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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书(1865-1929)，为“绍派伤寒”医家中之杰出代表。胡宝书精研经典及诸家学说，对仲景之《伤寒论》及叶天士等温病大家尤为推崇，毕生致力于时病，尤其对温病的研究，著有《伤寒十八方》、《新药性赋》、《湿温篇》等医籍。
胡宝书对外感病的治疗诊断重在望切。临证诊治无需病家开口，凭切脉望色，便知患者病候。“凡诊伤寒时病，须先观病人两目，次看口，舌，已后以两手按其胸腹至小腹。”“胸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若欲知脏腑何如，则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诊”。腹诊为又一绍派伤寒之特色。胡宝书遵前辈之旨，临证中按皮肤润燥冷热以辨寒热；按其软坚拒按否，以察邪之有无；重按察其痞硬程度，以辨脏腑之虚实。于判断疾病之寒热虚实，大有裨益。徐荣斋先生称腹诊“能补中医诊断之不逮，可法可传。”
绍派伤寒医家杰出代表胡宝书
胡宝书认为:“南方无真伤寒，多系温病，而吾绍地处卑湿，纯粹之温热亦少见，多类湿邪为患。”又认为“南方偏热，阴液常苦不足，故香燥峻利、伤津耗液之品务须慎用，率而误投，则亡阴动风之险立至，救之不易，诚不如保之为妥也”。治病应因地因时因人而施。赞同寒温统一，以六经融会三焦，“辨证重湿，施治主化，用药轻清，制方透灵，治病总以朴实、稳健见长”的绍派医风，从其医案及其著述中窥见一斑。
中原之地，感证多缘寒燥，医者以仲景法治之，屡能获效。然江南沿海之感证；凡生搬仲景方者，则不效者良多。此乃风土之殊；病因、症状随之而异故也。
明清温病学说大兴，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吴氏三焦辨证遂盛行于江南。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创立，为辨治温热病提供有利时机。然而，守旧的医家却认为，仲景之六经辨证，为统治一切外感热病的纲领，既已有六经辨证，就不必再立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守旧派与创新派之间的，“伤寒”与“温病”之争。两派各执已见，众说纷纭，使得临床医者莫衷一是，难以辨病处方。
胡宝书认为:“南方无真伤寒，多系温热，而吾绍地处卑湿，纯粹之温热亦少见，多夹湿邪为患。”他以经典理论为依据，并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参诸家学说，独具慧眼，提出了“竖读伤寒、横看温病”的主张，将六经辨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有机结合起来，对辨治江南的外感热病益处甚多。充实了“绍派伤寒”的内涵。
一、竖读伤寒横看温病
胡宝书对的寒温之争认为，要认识六经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首先应正确认识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伤寒与温病均属外感热病之范畴，两者之间，只有小异，并无大异。广义的伤寒与广义的温病，往往是同一个对象。而同一个对象并不会因给予它不同的称呼，便会在脉、因、证、治上表现出大异。故主张“寒温统一”。
胡宝书还认为，仲圣所立之六经辨证原为辨治中原之伤寒而设。仲圣以为“伤寒”之邪，由皮毛侵袭，故其传变自外入内，立六经分证为基点，先阳经后阴经，从太阳病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纵向排列，次第相传，则为循经。故有“竖读伤寒”之说，但尚有越经直中、顺证与逆证、合病与并病等等，不可不辨。
叶天士根据江南外感热病致病的特点，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观点，并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法。认为温病之邪，由口鼻而入，而肺气通于鼻，口气通于胃。肺主卫气，外应皮毛，皮毛者为易受外邪侵扰之地。卫、气属阳，营、血属阴。由阳传阴，与六经分证传变趋向一致；口鼻受邪，肺胃受累，肺在上焦，胃在中焦，直贯相传，实三焦辨证之萌芽屈。由此可知，卫气营血辨证，包含了纵和横二种传变过程。
