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妇科名著集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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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妇科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以中医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中医特有的学术思想为指导，从而认识妇女的解剖生理特点、病理规律，并研究女性特有疾病以及相应诊治技术的一门临床学科。

中医学对女性的解剖、生理、发病规律、诊疗技术的探索以及专科设置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具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资料，这在过去历史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早期的历史上，人口增殖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战争兵源的需要以及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都对人口繁衍有迫切需求。因此，重视产育是多个朝代统治者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对妇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思想史上，中国伦理纲常受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几千年来被灌输到各个领域。然而中医学作为自然科学能独立清峻，最大限度地摆脱其影响，才使妇科学健康地发展成为一门较完善的临床实用学科。更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医学伟人，大都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深刻影响，并用实践表现了中国伦理思想的美好一面，即“爱母怜子敬老人”。《史记·扁鹊传》：“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为妇人病脉证治专设三篇；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居其篇卷之首。并声称：“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则是崇本之义也。”这也说明，中医妇科学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从中医妇科学的发展历程及文献记载来看，最早是从重视产育开始的。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不少是有关占卜生育的卜辞。这虽然不能算作妇科学的资料，但已显示出社会各阶层非常注重妇女生育问题，这势必会促进妇科学的建立。《左传·昭公元年》有“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的记载。《礼记·曲礼》指出：“取妻不取同姓。”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已经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对于近亲生殖的劣势遗传已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戒律和礼制对于优生学有积极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到仅仅注重产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认识女性的解剖、生理、病理机制及诊治规律，才能更好地解决妇女保健和母子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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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及秦汉间《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黄帝内经》虽然是医学综合典籍，其中对女性的解剖、生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并对多种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出了灼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妇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这是《内经》中有关女性生理的详细论述，以此为理论依据，后世治疗多种妇科病，可通过益肾气、补气血、调冲任而取得疗效。《素问·奇病论》：“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络之脉绝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这是《内经》中对妊娠性音哑的病理认识，并认为此病无须治疗，当足十月分娩后会自然恢复。《素问·平人气象论》：“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这是《内经》中有关诊断胎孕的翔实资料。《灵枢·水胀》中对妇科常见病“肠覃”和“石瘕”有详细的论述，其诊断方法和鉴别诊断，时至今日仍有实际意义。其中谈道：“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依据此段文字的描述，其中“肠覃”类似现代医学妇科常见病卵巢囊肿，而“石瘕”则类
似子宫内肿瘤。现代医学对这两种疾病的初步诊断和鉴别诊断仍应用这种方法。因为两种疾病均为下腹部肿物，在古时非手术治疗的情况下，随日益增大，均状如怀子。我们现在知道，因为“肠覃”生有一个较长的蒂，呈很大的游离性，所以“推之则移”；又因其没有生在子宫之内，所以“月事以时下。”这可以说是诊断“肠覃”的要点。而“石瘕生于胞中”，所以“月事不以时下”，这是“石瘕”的诊断要点。也是诊断两种疾病的鉴别方法。这种方法，目前仍行之有效地应用于临床。《内经》称这两种疾病“皆生于女子”，这就指明两种病为妇女特有疾病。《素问·腹中论》：“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岐伯曰：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二物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内经》中所载述的这些医论，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妇科病诊断、治疗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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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以后，妇科医论开始向专门学科分化和发展。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可知，最少不晚于公元前二世纪，已有《胎产书》。《汉书·艺文志》载有《妇人婴儿方》十九卷。东汉末年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据其《自序》中声称参考了《胎胪药录》一书。由此可知，在汉代以前已有多种妇产科专著行世，可惜后来均已散佚。而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著有“妇人妊娠”、“妇人产后”及“妇人杂病”三篇，这其中包括仲景自己临床经验的总结，也不乏仲景采撷前人的成就。另一方面，这也是继《内经》之后，最早载述有关妇科病最丰富的著作。在前人著作大量散佚的情况下，仲景书所载“妇科三篇”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为后世医家撰述妇科专著打下了基础。

其后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其著作虽未传世，但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运用汤药和针法治疗李将军妻胎死腹中一案，可知华佗对妇产科诊治技术已达十分精湛娴熟的地步。

