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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衡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稿(网上首发，转载请注明岐黄中医网及网址)
吴康衡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
吴康衡教授1932年出生于素有“教授之乡”的江苏宜兴；1956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大)医学本科，志愿支援大西南来到成都，那一年成都中医学院正在筹建中。吴康衡这个西医本科毕业生，阴差阳错分配到了中医学院。对中医一窍不通的他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协助工作，因为率先在患者身上进行头皮输液，而获得了“神针手”的美名，院方对他颇有眷顾，希望他能留下。吴康衡正中下怀，一度打报告要求调离。次年中医学院建成，一纸通知令他回校，只有极不情愿的怏怏而归。归来却是别有天地，在学校的安排下，吴康衡跪拜执礼，先师从中医杂病家戴云波。戴老教他从《医学三字经》开始中医入门，并在诊病过程中教给他许多实践经验；3年后师从刘安衢，刘老是建国前中医省考“状元”，中医理论深厚，是有名的儒医，刘老言传身教以《伤寒论》《内经》《瘟疫论》等等经典，吴康衡才进一步得窥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兴之情至，全力赴学。又有年余，被选送至京，参加由国家卫生部举办的“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深造中医学两年半，以优异成绩结业。青年时代的吴老目睹了不少老中医在诊疗中的卓越疗效，很快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老中医的指导下，他一头扎进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中，很快便领悟到中医是一门完整的、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实用医学，决心“博采众长，人尽我师”。在随后的十余间，他以多种形式先后师从儿科专家王祉珍等30余名老中医学习。从此，吴老的一生便与中医和中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探求中医诊治常见病、多发病、普通疾病如小儿肺炎、泄泻的规律，他脚踏实地地从一个病种一个证候地分别进行研究，常常针对现代医学的某一病种收集中医书籍数十余册，逐一学习对照琢磨整理，长此以往，他的临床疗效大大提高，深得病人和同事称赞。文革期间，一小女孩疑被报复虐杀夭亡，吴老冒着吃“造反派”枪子的危险夜撞殡仪馆，经尸检确诊为爆发性流脑伴华弗氏综合征，这是这个春天的首例流脑病例。小女孩被报复虐杀的疑云虽解，但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他心中生起更大的忧虑：全国正在大串联，人员流动频繁，容易造成流脑暴发流行；而此时，省市一些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正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新迁郊外正在修建，一旦流脑暴发流行，局面难以控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吴老主动向院领导表达自己的预见，并建议把中医附院定为流脑的定点收治医院，提前应对疫病局面。此言一出，学校、医院一片激烈争议。然而，他的预见得到了证实，当年春天成都市果然流脑暴发，他的建议和申请得到了落实，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当年成都市惟一一家收治流脑病人的定点医院。医院共收治流脑患者463例，在中西医医师的通力协作下，治愈457例，仅6人死亡。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吴老跟随医疗小组从成都出发渡金沙江，来到川南宜宾的龙华山区。任务一是在当地进行巡回医疗治病，二是要建立合作医疗站(要求每户人家交一定的钱或者交一些药材，看病可得到减免优惠)。当深入山区的第三天，吴老就接到一个病婴：全身浮肿、昏迷、气促息高，正是“百日咳肺心脑”病症，顿时心惊肉跳，因为早在1963年中医学院开门办学，吴老在温江一带负责业务时，就遇到过3例如此病症，虽全力救治，却均未奏效。