叶氏之后，吴鞠通创立的三焦辨证，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继承叶氏卫气营血辨征的要领，系统阐发温病的分证论治与传.变规律。手太阴(肺)、手厥朋(心包)属上焦，足阳明(胃)、足太阴(脾)属中焦，足少阴(肾)、足厥阴(肝)属下焦；提出“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的传变规律。“横看温病”即是此意。
然除上所述外，亦须分新感、伏邪、厉气之致病，顺传、逆传之异殊。
二、王孟英：大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
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伤寒、温病同为外感病，因人、因地之异，病证亦有所不同，治疗当宗六经辨证为主，结合三焦。俞根初“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与吴中叶派有所不同，可见胡宝书的主张，则更为明确。
胡宝书以《伤寒论》第三条谓:“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第六条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二条对比，同属太阳病，一名伤寒，二名温病。同发热，:一恶寒，一不恶寒，一口不渴，一口渴。若“伤寒”“温病”不辨；认为均是太阳病，既是表证，即用麻黄汤发汗，或桂枝汤解肌，对伤寒可，对温病岂非相悖?若认斯症已传入阳明经，妄投白虎汤；亦有药过病所之弊；是病是证，王孟英认为“展气化以轻清”，当用栀豉汤加减，以山栀之轻泄，豆豉之透达；配芩、翘；蒌，苇，可收桴鼓之效。辨证差之毫厘，用药则失之千里，足见胡宝书“竖读伤寒，横看温病”含义之深。
胡宝书谓:“鞠通香岩之法，香岩本仲悬之经，经验积累，步步深化，创察舌、辨苔、验齿、视斑以充实四诊内容，立六经、卫气营血、三焦分证以扩展八纲范围”。辨证法应“纵横交叉验证，以达到取长补短、施治有方”的目的，“若能将诸论融贯通，熔外感热病于一炉，实吾辈医界之企望焉。胡宝书以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之境界，“伤寒”、“温病”诸论融贯通之企盼，实在是难得可贵。
三、治湿重气化保阴存津
胡宝书以为江南气候温热，地处卑湿，不但真伤寒少见，连纯粹之温热亦不多见，所致外感多夹湿邪为患。治时病当化湿为先。主张“治湿先须治气，气化则湿自化。湿之所以停滞者，皆因气之不运，运之则湿焉能?
运气之法，叶氏最精。即辛苦淡并用，上中下同治是也。”将上中下同治归纳为“宣、运、导”三法，并阐释道:
上焦宜宣，开肺气，疏腠理，甚则开窍，均属宣之范畴；
中焦宜运，燥湿，化湿，开膈，快脾，均归纳于运字之中；
下焦宜导，渗湿，导湿，旨在分利小便，即古人“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义。
胡宝书认为，湿喜归脾，脾属太阴，与胃同居中央，为运化之枢纽。脾胃有病，每见胸膈痞闷，纳少肢倦。湿祛则脾运，脾运则胃苏，水谷之道路畅通。得谷者昌，此培后天本也(后天脾胃)。为此，胡宝书告诫说:“湿犯中焦，实则阳明，虚则太阴，此乃人所共知；而中宫为运化之枢机，不利则全身之气化皆不行，上下焦之湿亦因之而凝滞不化，故治湿虽须宣上、运中、导下并用，尤以运中为先，此乃人所未尽知也。”
四、胡宝书所著《伤寒十八方》中之用药机理：
1、疏表散邪方
淡豆豉，桑叶、薄荷发散透热，使邪从汗解，焦山栀与厚朴温燥散满，理气化湿。
2、祛暑调中方
青蒿、六一散配焦山栀，意在清热解暑，走下焦，入膀胱，促使湿热从小便而出，邪有出路。枳壳、郁金、瓜蒌宽中开膈以调中，实为清暑泄浊，调畅气机而设。方中宣、运导三法有机结合而各有侧重。胡宝书深知其义，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
3、“于温热证，喜寒清而畏寒泄，于寒湿证，喜温补而畏温通”之弊，于治湿证特设“透湿达邪法”，并分清透、凉透、宣窍透邪，俾湿由内达外而去，可补宣、运、导三法之未备。立化湿透热之法，
