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 退休中医王教授的反思

作者：王教授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花甲之后又五年
[原创 2010-12-15 17:12:32] 字号：大 中 小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学习的努力，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节。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针砭了时弊。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究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同学说，有些事大体不错就行了，不必较真，非得弄出个是钉是铆来；更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唯利是图，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现代医学已经诊断清楚的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人家治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性、味及其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保准没错。反正中国人天生的阴阳失衡，《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也！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治已病治未病”，或者专治一切“不治之症”，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是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正如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不久所言：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应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遭到漫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大意如此〕。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只要有1%的在思考“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有了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一阴一阳”；“己”字“张口吃饭”、“摇头甩尾”象形般的解释那么简单。
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有二：
一是“孩童辩日，如盘如汤”。这是《列子》中一篇辩日的故事，说明两小儿的“认知世界”是不同的，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是不一致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世上，同一人，同一物，同一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和科学的准绳。把中医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却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有人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二是“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太炎先生语〕抱着一种但求捕得鱼兔不必问其捕捉工具是什么和如何能够捕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方法和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以为中医用药在先，病愈在后就是中医的功效。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缺乏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完全忽视了人体本身、致病因素、疾病乃至医生、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满足于个案的结果，既经不起科学的实验检验，也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敲。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与无奈。
就人类的认知而言，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只要你把眼睛转个弯去看看自己，不是指向眼前的客观外部世界，而是指向眼后的自身内部世界，认识认识自己这活蹦活跳的生命，就会发见眼后的一切却是那么模模糊糊，不甚了了，一片幽暗，没眼前的那么明了清晰，清楚明白。纵观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晦涩和困难的过程，往往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停滞不前，甚至几经蒙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人类己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尤其是对自身大脑的认识；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认识；对精神性、心理性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认识；对一些仅有症状而查无体征时下称之为“心身性疾病”的认识。当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无法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的途径去进行科学的解读和揭示时，因而不得不又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原始认知之上，“求诸于外，类比于内”、“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似乎只有那些含糊模棱“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念才能说明一切，而且越是“高度抽象”越能说明“深奥问题”，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停滞无法促使技术手段进步，技术手段的停滞又会阻碍科学理论发展。
那后来的哲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又说：“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这“生命”、“蛋白体”、“存在形式”、“新陈代谢谢”、“自身”、“物体”、“过程”、“每一瞬间”、“别的东西”、“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等等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够你去揣摩的了。但如今看来，那生命之中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深奥的知识和学问，即便是伟大的哲人也未免能说得个完道得个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是健康，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健康固然需要自己去维系，岂能让它停止、灭亡，得寻觅点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但其终究会停止、灭亡而去，遵循自身生物学的规律，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完全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难什么难！我那老先生说：只要识得一个“人”字就可当中医生。那思考着的学生说：那老先生可“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而且临床疗效卓著”。老先生还说：《黄帝内经》中只要“一句话悟清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那学生也说：可见“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当今这世道儿，让人认识容易，让人认可却没那么简单，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那点点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撫摸”、“安慰”和“关怀”，留下点人文色彩罢了！
难什么难！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不就是白日、黒夜；太阳、月亮；高山、流水；男人、女人；一团“气”而已……望而知之，再简单容易不过的事儿了。那阴阳一分为二不就是哲学？那股子“气”不就统揽了天地人日月星辰三才七政？那六淫外感、七情内伤、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失调、八纲偏颇、经络脏腑失衡不都是病？“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之道，权谋之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也！怎么会是“五大组织”、“八大系统”、“三大代谢谢”……？是“细菌”、“病毒”等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是“新陈代谢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怎么会是“细胞”、“干细胞”、“蛋白体”、“线立体”、“基因”的缺损？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黄金指标、有效成分、对因治疗、无效验证、对照组验证、氨基酸、血钾、血钠、血尿酸、肌酐、血糖、胆固醇、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酶、分子、质子等等名目繁多细之又细微之又微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东西！何必弄得那么复杂繁琐，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没错，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是愿意受那些过时的哲学所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那正确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是科学的先导，而错误的、过了时的哲学思想却往往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中医理论满足于两千多年前所谓传统的、形而上的自然哲学残渣，所谓“神仙圣人史观”、“一次认识完成论”，使之得以苟延残喘；中医理论在“维系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说辞之下，成了时下众多中国人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其实，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则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一样，绝没传统中医那“秀才学医，笼里抓鸡”、“医学实在易”般的简单，也没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尽人事，听天命”那么从容淡定乐观和无所谓！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致力于引进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他们的努力，科学精神已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眼下国民的科学素质还比较低，但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分享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果真正放眼看世界，比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兴衰的历史，就会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们仍然处在转型时期的落后阶段，虽经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更多是“量的进步”，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进步”，而真要实行“质的进步”还需要继续艰苦努力。如不舍弃旧的传统，进行充满阵痛、脱胎换骨的转变，就难以完成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如果囿于历史的成见，满足于以往的所谓“经典”，固执于旧的理论，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求进取，不事创新，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医学科学还会落后于人家几十上百年，最终将贻误为害整个民族。因此，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要象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所教导的那样，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不应只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国家与民族。紧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步伐奋起直追。
好心的朋友们都建议我将近年来所感所发的愽文一并整理付梓成书，但我却认为让她留在网上似乎更为妥当，因为书本印数有限可以焚掉，网络无边不可泯灭！就让她作为一个“中医理论”的“时间囊”，永远留置给后人。也作为自己的“时间囊”：五年、十年……五十年或百年之前，一位学过中医的老头子，对他自己所学习和从事过的专业曾经留下这么些言语。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如今，花甲之后又五年，六十有五矣！将其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那么一丁点一瞬间的事儿，微渺至极。行年六十五，当知六十四年之非，人生苦短，能读懂一、两个“理论”，幸哉足矣！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未来还有多少个五年！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尽情享受人生这份休闲与幸福，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日出东海落西山，睁开眼睛又一天。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愁愁喜喜只求人舒坦；每天领取养命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多多少少一个样；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粗粗细细都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捡，好也御寒，赖也御寒，好好赖赖只御寒；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贫贫富富又咋样；常与知己好友多聊聊，不改书生气，放言无所忌，笑谈天下大小事。但是，无论如何，遇事还得动动脑筋钻个牛角尖，应该说的还得去说，应该做的还要去做。老来随心所欲之，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不以亢龙为忧，却以亢龙无悔矣。否则，岂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回！
“知识就是力量”！如今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毫无疑问，培根先生所说的“知识”，应是当下最新的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学问，而不是过了时的已经陈旧无用的知识和学问。世界上只有科学知识和学问才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与人终生相伴的财富。别的什么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神马浮云。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士都把接受继续教育、终生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无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三件大事。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哪客观世界可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哦！〔京且〕