痛定之余，他曾多方查找资料，力图攻克，没想到一到山区，又碰上了一例，幸好他早有准备，开出了前3例失败后的新方：冷哮丸加麻黄等药物，配服西药，第二天孩子水肿略消，再服再消，一周痊愈；与此同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遇当地村民求助，到家一检、查，是产妇腹中婴儿横位难产，这可为难了他，只能与村民一起冒雨摸黑抬产妇去镇上医院。在手术胎儿取出时，呼吸已经停止，吴老立即以口对口吸出胎液通畅呼吸道，在持续进行了26分钟的人工呼吸后，胎儿放声啼哭，母子平安；而最让医疗小组在山区大显身手的是时值冬令，当地暴发了一次麻疹大流行，5个月到15岁的儿童无一幸免。当地卫生医疗条件甚差，药物短缺，病人难以得到有效救治。吴老想起师训“生于麻疹，危于肺炎，死于心衰”，忧心之中更感到重责：哪来足够多的药物救人？药就在山区，吴老和医疗小组成员们没日没夜奔波跋涉在山林中、悬崖边，就地采药，使用银花藤、鱼腥草、芦竹根、竹叶芯、葛根等药物解毒凉血、宣降肺气，然后佐之以很便宜的西药洋地黄治疗心衰，共治疗麻疹151例，并发肺炎102例，并发心衰83例，无1例死亡。而在周边其他地区，麻疹及其并发症引发的病死率都很高。乡亲们信服了，更感动了，四川省第一个合作医疗站在这里顺利成立，并为当地培养了赤脚医生。这时，吴老又想起了1950年考上江苏医学院时父母说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何为良医？纵无力回天，当全力救人。
50年来，吴老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内、儿科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潜心于急危症，疑难症和新病种的研究，主攻感染与免疫性疾病，尤长于瘟病和肾病，并有所前进和创新。文革期间，连年乙脑流行，由于种种原因，年病死率徘徊在17%左右，单一西医治疗，推广应用“冬眠疗法”(要求物理降温至36℃以下)，大大加重了并发症的发生，尤其伴发肺炎而导致死亡的更是触目惊心，病死率竟高达27%。而吴老大胆提出亚冬眠疗法，藉以调控体温在38.5℃左右，大大减少了“冬眠疗法”的弊端。在中医治疗麻疹的启迪下，翻阅国内外资料，发现病毒感染性疾病，除了疱疹病毒和鸡瘟病毒外，在体温升高时，不利于病毒复制，反能抑制大多数病毒的复制，然而体温过高，又要加速能量消耗、氧消耗以及酶的破坏，不利于疾病的康复，故发明了“温控疗法”。即控制体温在38.5℃左右，并谓这样的温度乃病毒性疾病的向愈之机。鉴于中成药小儿服药困难，呕吐使消化道吸收障碍，缓难济急，又根据经验遴选中药改进剂型制成“三五注射液”，使乙脑病死率逐年下降，降至4%，且后遗症少而轻，居同期国内死亡率最低。其论文在1978年第七届全国儿科大会上作特别交流，获得与会权威和学者的嘉勉。1977年起担任由四川省科委、卫生厅组建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小儿‘病毒性三病’科研协作组”组长，通过总结病毒性肺炎550例的中医药治疗，结果退热时间平均3.2-4.2天。六五期间，又担任由四川省科委、省卫生厅组建的“四川省感染性外感热病卫气营血科研协作组” 组长，集中全省各大专医药院校、医科院所及药厂，共42家单位大协作重点攻关，开展中医急诊惊、厥、闭、脱、血(抗休克、抗三衰)的研究，并开发了“生脉针”，“参附针”面市，相继在重庆中研所创办了“全国中医急诊培训中心”，华西医大成立了部级“温病研究室”，成都中医学院附院批准为全国“温病临床药理基地”及“全国重点急重症科”，为温病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七五期间，承担国家“七五”重点攻关(75-64-01-07)《小儿高热伴发热、惊风、厥脱之系列研究》，根据肺炎病情发展的共同规律性，辨证分类为两大证型：一为温热型，一为湿热型，并遴选拟定了相应专方，研制成现代剂型，一为“清热利肺口服液”，一为“清热化湿口服液”，成为两种系列成药，予以调整利导，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680例，此二药突出了中医“调整疗法”的优势。另外在中草药中，很多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的药物，对病原微生物所释内、外毒素，经体内外研究，均示有确切的解毒功效，而感染性热病重证中，不良转归，均为“毒素”所致，此为中药治疗的又一大特色和优势，而且弥补了抗生素杀菌而无解毒的缺陷，有待推崇和推广应用。遂根据方药配伍规律要求，通过临床遴选7味中药，先制成“解热毒口服液”，后经剂改成“解热毒注射液”以解毒除因，治疗肺炎190例；以上三药均与西药进行随机、单盲对照观察，疗效确切，颇具特色和优势。八五期间，以上三药分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四川省科委的新药开发项目，若能除因与调整合用，定可相得益彰。