晋代名医王叔和著有诊法专书《脉经》，其中第九卷共载九篇。前八篇均为妇产科有关脉象和辨证论治的专论，其中不但继承了《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的有关学术成就，并且又有所发挥和创
见。

隋代大业年间，由太医博士巢元方编纂而成的我国第一部疾病病因、证候专著《诸病源候论》，是一部集病因、病证之大成的巨著，全书共五十卷六十七个门类。其中第三十七卷至四十四卷为妇产科诸病，列入“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总结了隋代以前的妇产科成就。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流行于世的妇产科专书已不下十二种，其中有《黄帝素问女胎》、《黄帝养胎经》、《张仲景疗妇人方》、《范氏疗妇人方》、《徐氏疗妇人瘕》、《疗妇人产后杂方》、《产乳书》、《产经》、《王氏推产何时产法》、《杂产书》、《生产符仪》等。另载有《产图》二卷、《杂产图》四卷。由此可知，当时已有以图示意的产科书，可惜以上诸书至今均已无存。

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成书的《备急千金要方》，是唐初著名医家孙思邈集大半生精力著成的篇卷浩大、内容广博的大型医学著作，被后世学者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全书共三十卷，其中卷一为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及治病略例等九篇，为全书总论。卷二至卷四共三卷为“妇人方”，孙思邈将之冠于群方之首，以示对妇科病的重视。三卷包括求子、妊娠诸病二十一篇，医论医方极其详备。孙氏首先提出不孕症亦可因“丈夫有五劳七伤、虚赢百疾”所致。这种精辟的见解不但揭示了不孕症亦可由男方而致的机理，也纠正了历代不孕独责女方的偏见。孙氏还最先提出“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的禁戒知识，说明孙思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已经注意到用铁器断脐易使新生儿感染破伤风，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科学的。

在唐代历史上，不但有孙思邈一代医界伟人，当时的妇产科专书也相继问世，《旧唐志》载《妇人方》十卷，另载《妇人方》二十卷、《俞氏小女节疗方》一卷、《小女方》十卷、《小女杂方》二十卷。《新唐志》载《崔氏产图》一卷。可见继隋之后，唐代也出现了标图产科书。但以上诸书均已无存。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昝殷的《经效产宝》问世，此书是至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存世最久的妇产科专
著。本书不但有其重要的实用价值，也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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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宋立国。宋是中国历史上对医学最重视而且医事制度最完备的朝代。朝中设太医局，掌管医事，内设九科，即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眼科、疮肿折疡科、产科(其中包括妇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禁科，医事及管理人员共计三百人。其中产科十人，设有产科教授。在医事制度上妇产科独立分科，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明确的分科制度，促进了各科的专业化发展，各种专科著作相继问世。妇产科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也远远超过已往的历史时期，仅据《宋史·艺文志》和现今仍在流行的宋代妇科书粗略统计，已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较有名的有李师圣、郭稽中所著《产育宝庆集》、杨子建所著《十产论》、朱瑞章所著《产科备要》、薛仲轩著《坤元是保》、齐仲甫著《女科百问》、陆子正著《胎产经验方》、陈自明著《妇人良方大全》、沈虞卿著《卫生产科方》、沈炳著《产乳十八论》、无名氏所著《产科经真环中图》等。这些书籍有的现已亡佚，有的至今仍为医界所习读。尤其是《妇人良方大全》，卷帧浩大，内容丰备，集前人之大成。