这位王教授，估计学了一辈子也没学到什么，用来治病更是见不到疗效，所以一定是恨死了中医，后悔当初不如去学西医了.

此叫兽误人子弟，罪责难逃~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2〕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
[原创 2010-11-11 16:26:59]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乏玄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了。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想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乃至国家、家庭、个人等等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进一步就推衍为“良相良医”了，以致于将诊治疾病的医事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是先求诸于外，后类比于内也！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以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从而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总之，对生命的奥秘、人体身体结构以及人为什么会生病等等国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中医理论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较之先民们从“神学”的角度要进了一大步，但较之后来现代人科学的生物学解释就差了一大截。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对这些问题的所谓神学的、哲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失去其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生物学解释，而最终会回到人体本身上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並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逐渐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重发 京且〕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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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外行人看来，
“中医负我”还不确定
“我负中医”还真实在。(本来想写在和讯网的，可惜不能跟帖)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3〕中 医 的 本 质
[原创 2010-11-11 16:31:44]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而中医师对病人的诊治乃至对每一位病人每一次的诊治过程也都只是简单的低层次的有限的“感觉”加“类比”的认知，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亿万人相同”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所以，其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重发 京且〕

看来这位教授对中医理论的理解还相差胜远。

回复 6# 赤小豆


我负中医这句话说的很好，很欣赏

中医是有理论的系统科学。不然很多病第一回遇到的时候，就不知如何下手了。

负不负了中医无所谓，因为他不信。最可恶的是他负了多少学生？拿自己不信的东西去教授别人，而且是干了一辈子~~

抛下中医如何不说，这种人的行径比谋财害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王教授懂得“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道理。就会有不同的感慨。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4〕中 医 的 位 置
[原创 2010-11-11 16:39:56] 字号：大 中 小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他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头痛腹胀，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奎宁片，注射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的哦！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並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等等。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的病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和自缓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些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並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何况，还有一定的误诊率可利用。当下，即便是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误诊率，在我们国家这一百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重发 京且〕