以上两种口服液均在1998年分别经国家药审办批准为新药面市(广州潘高寿药业集团生产)。八五期间开展“小儿难治性肾病的证治研究”列入四川省科委重点项目，倡导了治疗肾病系列方药和规范性治疗，总结了“渗湿化瘀”、“消痰散坚”“补益肾气”三法的机理和药理研究。九五期间：延伸“解热毒注射液”的新药开发研究，由于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以及细菌性脓毒败血症，在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中作前瞻性单盲临床研究，疗效卓著，并经药理药效学及实验研究佐证，达到高效、速效、安全的要求。此外，将脊髓灰质炎分为乍热期、痛痹期、软瘫期、萎痹期四个阶段，将小儿泄泻分为7型27法，施以专方专药，均取得较好疗效；对细菌性多发性肝脓肿的治疗，巧妙运用中医外科疮疡的消托补法创立多发性肝脓肿治疗6法；对晚期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结合西医病理分期，运用中医阴疽、流痰、流注之治法，降低了死亡率，减少了后遗症。在一些新病种的治疗方面，如坏死性节段性肠炎、巨细胞包涵体病、皮肤粘膜淋巴结综合症等，均形成了独特的系列诊治经验。主攻难治性肾病，创制了6个配套方药，并对肾炎性肾病、紫癜性肾炎、乙肝相关性肾病，衍用活血化瘀法进行辨证施治，疗效显著。时间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以及现代免疫学与预防医学的广泛普及开展，急性传染病得以迅速有效控制。他敏锐地将自己诊病治疗的方向转向治疗和研究还较薄弱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难治性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病原微生物基因变异，耐药菌株的日益增多与扩大，以及埃博拉病、艾滋病病毒、军团菌等新病原微生物不断出现，正当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今天，竟然使卫生医药陷于困境，抗生素正从巨大作用走向微弱优势。”这是2002年9月，吴老在中国科协第六次学术会上大会上所作的《后抗生素时代的对策与中西医结合双向接轨》发言，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当前医药发展的困局，预言了新病种可能对人类发动新的攻击。令人惊讶的是，仅隔数月之后，非典暴发。当2003年3月广东佛山报道第一例SARS时，虽躺在病榻上，仍嘱托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对策，并抱病撰文《从瘟疫证治试谈非典型肺炎》，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献计献策，后受中国科协特邀在“华北五省市区及广东省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学术会议”上交流；2004年2月为防治SARS卷土重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特约撰稿《积极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感染性热病的潜在优势》，在传邦带工作中，常教诲弟子要争当一专多能的通科性医生。他主张西学中，首先要求“中医要正统，西医要正规，方能升华出中西医结合的正道”，在研究外感热病的传统中医治法中，结合现代医学，精辟地提出了外感热病治疗的二大途径，一为除因(阻断扭转)疗法，一为调整(利导顺势)疗法，实践证明两法结合，可显著提高疗效，在温病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病“泛精气神”(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证治法。对难治性肾病倡导“以消痰化瘀为基础，辨证论治为原则”，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系统经验和研制了新型的系列剂型，在全国大会交流时语惊四座。其他如小儿泄泻七型27法，肝脓肿证治六法，及巨细胞包涵体病，格淋巴氏综合征，川畸病，小儿坏死性出血性小肠炎，感染性休克与厥证等治疗经验……。撰写了论文58篇，部分在国际、国内大会交流，均获好评。著有中西医结合《内儿科学》，出版二次18万册。主编《中医儿科学》，《中西医结合抢救内科急重症》、《中草药中毒急救》；协编《实用中医儿科学》等书。新药“清热利肺口服液”和“清热化湿口服液”，已获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另外，“解热毒颗粒”、“利肾口服液”、“肾炎胶囊”均将完成Ⅱ期临床前工作，在转让之中。 90年国务院学位委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硕士生11名，博士生4名，师带徒5名。