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叶的金元时代，中原地区虽然战乱频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确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百家争鸣时期，金元四大家的医学观点也都相应地体现在他们对于妇科病的治疗上。刘完素认为“女子不月，先泻心火，血自下也”。这显然是在他“主火论”观点的指导下，主张用寒凉泻火之法以通经。李东垣认为“妇人脾胃久虚，或形赢气血俱兼，而致经水断绝不行”，是他“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在妇科学的体现。因此，李氏的补脾升阳、益气补血之法在妇科学多种疾病上广泛应用。朱丹溪应用“清热养血”之法治疗多种妇产科病，也充分体现了朱氏养阴法在妇科方面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朱氏有兼采诸家之长的特点。习古而不泥古，颇具变通思想。曾巧妙地治疗产后子宫脱垂。“一妇人产后有物不上如衣据，医不能喻”，朱氏认为：“此子宫也，气血虚故随子而下。”即用黄芪当归之剂，而加升麻举之，并受“皮工之法”的启发，“以五倍子作汤洗濯，皱其皮，少选，子宫上”。张子和在其攻下法思想基础上，总结了妇科病“贵流不贵滞”的理论。常用吐、下逐痰水的方法治疗某些月经病而取效。金元时代的各家争鸣，表面看是门户之争，实质上是不同流派学术成就的建树，妇产科学也得益其中，使许多不同原因而诱发的妇产科疾病出现了新的诊治方法。

明朝建立后，局势出现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曾一度昌盛，医学领域也随其繁荣而发展，明季也是医家辈出的时代。明代医家继承了前代各家的医学成就，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在内容上出现了不少比较系统而丰富的妇产科著作。如王肯堂的《女科证治准绳》，是综合前代诸家有关妇产科理论和论治，并依据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为宗法，兼采众家之长，分门别类编次成书。王氏出身医生世家，并中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等官职，与上层诸多学者有广泛接触，并与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兼学者利玛窦过往甚密，所以王氏的学识广博而深厚，对天文、历算、书画、禅学均有很深造诣。他的医学著作《证治准绳》是集明代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巨著，与稍前的《本草纲目》堪称伯仲。《女科证治准绳》为《证治准绳》的一部分，可称为明代最有影响的妇产科著作。与之同时的武之望著有《济阴纲目》，主要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蓝本，而编成的另一部卓有成就的妇产科专著。明代较有影响的妇产科著作尚有薛立斋的《女科撮要》，万密斋的《广嗣纪要》、《妇人秘科》。明末有成就的妇产科著作为张景岳的《妇人规》，本书为《景岳全书》中有关妇产科的专论，共二卷，内分总论、经脉、胎孕等九个门类，每类又分若干证，每证论其机理，然后辨证设方。既广引各家之说，又能抒之己见，是较好的妇科专著。张氏在本书中还针对当时盛行的早婚现象提出批评，依据女性生理认为早婚早产易使妇女过早斫丧。张氏还根据封建时代妇女地位低下的情况，探讨了女性性心理的若干问题，颇有灼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为药学著作，但对妇产科疾病的证治方药载述颇多，并对妇女月经的生理现象进行了探讨。其云：“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此指月亮)，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女人之经，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后，或通或塞，其病也。”古人对女性的经血现象与自然界月亮运动周期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早有认识，李时珍更以天人相应的观点来阐释妇女月经周期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以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

清代随社会总趋势的进步以及前人遗存资料的日益增多，医学也向前迈进，各家著述相继问世，妇产科也不例外，其刊行于世的著作更加丰富。清代将妇产科统称为妇人科或女科。萧埙的《女科经纶》，综述前人的妇产科理论。《医宗金鉴》内列《妇科心法要诀》，对妇科要旨论述颇详。另有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沈尧封的《女科辑要》，阎纯玺的《胎产心法》，竹林寺僧的《胎产新书》等不下十几种。对后世影响较大、行世较广者应首推《傅青主女科》。对产孕问题有独到见解而且较为科学的应推《达生篇》。