许多不信中医的人，说中医不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呢，探索、研究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就是科学，其实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宏观的研究，一种是微观的研究，宏观的是整体的、片性的思维方式，微观的是局部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现代方法偏重于微观法，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既微观又宏观的方法，就像人们脑子里可以出现几个画面，而屏幕上只能一个一个的显示，将来，大型电脑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先入为主的认为只有微观的局部的方法才是科学，其实是一种误解。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中医的宏观片性思维方法是先进的，它在还不能探知微观世界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了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来解决问题，其实是先行了一步。当然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不理想的的地方，但它的理论核心的本质是先进的，它的表述方式需要我们用现代方法来改进，我想，我们可以作几方面的工作：1.用现代语言表述。2.全面准确客观的记录病历。3.全面记录施治过程中每一步思维和用药。4用电脑分析历史的和现代的所有成功和失败的病历。这需要官方民间的多部门多兵种长期的努力。现在中医专款用在中医事业上的比例并不高，这和上层的宏观把握方向有关。基层中医小混混不少，光知道忽悠着捞钱，所以中医事业举步维艰。但是人民的信赖是中医不死的源泉。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5〕灭 中 医 者 中 医 也
[原创 2010-11-11 17:31:55] 字号：大 中 小

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而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什么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有几何？就说那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一附院门厅内大幅的MRI介绍、中医二附院门口占门髙三分之一的“赛博刀”的大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

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了现代医学的支撑，两家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可能早已瘫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都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音乐家〕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靠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黄粉〔中药粉〕”不行加“白粉〔西药粉〕”，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沐足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针灸治截瘫到治聋哑再到针刺麻醉做手术；从透视到遥视再到气功治百病；从“轮子功”到如今的“绍龙观”、“悟本堂”、“大道堂”等等无不风靡神州大地。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完全是在忽悠老百姓，连那中央电视台时常都在呼喊着：咱家的老人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時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髙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咋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中医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时而是中医科学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两。

嗚呼！中医特色早已荡然无存。

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自然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现代医学的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犹如饮鸩止渴，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实践虽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非“真理”，“真理”也并非就是“实践”那么简单。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与“真理标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倘使“实践”就是“真理”，人类就绝不会犯错了！可见“实践活动”与“真理标准”并非是同一种东西。“真理”，有的来自实践，属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来自理论，属于理论推论的结果。“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真理”不仅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也需要“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

不管是“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或是“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都必须依据“实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且所有检验不只是一次完成，还需要反复验证，检验的有效性更需要进行反复评估分析，要做到大家公认，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一旦确立，就不仅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真理标准”去判断实践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因此，对科学而言，无论科学家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事哪一门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分歧。如果科学家对科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背离，就意味着其科学生涯的结束。

记得《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阿西摩夫原著版〕一书中第一章，在回答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摩夫是这样回答的：“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覌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之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和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可见，科学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绝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经验可不是科学哦。也不是自以为在搞科学，嘴上说着科学，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的啊。

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医疗技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像古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以及古中国医学等等，发端于中国的古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而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欧美的传统医学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医学，即近、现代医学。

近、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医学扬弃的结果。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力学、地质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和标准，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科学医学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不论其源于何方，只要合乎科学常理，经得起实践、逻辑检验，作出实证、证伪的科学验证，那就要纳入人类共享的医学，现代医学。

其实，中医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一种传统文化，甚至是一种个人艺术，却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处理，那有不成“骗子”，不成“伪科学”的！那有不“后继乏人、乏术”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中医来说无疑是一陷阱，是扣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完全是误读了中医，没读懂中医。难怪有人说：当下，最不懂中医的是中医！最糟蹋中医的是“中医”！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当代中医之积弊。