吴康衡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
吴康衡教授1932年出生于素有“教授之乡”的江苏宜兴；1956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大)医学本科，志愿支援大西南来到成都，那一年成都中医学院正在筹建中。吴康衡这个西医本科毕业生，阴差阳错分配到了中医学院。对中医一窍不通的他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协助工作，因为率先在患者身上进行头皮输液，而获得了“神针手”的美名，院方对他颇有眷顾，希望他能留下。吴康衡正中下怀，一度打报告要求调离。次年中医学院建成，一纸通知令他回校，只有极不情愿的怏怏而归。归来却是别有天地，在学校的安排下，吴康衡跪拜执礼，先师从中医杂病家戴云波。戴老教他从《医学三字经》开始中医入门，并在诊病过程中教给他许多实践经验；3年后师从刘安衢，刘老是建国前中医省考“状元”，中医理论深厚，是有名的儒医，刘老言传身教以《伤寒论》《内经》《瘟疫论》等等经典，吴康衡才进一步得窥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兴之情至，全力赴学。又有年余，被选送至京，参加由国家卫生部举办的“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系统学习深造中医学两年半，以优异成绩结业。青年时代的吴老目睹了不少老中医在诊疗中的卓越疗效，很快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老中医的指导下，他一头扎进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中，很快便领悟到中医是一门完整的、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实用医学，决心“博采众长，人尽我师”。在随后的十余间，他以多种形式先后师从儿科专家王祉珍等30余名老中医学习。从此，吴老的一生便与中医和中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探求中医诊治常见病、多发病、普通疾病如小儿肺炎、泄泻的规律，他脚踏实地地从一个病种一个证候地分别进行研究，常常针对现代医学的某一病种收集中医书籍数十余册，逐一学习对照琢磨整理，长此以往，他的临床疗效大大提高，深得病人和同事称赞。文革期间，一小女孩疑被报复虐杀夭亡，吴老冒着吃“造反派”枪子的危险夜撞殡仪馆，经尸检确诊为爆发性流脑伴华弗氏综合征，这是这个春天的首例流脑病例。小女孩被报复虐杀的疑云虽解，但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他心中生起更大的忧虑：全国正在大串联，人员流动频繁，容易造成流脑暴发流行；而此时，省市一些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正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成都市传染病医院新迁郊外正在修建，一旦流脑暴发流行，局面难以控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吴老主动向院领导表达自己的预见，并建议把中医附院定为流脑的定点收治医院，提前应对疫病局面。此言一出，学校、医院一片激烈争议。然而，他的预见得到了证实，当年春天成都市果然流脑暴发，他的建议和申请得到了落实，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当年成都市惟一一家收治流脑病人的定点医院。医院共收治流脑患者463例，在中西医医师的通力协作下，治愈457例，仅6人死亡。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吴老跟随医疗小组从成都出发渡金沙江，来到川南宜宾的龙华山区。任务一是在当地进行巡回医疗治病，二是要建立合作医疗站(要求每户人家交一定的钱或者交一些药材，看病可得到减免优惠)。当深入山区的第三天，吴老就接到一个病婴：全身浮肿、昏迷、气促息高，正是“百日咳肺心脑”病症，顿时心惊肉跳，因为早在1963年中医学院开门办学，吴老在温江一带负责业务时，就遇到过3例如此病症，虽全力救治，却均未奏效。痛定之余，他曾多方查找资料，力图攻克，没想到一到山区，又碰上了一例，幸好他早有准备，开出了前3例失败后的新方：冷哮丸加麻黄等药物，配服西药，第二天孩子水肿略消，再服再消，一周痊愈；与此同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遇当地村民求助，到家一检、查，是产妇腹中婴儿横位难产，这可为难了他，只能与村民一起冒雨摸黑抬产妇去镇上医院。