4、湿遏热伏，不得外达，身热不扬，胸膈痞塞等证。枳壳、蒌皮、郁金破气解郁，散痞宽中，夏枯草、绿豆衣、连翘、淡竹叶既清又透，配焦山栀、晚蚕砂利三焦之湿，使湿有出路热亦随之而去。
5、热入营血，心烦不寐，身热夜甚，舌绛脉数的清营凉血方，虽热入营血，逼近心包，而当务之急在于清营凉血，唯恐动血耗血，然仍未忘透邪，方用鲜生地拌捣大豆卷、郁金、丹皮清热化湿，凉中兼透，并配银花、连翘、焦山栀、瓜蒌皮、卷心竹叶，灯芯以清心泄热。
6、胡宝书还以宣窍透邪方，专为邪闭心包，身热自溺，神昏谵语，角弓反张者而设。认为其病机一为浊痰蒙窍，一为热盛动风。
方中重用细辛、石菖蒲急开其窍，半夏、枳壳、天竺黄豁痰，僵蚕、钩藤熄风，金银花、连翘、瓜蒌皮、焦山栀、益元散泄热透湿而达邪。
7、胡宝书还认为，临床遇到湿热不扬、发痞、斑疹不畅、蒙闭，或高热持续不退者，尤应注意运用透湿祛邪法。胡宝书在清气泄热方后注释道:“方中寒水石清热泻火虽为主药，倘若见患者瘖疹隐隐，则当去寒水石之凉遏，改用桔梗、杏仁、金银花之属，以利宣透肺气”，而桔、杏、银能助方中山栀、益元散、瓜蒌皮透湿达邪。胡宝书认为，透湿达邪法若运用恰当，每能收意外之功，不可等闲视之。
8、“留得一分阴津，即有一分生机”是温病学家所主张，在治疗中都重视保护病家阴津。温病多兼湿，化湿药多为香燥之品，又伤津耗液；若欲养阴，滋腻之物又恐碍湿。如何解决既能化湿，又能保护津液，胡宝书则别有见地，认为“南方偏热，阴津常苦不足，故香燥峻利、伤津耗液之品务须慎用，率尔误投，则亡阴动风之险立至，救之不易，诚不如保之为妥也。南方又多湿邪，中宫常苦不运，故阴柔滋腻、呆脾滞之品务戒勿用，否则健运失责，生气日索，即药力亦未能运至病所，欲病之愈，不亦难哉!”
故胡宝书所选之化湿药多为连翘、山栀、郁金、藿香、陈皮、茯苓、青蒿、豆豉、碧玉散；六一散之类，既无香燥耗液之虞，又无滋腻碍胃之弊。胡宝书在处方遣药时，除善于保护阴津，使之不受伤外，并重视热病后期阴津亏乏者的调养。
胡宝书对外感病的治疗诊断重在望切。临证诊治无需病家开口，凭切脉望色，便知患者病候。“凡诊伤寒时病，须先观病人两目，次看口，舌，已后以两手按其胸腹至小腹。”“胸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若欲知脏腑何如，则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诊”。腹诊为又一绍派伤寒之特色。胡宝书遵前辈之旨，临证中按皮肤润燥冷热以辨寒热；按其软坚拒按否，以察邪之有无；重按察其痞硬程度，以辨脏腑之虚实。于判断疾病之寒热虚实，大有裨益。徐荣斋先生称腹诊“能补中医诊断之不逮，可法可传。”
绍派伤寒医家杰出代表胡宝书
胡宝书认为:“南方无真伤寒，多系温病，而吾绍地处卑湿，纯粹之温热亦少见，多类湿邪为患。”又认为“南方偏热，阴液常苦不足，故香燥峻利、伤津耗液之品务须慎用，率而误投，则亡阴动风之险立至，救之不易，诚不如保之为妥也”。治病应因地因时因人而施。赞同寒温统一，以六经融会三焦，“辨证重湿，施治主化，用药轻清，制方透灵，治病总以朴实、稳健见长”的绍派医风，从其医案及其著述中窥见一斑。
中原之地，感证多缘寒燥，医者以仲景法治之，屡能获效。然江南沿海之感证；凡生搬仲景方者，则不效者良多。此乃风土之殊；病因、症状随之而异故也。
明清温病学说大兴，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吴氏三焦辨证遂盛行于江南。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创立，为辨治温热病提供有利时机。然而，守旧的医家却认为，仲景之六经辨证，为统治一切外感热病的纲领，既已有六经辨证，就不必再立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守旧派与创新派之间的，“伤寒”与“温病”之争。两派各执已见，众说纷纭，使得临床医者莫衷一是，难以辨病处方。
胡宝书认为:“南方无真伤寒，多系温热，而吾绍地处卑湿，纯粹之温热亦少见，多夹湿邪为患。”他以经典理论为依据，并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参诸家学说，独具慧眼，提出了“竖读伤寒、横看温病”的主张，将六经辨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有机结合起来，对辨治江南的外感热病益处甚多。充实了“绍派伤寒”的内涵。
一、竖读伤寒横看温病