有92%的疾病的病人需要人们去关怀、安慰，还有什么必要去争“科学”不“科学”，“现代”不“现代”，“主流”不“主流”呢？如果“科学”是从公元17世纪牛顿力学算起的话，”“中医理论”却是纪元前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压根儿与“科学”不粘边，与“现代”更是相差数千年了！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用。有92%疾病的巿场份额，专家、教授们都说了，中医何必抱着金碗讨饭吃呢？退出“体制”又何妨！真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了！

关键的关键是要对疾病作出正确的判断，分清那些病是8%现代医疗技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些病是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些病是22-32%目前暂时还不能治愈的，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每一种疾病，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行就行，不行就让病家另请髙明，不要贻误了病情。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硬要创个什么“世界一流”、弄个“新医药学”岀来！要时刻牢记“我们应该把自己不能治的疾病交给那些真正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人去治”，这一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做好中医自己的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把这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医学的目的，一直就是在帮助病人。让自己永远铭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医学之崇髙目的。

其实，即便是非科学的，也未必是绝对无用无益的，但如果不能被别人按照同样方法和实验条件做无数次重复验证，它确实不能说是科学，非要说是科学，当然会招来“伪科学”和“骗子”之责。非科学并不一定可恨，可恨的是为了“科学”而弄虚作假的骗子，弄出些什么更“科学”、更“现代”、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来，真不知又会误导了多少善良的人们！

这里，套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式“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说一句，“灭中医者，中医也……，族中医者，亦中医也，非西医也……”，并想以此奉告那些想当“科学家”的中医大师、名中医们，千万别再干出让吕炳奎老先生所怒斥的“摧残老的”、“毒害小的”那种蠢事来哦！〔重发 京且〕

这个王教授！怎么用那么雷人的标题！

作者：王教授

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
[原创 2010-07-24 21:12:52]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之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所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着“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留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重叠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就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杨维益教授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等“用药模式”以及“选药原则”所推论而制定的处方。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更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联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不断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且不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书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520卷，120种，950万言之多，可谓博大精深。叶天士师从十七人，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当时真正有用的医书太少，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不多，乃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如今神州大地56个民族56个医，再加上儒医、释医、道医和现代医学等都快60个医了。可仍不能抵御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袭，时下甲型H1N1流感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通观近年来，国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医药防治处方，已无法从中寻找得到《伤寒论》“经方”的踪影。

鄙人所读中医伤寒类的书籍不多，但凡认真细读，就会发见，几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说到作者写作动机和背景时，都会先说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紧接着便是“但书”。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现以补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或“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徧及于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继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这一方面故然可见客观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先前的医学有其滞后性和局限性，人们对医学的求索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似乎还有点什么不便说出来。我揣测这后世为仲景“封圣”者和众多《伤寒论》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当“亚圣”或“半仙”了！故托古说今，弄出个“‘六经’注我，注自己”的招数来，于是塑造了一个“医圣”，为自己的“未来”铺垫开道。

笔者曾从事过中医《温病学》的教学工作。学生们每每问及伤寒与温病的关系，提及《温病学》是否是对《伤寒论》的怀疑与否定时，从不敢轻言，总是“为圣者韪”！只能按教科书所说，《伤寒论》乃《温病学》之源，《温病学》乃《伤寒论》之发展。从麻黄、桂枝到银翘、桑菊，一脉相承也。好在，学生们大多也明白，这可是中国人的一贯说辞。以此类推，则巫祝为源，《伤寒论》为流，医巫同源也！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是为正统。

但仔细研究其《自序》，不难发现张仲景既不“始终顺旧”墨守成规，也不“钦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谋求进步与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墨守“传统”，“巫祝”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张仲景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创新派”。可如今现代人不迷信张仲景，不迷信《伤寒论》，稍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却被斥之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反传统了。岂不怪哉！可千万别学了庄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后，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断认识自然的错误结论。其实，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没有止境、无穷无尽的。谁要是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谁就会深陷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观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国流行之状况。吴又可《温疫论》虽创病从“口鼻而入”之“戾气”说；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传变”之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也创建了病由“三焦纵传”的新见解。似乎都在企图开辟一条新途径，谋求有所突破。但是，它们始终仍然无法跳出中医理论那虚无玄妙的氛围，没能逃脱空洞的说教，冲破歧黄灵素、六病传变的束缚。最终未能改变吴鞠通本人所谓“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之说。也未能改变汪廷珍、朱彬在为其《温病条辩》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况，仍然延续着“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的基本格局和无奈。