在手术胎儿取出时，呼吸已经停止，吴老立即以口对口吸出胎液通畅呼吸道，在持续进行了26分钟的人工呼吸后，胎儿放声啼哭，母子平安；而最让医疗小组在山区大显身手的是时值冬令，当地暴发了一次麻疹大流行，5个月到15岁的儿童无一幸免。当地卫生医疗条件甚差，药物短缺，病人难以得到有效救治。吴老想起师训“生于麻疹，危于肺炎，死于心衰”，忧心之中更感到重责：哪来足够多的药物救人？药就在山区，吴老和医疗小组成员们没日没夜奔波跋涉在山林中、悬崖边，就地采药，使用银花藤、鱼腥草、芦竹根、竹叶芯、葛根等药物解毒凉血、宣降肺气，然后佐之以很便宜的西药洋地黄治疗心衰，共治疗麻疹151例，并发肺炎102例，并发心衰83例，无1例死亡。而在周边其他地区，麻疹及其并发症引发的病死率都很高。乡亲们信服了，更感动了，四川省第一个合作医疗站在这里顺利成立，并为当地培养了赤脚医生。这时，吴老又想起了1950年考上江苏医学院时父母说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何为良医？纵无力回天，当全力救人。
50年来，吴老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内、儿科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潜心于急危症，疑难症和新病种的研究，主攻感染与免疫性疾病，尤长于瘟病和肾病，并有所前进和创新。文革期间，连年乙脑流行，由于种种原因，年病死率徘徊在17%左右，单一西医治疗，推广应用“冬眠疗法”(要求物理降温至36℃以下)，大大加重了并发症的发生，尤其伴发肺炎而导致死亡的更是触目惊心，病死率竟高达27%。而吴老大胆提出亚冬眠疗法，藉以调控体温在38.5℃左右，大大减少了“冬眠疗法”的弊端。在中医治疗麻疹的启迪下，翻阅国内外资料，发现病毒感染性疾病，除了疱疹病毒和鸡瘟病毒外，在体温升高时，不利于病毒复制，反能抑制大多数病毒的复制，然而体温过高，又要加速能量消耗、氧消耗以及酶的破坏，不利于疾病的康复，故发明了“温控疗法”。即控制体温在38.5℃左右，并谓这样的温度乃病毒性疾病的向愈之机。鉴于中成药小儿服药困难，呕吐使消化道吸收障碍，缓难济急，又根据经验遴选中药改进剂型制成“三五注射液”，使乙脑病死率逐年下降，降至4%，且后遗症少而轻，居同期国内死亡率最低。其论文在1978年第七届全国儿科大会上作特别交流，获得与会权威和学者的嘉勉。1977年起担任由四川省科委、卫生厅组建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小儿‘病毒性三病’科研协作组”组长，通过总结病毒性肺炎550例的中医药治疗，结果退热时间平均3.2-4.2天。六五期间，又担任由四川省科委、省卫生厅组建的“四川省感染性外感热病卫气营血科研协作组” 组长，集中全省各大专医药院校、医科院所及药厂，共42家单位大协作重点攻关，开展中医急诊惊、厥、闭、脱、血(抗休克、抗三衰)的研究，并开发了“生脉针”，“参附针”面市，相继在重庆中研所创办了“全国中医急诊培训中心”，华西医大成立了部级“温病研究室”，成都中医学院附院批准为全国“温病临床药理基地”及“全国重点急重症科”，为温病临床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七五期间，承担国家“七五”重点攻关(75-64-01-07)《小儿高热伴发热、惊风、厥脱之系列研究》，根据肺炎病情发展的共同规律性，辨证分类为两大证型：一为温热型，一为湿热型，并遴选拟定了相应专方，研制成现代剂型，一为“清热利肺口服液”，一为“清热化湿口服液”，成为两种系列成药，予以调整利导，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680例，此二药突出了中医“调整疗法”的优势。另外在中草药中，很多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的药物，对病原微生物所释内、外毒素，经体内外研究，均示有确切的解毒功效，而感染性热病重证中，不良转归，均为“毒素”所致，此为中药治疗的又一大特色和优势，而且弥补了抗生素杀菌而无解毒的缺陷，有待推崇和推广应用。遂根据方药配伍规律要求，通过临床遴选7味中药，先制成“解热毒口服液”，后经剂改成“解热毒注射液”以解毒除因，治疗肺炎190例；以上三药均与西药进行随机、单盲对照观察，疗效确切，颇具特色和优势。八五期间，以上三药分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四川省科委的新药开发项目，若能除因与调整合用，定可相得益彰。以上两种口服液均在1998年分别经国家药审办批准为新药面市(广州潘高寿药业集团生产)。八五期间开展“小儿难治性肾病的证治研究”列入四川省科委重点项目，倡导了治疗肾病系列方药和规范性治疗，总结了“渗湿化瘀”、“消痰散坚”“补益肾气”三法的机理和药理研究。