胡宝书对的寒温之争认为，要认识六经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之间的关系，首先应正确认识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伤寒与温病均属外感热病之范畴，两者之间，只有小异，并无大异。广义的伤寒与广义的温病，往往是同一个对象。而同一个对象并不会因给予它不同的称呼，便会在脉、因、证、治上表现出大异。故主张“寒温统一”。
胡宝书还认为，仲圣所立之六经辨证原为辨治中原之伤寒而设。仲圣以为“伤寒”之邪，由皮毛侵袭，故其传变自外入内，立六经分证为基点，先阳经后阴经，从太阳病开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纵向排列，次第相传，则为循经。故有“竖读伤寒”之说，但尚有越经直中、顺证与逆证、合病与并病等等，不可不辨。
叶天士根据江南外感热病致病的特点，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观点，并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法。认为温病之邪，由口鼻而入，而肺气通于鼻，口气通于胃。肺主卫气，外应皮毛，皮毛者为易受外邪侵扰之地。卫、气属阳，营、血属阴。由阳传阴，与六经分证传变趋向一致；口鼻受邪，肺胃受累，肺在上焦，胃在中焦，直贯相传，实三焦辨证之萌芽屈。由此可知，卫气营血辨证，包含了纵和横二种传变过程。
叶氏之后，吴鞠通创立的三焦辨证，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继承叶氏卫气营血辨征的要领，系统阐发温病的分证论治与传.变规律。手太阴(肺)、手厥朋(心包)属上焦，足阳明(胃)、足太阴(脾)属中焦，足少阴(肾)、足厥阴(肝)属下焦；提出“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的传变规律。“横看温病”即是此意。
然除上所述外，亦须分新感、伏邪、厉气之致病，顺传、逆传之异殊。
二、王孟英：大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必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
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为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伤寒、温病同为外感病，因人、因地之异，病证亦有所不同，治疗当宗六经辨证为主，结合三焦。俞根初“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径。”与吴中叶派有所不同，可见胡宝书的主张，则更为明确。
胡宝书以《伤寒论》第三条谓:“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第六条谓:“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二条对比，同属太阳病，一名伤寒，二名温病。同发热，:一恶寒，一不恶寒，一口不渴，一口渴。若“伤寒”“温病”不辨；认为均是太阳病，既是表证，即用麻黄汤发汗，或桂枝汤解肌，对伤寒可，对温病岂非相悖?若认斯症已传入阳明经，妄投白虎汤；亦有药过病所之弊；是病是证，王孟英认为“展气化以轻清”，当用栀豉汤加减，以山栀之轻泄，豆豉之透达；配芩、翘；蒌，苇，可收桴鼓之效。辨证差之毫厘，用药则失之千里，足见胡宝书“竖读伤寒，横看温病”含义之深。
胡宝书谓:“鞠通香岩之法，香岩本仲悬之经，经验积累，步步深化，创察舌、辨苔、验齿、视斑以充实四诊内容，立六经、卫气营血、三焦分证以扩展八纲范围”。辨证法应“纵横交叉验证，以达到取长补短、施治有方”的目的，“若能将诸论融贯通，熔外感热病于一炉，实吾辈医界之企望焉。胡宝书以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之境界，“伤寒”、“温病”诸论融贯通之企盼，实在是难得可贵。
三、治湿重气化保阴存津
胡宝书以为江南气候温热，地处卑湿，不但真伤寒少见，连纯粹之温热亦不多见，所致外感多夹湿邪为患。治时病当化湿为先。主张“治湿先须治气，气化则湿自化。湿之所以停滞者，皆因气之不运，运之则湿焉能?