前人如何为，我们已管不着啦。我们自己如何做，后代人又该如何做，倒是应当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来，人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仃留在中医学上，更应该往更具体更深层次去考虑考虑人为什么会生病？探讨中国历史上疾病的演变，药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几千年来中国疾病谱的变化，寻找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以及当時所用药物的疗效到底何如来；看看这“古病”与“今病”、“古法”与“今法”、“古方”与“今方”、“古药”与“今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书故然要读，但单靠老祖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了的。就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东西，肯定越存在着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绩，早就被后来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比现代人更聪明，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可言了！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应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研究，导向究竟应该面向哪里？不应将人们引导向往后看，往后走，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千万别再玩概念、瞎折腾了，弄出个“中医什么化”和“西药中药化”来。贻叽大方，且误后人！

有道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同时代的“医圣”也不显灵！如此观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只是汉代一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正义感而且观察仔细、尽职尽责的医生。据传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一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基之作。亳无疑问，张仲景应当是中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其“自序”所叙，可见其对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痛斥了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驳斥了那些“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他的道德精神，那种“反权豪反名利智园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医至善”的高尚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确实值得当下为医者认真学习。

但他同时又是汉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深信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转移符应、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鹊、华佗，此后的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样，都是集医、易、道和神仙术于一身，在巫在医，在仙在道之间。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技能，是被神话了的仙家。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就像那滚滚流淌着的粘凋的黄河水，虽说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但你说要从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来以证明什么，能找得到吗？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去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经典”、“圭臬”。于是乎，后来的人们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个误区，而绵绵延续至今。历史应该是由事实来写成，而不是靠编造出来的，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了的。历史研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是要去追踪历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结论。因此，更应该多一份心思，将历史资料尽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以便更好地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不致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写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而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即便是在当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单纯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媒体传什么就是什么，善良的人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你得认真思考，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点“科学理性”，少一点“感觉”加“类比”的“民族情绪”，否则被人家“愚”了、“骗”了，你还在那傻乎乎地笑着呢！其实，在历史的语境下，那“情绪”什么也不是，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年青时曾读顾颉刚先生所编著的《古史辨》一书。顾先生在该书第一册的扉页上引用了世界杰出的雕塑家法国人奥古斯特·罗丹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开篇辞。

他还在书中《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顾老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古代历史〔包括古书、古事、古人〕的研究，从怀疑古史，批评古史到古史辨伪，其实只有疑古一派，因为只有“疑古”才能祛伪古而见“真古”，然后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释古”之释“真古”。所以，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顾先生由于疑古，因而揭示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没有的事，都是神话和传说的“史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 “史识”和“史胆”。

历史学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必须趋于最大的一致。

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所谓权威“古圣先贤”？即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上神仙般的人物，更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但是，倘若现代人仍然食古不化，那才是最可悲的！(重发 京且)

作者：王教授

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4〕中 医 的 位 置
[原创 2010-11-11 16:39:56]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他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头痛腹胀，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奎宁片，注射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的哦！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並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等等。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的病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和自缓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些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並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何况，还有一定的误诊率可利用。当下，即便是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误诊率，在我们国家这一百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重发 京且〕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

此老30多年，拿了不少公奉银子，感觉确也读了许许多多书，古今中外、方方面面的，文中卖弄了不少，算得上是饱学之士。文中许多东西，也反映了中医的实况。许多观点也不无道理。但终究是“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却没当几天中医生，不会治病吗！即使开个调理方，也是“样子”，心里靠的是“自愈力”。此人真称得上“中医理论教授”，知识渊博，但万万不能称其为中医生”，因为中医生是治病的，而“中医教授”是练嘴的。但其人其文，从一个方面映出了目前中医教学的弊端：理论教师和教授，没时间临床、没本事临床。“熟读王叔和，一上临证瞎”！不明白中医是实践科学，理论仅仅是解释实践现象的，是为实践服务的。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几十年的公奉银子，可惜了一大肚子的学识，辜负了中医，辜负了政府的银子，但有脸有胆“我负中医”也算“六十耳顺”吧。奇人一个，他日若病，必靠自愈力而愈，坚决不让中医“哄骗”。一窍未通，功臣罪人两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