至清末，西学东渐，西医在中国已初具规模，其西学知识也对中医学术产生了一定影响，曾一度出现“中西汇通”派，其代表人物唐宗海、张锡纯在各自著作《血证论》、《医学衷中参西录》中都另辟蹊径，并吸取部分新知，对其中的妇科内容也具有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由王孟英、徐杰整理编辑的《沈氏女科辑要》，附录了“泰西诸说”一段文字，即当时翻译的“合信氏全体新论”，其中谈到：“女子尻骨盘内，前为膀胱，中为子宫，后为直肠。膀胱溺管一寸，其下为阴道，即产门也。产门肉理横生，可宽可窄，其底衔子宫之口，阴水生焉。子宫状若蕃茄，倒挂骨盆之内，长二寸，底阔一寸三分，内空为三角房，一角在口，两角在底。底角有小孔，底孔有二筋带悬之，此带无力，即有子宫下坠之忧。受胎之后渐大而圆，七月到脐上，九月到胸下，娩后复缩小。子宫之底左右各出子管一支，与小孔通。长二寸半，垂于子核之侧，不即不离。子核者，在子宫左右离一寸，向内有蒂与子宫相连，向外有筋带与管相系，形如雀卵，内有精珠十五粒至十八粒不等。内贮清液，是为阴精。女子八月之年精珠始生。至月信绝，其珠化为乌有……”可以看出，其内容为处于幼稚阶段的西方解剖生理学和胚胎学。但此书积极接受和传布新知识，对辟除历代有关生育方面的多种臆说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窥测最初翻译的西方医学文献保存了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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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下两千余年，先辈医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妇产科资料和专著，使之成为中医学中乃至世界医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她所达到的学术成就是分不开的。自《黄帝内经》成书后，中医学开始形成独立的有指导思想、有理论体系的自然科学，而中医妇产科学在长期的诊疗实践中、在逐步认识女性特殊解剖、生理及病理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临床学科。首先在生理上，自《素问·上古天真论》、《灵枢·天年》以后，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出生后每七年至十年可出现一个生理心理转变。因此中医妇科对经前期、生育期、绝经后三大阶段的生理将养调护问题，均有详细的论述和措施。对特殊生理现象如“居经”、“避年”、“暗经”等也有专门论述。另外对古人称为“五种不男”者，如螺、纹、鼓、角、脉等这些介于生理与病理之间的情况也有深刻认识，实质为女性性器先天性畸型或先天缺陷，大致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知的骨盆狭窄、先天性阴道狭窄、先天性无阴道、处女膜闭锁、女性假两性、男性假两性。在《沈氏女科辑要》中，王孟英以按语的形式特别指出：“鼓者，阴户有皮鞔如鼓，仅有小窍通溺而已。设幼时以铅作铤，逐日紝之，久则自开，尚可以人力为也”。这是对处女膜闭锁提出的有效治疗方法。

在求嗣方面，男女交媾成孕的择时择地问题，在许多医家的著作中都有所论及。孙思邈曰：“大风雨、大寒暑、阴晦、日月蚀，皆不可交接，所生男女痴聋，四体不完。”男女必当其年而育，才能有利子嗣的健康，《女科经纶》弓褚澄论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

在胎教胎养方面，《万氏妇人科》中谈到：“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曰房事，曰饮食，曰七情，曰起居，曰禁忌，曰医药。须预先调养，不可少犯，以至伤胎难产，且子多疾，悔之无及。古者妇人有孕，即居侧室，不与夫接，所以产育无难，生子多贤，亦少疾病……妇人受胎之后，最宜调饮食，淡滋味，避寒暑，常得清纯和平之气，以养其胎，则胎之完固，生子无疾……古有胎教，凡视听言动，莫敢不正，喜怒哀
乐，莫敢不慎，故其子女多贤。”所有这些，都是古圣先贤为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的先天素质提出的有益教诲。

在病理及临床诊治方面，历代医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妇产科中两百多种病证的诊治资料。首先在病理学方面，中医认为各种妇科病的成因除外感六淫、房室劳伤外，最主要以情志致病为多见。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一直处于从属位置。精神压抑、性压抑而导致的各种功能紊乱可表现在多种妇科病上。因此，在诸多妇科专著中，师尼寡妇婢妾病设有专门章节。