运气之法，叶氏最精。即辛苦淡并用，上中下同治是也。”将上中下同治归纳为“宣、运、导”三法，并阐释道:
上焦宜宣，开肺气，疏腠理，甚则开窍，均属宣之范畴；
中焦宜运，燥湿，化湿，开膈，快脾，均归纳于运字之中；
下焦宜导，渗湿，导湿，旨在分利小便，即古人“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义。
胡宝书认为，湿喜归脾，脾属太阴，与胃同居中央，为运化之枢纽。脾胃有病，每见胸膈痞闷，纳少肢倦。湿祛则脾运，脾运则胃苏，水谷之道路畅通。得谷者昌，此培后天本也(后天脾胃)。为此，胡宝书告诫说:“湿犯中焦，实则阳明，虚则太阴，此乃人所共知；而中宫为运化之枢机，不利则全身之气化皆不行，上下焦之湿亦因之而凝滞不化，故治湿虽须宣上、运中、导下并用，尤以运中为先，此乃人所未尽知也。”
四、胡宝书所著《伤寒十八方》中之用药机理：
1、疏表散邪方
淡豆豉，桑叶、薄荷发散透热，使邪从汗解，焦山栀与厚朴温燥散满，理气化湿。
2、祛暑调中方
青蒿、六一散配焦山栀，意在清热解暑，走下焦，入膀胱，促使湿热从小便而出，邪有出路。枳壳、郁金、瓜蒌宽中开膈以调中，实为清暑泄浊，调畅气机而设。方中宣、运导三法有机结合而各有侧重。胡宝书深知其义，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
3、“于温热证，喜寒清而畏寒泄，于寒湿证，喜温补而畏温通”之弊，于治湿证特设“透湿达邪法”，并分清透、凉透、宣窍透邪，俾湿由内达外而去，可补宣、运、导三法之未备。立化湿透热之法，
4、湿遏热伏，不得外达，身热不扬，胸膈痞塞等证。枳壳、蒌皮、郁金破气解郁，散痞宽中，夏枯草、绿豆衣、连翘、淡竹叶既清又透，配焦山栀、晚蚕砂利三焦之湿，使湿有出路热亦随之而去。
5、热入营血，心烦不寐，身热夜甚，舌绛脉数的清营凉血方，虽热入营血，逼近心包，而当务之急在于清营凉血，唯恐动血耗血，然仍未忘透邪，方用鲜生地拌捣大豆卷、郁金、丹皮清热化湿，凉中兼透，并配银花、连翘、焦山栀、瓜蒌皮、卷心竹叶，灯芯以清心泄热。
6、胡宝书还以宣窍透邪方，专为邪闭心包，身热自溺，神昏谵语，角弓反张者而设。认为其病机一为浊痰蒙窍，一为热盛动风。
方中重用细辛、石菖蒲急开其窍，半夏、枳壳、天竺黄豁痰，僵蚕、钩藤熄风，金银花、连翘、瓜蒌皮、焦山栀、益元散泄热透湿而达邪。
7、胡宝书还认为，临床遇到湿热不扬、发痞、斑疹不畅、蒙闭，或高热持续不退者，尤应注意运用透湿祛邪法。胡宝书在清气泄热方后注释道:“方中寒水石清热泻火虽为主药，倘若见患者瘖疹隐隐，则当去寒水石之凉遏，改用桔梗、杏仁、金银花之属，以利宣透肺气”，而桔、杏、银能助方中山栀、益元散、瓜蒌皮透湿达邪。胡宝书认为，透湿达邪法若运用恰当，每能收意外之功，不可等闲视之。
8、“留得一分阴津，即有一分生机”是温病学家所主张，在治疗中都重视保护病家阴津。温病多兼湿，化湿药多为香燥之品，又伤津耗液；若欲养阴，滋腻之物又恐碍湿。如何解决既能化湿，又能保护津液，胡宝书则别有见地，认为“南方偏热，阴津常苦不足，故香燥峻利、伤津耗液之品务须慎用，率尔误投，则亡阴动风之险立至，救之不易，诚不如保之为妥也。南方又多湿邪，中宫常苦不运，故阴柔滋腻、呆脾滞之品务戒勿用，否则健运失责，生气日索，即药力亦未能运至病所，欲病之愈，不亦难哉!”
故胡宝书所选之化湿药多为连翘、山栀、郁金、藿香、陈皮、茯苓、青蒿、豆豉、碧玉散；六一散之类，既无香燥耗液之虞，又无滋腻碍胃之弊。胡宝书在处方遣药时，除善于保护阴津，使之不受伤外，并重视热病后期阴津亏乏者的调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