二、治学严谨著述丰富
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最反对学术上人云亦云，不求甚解，
认为这是近于自我欺骗的不良学风。他读医书，也看注解，但决不盲从，而是认真探讨，反复论证。他常说，读书虽多而不理解，充其量不过一书贾而已。先生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先要有一个研究标准。以学习《伤寒论》为例，他主张：①名词术语的解释，必须前后一致，同一术语，不能在这里这样讲，在那里又那样讲；②必须与《内鳓《本草经》《金匮要略》相结合；③必须经得起临床检验；④必须经得起辩论。学习《伤寒论》是这样的标准，学习其它典籍，也都各有其相应的标准。
先生认为中医学历史悠久，医学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学习中医，首先是要博览群书，然后由博返约。
先生说：过去有句成语："六经根底史波澜。"是说要想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首先要把"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吃透、记熟，以此为基础，还须有历代的史料，来加以充实和润色，才能把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有证有据，波澜起伏。先生认为中医学的根底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象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想把中医学得根深蒂固，是不可能的。但这些经典著作，毕竟原始性及原则性的理论较多，而且这些理论，不加阐发论证，不结合临床体验，仍不易学深学透，这就要求学者，除经典著作外，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著作，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读书破万卷"，每个人虽然因各种不同条件的限制，千卷、百卷也可能读不破，但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有的。
中医学从汉代以降，距今近二千年，在这二千年中，堪称中医名家的至少也有几百家，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在这浩繁的卷帙中，学派不同，立说各异，互相补充者固然不少，互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若不加以分析归纳，梳理鉴别。则读的越多，就越杂乱无章，故只博读还不行，还要善于由博返约，才算真正学到手。先生认为所谓由博返约，是从全面资料之中，归纳出几个重点，从不同的现象之中，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不下大工夫，学深学透是不可能的。比如陈修园在其著的《医学三字经》中，有这么几段话："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杂病法，四字求"。他把李东垣的用药规律，归纳为"重脾胃，升清气"；把张子和的用药规律，归纳为"主攻破"；把河间诸说，归纳为"专主火"；把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归纳为"阴宜补，阳勿浮"。这就是由博返约。这样的归纳，言简意赅，易于掌握，也便于记忆。
对于金元四大家，先生还从其治疗技术上又作了进一步归纳。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全在于补中有行。如升麻、柴胡、陈皮、木香等气分药，都是他常用的配伍之品。河间诸方之所以寒不伤中，一全在于寒而不滞。其常用药如走而不守的大黄、芒硝自不必说，就是守而不走的芩、连、栀、柏等，也大都与枳实、厚朴、木香等气分药合用，使苦寒之药，只能清火，不至留中败胃。他虽然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如黄连解毒汤等，但这是少数。子和主攻破，毕竟是施于经络湮瘀或肠胃瘀滞之实证，如果不实而虚，即非所宜。丹溪养阴，也是在误服金石燥烈药，元阴被劫，相火妄动的情况下才相宜，如果阴盛阳衰，亦为大忌。先生在初学金元四家学说时，觉得四大家各不相同，究竟哪一家好呢?后来又把四大家作以归纳：张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胜邪。当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邪实为主时，采用子和法，二者并不矛盾。刘河间之寒凉，是泻阳盛之火，朱丹溪之补阴，宜于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李老这样一归纳，临床就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长，对证选方，并行不悖。这是由博返约。
先生认为要博览群书，还要善于读书。博览群书是要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然而前人的说教，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先生认为：任何名家权威，都会有干虑之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古人，又不迷信古人，要选精去粗瑕玉分明。他举《内经》《难经》为例，《内》《难》是中医理论的宝库，但这些宝贵的经典著作中，亦存在着脱离实践的糟粕。如《灵枢·经水》以中国河、江、湖、海等比拟十二经脉，意义就不大。《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二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为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难经·四十一难》解释肝脏为什么有两叶，认为是"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为远，犹有两。故有两叶"。"三十三难"用五行解释肝肺，不但把五行讲成教条，且说肝在水中生沉而熟浮，肺在水中生浮而熟沉。其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还有"十九难"的"男子生于寅"、"女子生于申"等，星相、子平者流引用这样的术语还可以，若在有关生命的医学著作中引用，岂不荒谬!所以，先生强调，读经典著作要一分为二，就是对其注疏阅读时也要有分析、有批判。有的竞不是错在经典原著上，而是错在注疏上，如果不加分析照搬不误，就会自误误人，流毒无穷。先生举《伤寒论·辨脉法》中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荣"为例，认为不管是王叔和加入的，或是《伤寒论》原来就有，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捉摸之词，尽管这种学说已经沿续了近二千年，也不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再如伤寒传经之说，本来是一部平易近人的外感病学，却用什么循经传、越经传、首尾传、表里传、传足不传手等虚构之词，把《伤寒论》越讲越离奇，越讲越糊涂。如此读了不加批判，就不如不读。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尊重前人，是必要的，但是"信而好古"，则会泥古而不化，只有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治学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