在诊断上，除脉诊、望诊外，通过问诊了解病情是妇产科病确诊的重要手段。在治疗上，到目前为止，医学科学虽日新月异，而中医中药的作用对于多种妇产科证候而言，仍是现代医学不可替代和无法取代的。无论是经带、胎前、产后、难产、小产、不孕、杂病，中医均有一套较完备的诊断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有效方药。不同学派、不同医家，在各自的医疗实践中又对不同妇科疾病的诊治各有建树，发明、发现和创制了千百则行之有效的传世名方，如四物汤、归脾汤的调经养血；加味芎归汤、佛手散的养血安胎、催生导产；平胃散下死胎；生化汤的产后妙用，不胜枚举。对于某些险恶疾患，虽然没有寻得治愈的有效方药，但对于疾病的发展规律及严重性，已经认识的相当透彻。如乳岩一证，朱丹溪云：“妇人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遏，时日积累，脾气消沮，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鳖棋子，不痛不痒，十数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薛己云：“乳岩乃七情所伤，肝经血气枯搞之证。大抵郁闷则脾气阻，肝气逆，遂成隐核，不痛不痒，人多忽之，最难治疗。”李果云：“有郁怒伤肝脾，结核如鳖棋子大，不痛不痒，五七年后，外肿紫黑，内渐溃烂，名曰乳岩，滴尽气血方死，急用十六味流气饮，及单味青皮汤兼服，虚者只用清肝解郁汤，或十全大补汤，更加清心静养，庶可苟延岁月。经年以后，必于乳下溃一穴出脓，及中年无夫妇人，死尤速。”依据上述医家所描述的症状，乳岩类似现代医学的乳腺癌，此病今天看来在非手术的情况下，仍为不治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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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妇产科学在产育学方面的思想方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如《万氏妇人科》中强调指出：“孕妇之家、或问命卜，妄谈祸福、或祷鬼神，仓惶忧戚，使孕妇常怀惊恐，丧神丧气；或临产之时大惊小乱，闲杂往来，交头接耳，言三语四、孕妇恐怖，以致难产。”不但力辟孕妇之家问卜鬼神的愚昧之举，又指出难产常是孕妇的心理压力造成的。清代亟斋居士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其在《达生篇》中提出“睡、忍痛、慢临盆”的六字真言，为孕妇顺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娩时的心理指导。这种思想方法，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应当指出的是，清代以前的中医妇产科学，因受历史的局限和科学水平所制约，不同程度的存
在着学术上的误区。如对胎位的认识，多数医家认为正常情况下胎儿端坐母腹中，到临产时才转身头朝下而出，显然对胎位没有深层的探求。南北朝时期徐之才的逐月养胎论，似乎受《礼记·月令》的影响，以十月相分配，机械克板，恐属臆说。隋代巢元方又创十月分经养胎之论，后世医家大都宗其说。仅有金元时期的张子和与清代的陈修园二氏对此提出非议。陈氏云：“十月分经养胎之说，创自隋之巢氏，张子和既斥其谬矣。须知妇人自受胎以后，十二经气血俱翕聚以养胎元，岂有某经养某月胎之理？又岂有限于某月必见某症，必用某方施治之理？齐东野人之语，吾辈切勿述之以污口。”张子和与陈修园，以具批判精神而著称，这种反对人云亦云的科学态度是可取的。另外萧埙在其《女科经纶》中也批判了“胎孕逾期不产”和“鬼交”、“鬼胎”的谬说。萧氏认为：“妊娠十月而产，其常也……若云二年四年，则怪诞不经矣。”至于“鬼交”，只不过是女子的性梦而已，与男子梦遗无异。而所谓“鬼胎”，大都为女子婚前腹腔内肿物。萧氏认为是“本妇自己之血液淫精，结聚成块，胸腹胀满，俨若胎孕耳”。世间本无神鬼，更与神鬼无涉。还有多数医家所笃信的“受胎成男女之日数”，即一三五成男，二四六成女，以及“辨男女胎法”、“转女为男法”等，既缺乏科学依据，又不能被实践所验证。至于一些书中的咒符内容，纯属糟粕，急宜扬弃，读者自有明辨。

《中医妇科名著集成》所收著作，上自唐代成书刊行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始，下迄清末之《女科秘诀大全》，共搜集各个朝代有代表性、流行较广、影响较深且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妇科专著共二十种，每一种均以初刻本或最精版本为底本，采用现代版式点校刊行，并对其中的生僻字词进行训解和注音。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每种书的著者情况、成书刊行及版本流传、内容梗概、学术源流和评价以及此次整理的方法，均以“点校说明”昭示于卷首。


牛兵占
一九九七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