九五期间：延伸“解热毒注射液”的新药开发研究，由于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以及细菌性脓毒败血症，在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中作前瞻性单盲临床研究，疗效卓著，并经药理药效学及实验研究佐证，达到高效、速效、安全的要求。此外，将脊髓灰质炎分为乍热期、痛痹期、软瘫期、萎痹期四个阶段，将小儿泄泻分为7型27法，施以专方专药，均取得较好疗效；对细菌性多发性肝脓肿的治疗，巧妙运用中医外科疮疡的消托补法创立多发性肝脓肿治疗6法；对晚期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结合西医病理分期，运用中医阴疽、流痰、流注之治法，降低了死亡率，减少了后遗症。在一些新病种的治疗方面，如坏死性节段性肠炎、巨细胞包涵体病、皮肤粘膜淋巴结综合症等，均形成了独特的系列诊治经验。主攻难治性肾病，创制了6个配套方药，并对肾炎性肾病、紫癜性肾炎、乙肝相关性肾病，衍用活血化瘀法进行辨证施治，疗效显著。时间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以及现代免疫学与预防医学的广泛普及开展，急性传染病得以迅速有效控制。他敏锐地将自己诊病治疗的方向转向治疗和研究还较薄弱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难治性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病原微生物基因变异，耐药菌株的日益增多与扩大，以及埃博拉病、艾滋病病毒、军团菌等新病原微生物不断出现，正当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今天，竟然使卫生医药陷于困境，抗生素正从巨大作用走向微弱优势。”这是2002年9月，吴老在中国科协第六次学术会上大会上所作的《后抗生素时代的对策与中西医结合双向接轨》发言，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当前医药发展的困局，预言了新病种可能对人类发动新的攻击。令人惊讶的是，仅隔数月之后，非典暴发。当2003年3月广东佛山报道第一例SARS时，虽躺在病榻上，仍嘱托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对策，并抱病撰文《从瘟疫证治试谈非典型肺炎》，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献计献策，后受中国科协特邀在“华北五省市区及广东省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学术会议”上交流；2004年2月为防治SARS卷土重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特约撰稿《积极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感染性热病的潜在优势》，在传邦带工作中，常教诲弟子要争当一专多能的通科性医生。他主张西学中，首先要求“中医要正统，西医要正规，方能升华出中西医结合的正道”，在研究外感热病的传统中医治法中，结合现代医学，精辟地提出了外感热病治疗的二大途径，一为除因(阻断扭转)疗法，一为调整(利导顺势)疗法，实践证明两法结合，可显著提高疗效，在温病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病“泛精气神”(卫、气、津、营、血、精、神)七纲证治法。对难治性肾病倡导“以消痰化瘀为基础，辨证论治为原则”，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系统经验和研制了新型的系列剂型，在全国大会交流时语惊四座。其他如小儿泄泻七型27法，肝脓肿证治六法，及巨细胞包涵体病，格淋巴氏综合征，川畸病，小儿坏死性出血性小肠炎，感染性休克与厥证等治疗经验……。撰写了论文58篇，部分在国际、国内大会交流，均获好评。著有中西医结合《内儿科学》，出版二次18万册。主编《中医儿科学》，《中西医结合抢救内科急重症》、《中草药中毒急救》；协编《实用中医儿科学》等书。新药“清热利肺口服液”和“清热化湿口服液”，已获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另外，“解热毒颗粒”、“利肾口服液”、“肾炎胶囊”均将完成Ⅱ期临床前工作，在转让之中。 90年国务院学位委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硕士生11名，博士生4名，师带徒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