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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沛然
疑难杂病专家裘沛然
王庆其整理
编者按裘沛然，浙江慈溪人，生于1916年。1934年毕业于旧上海
中医学院，1958年入上海中医学院执教。曾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
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兼医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
士生导师、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是全国500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
范，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3年
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
裘氏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
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他倡导“寒温一体论”，澄清了伤寒温病的
异同问题。早年主持研制的“经络玻璃人”模型及脉象模型，曾分别荣获国家工业二、三等奖。
裘氏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积有宝贵的经验，其撰写的《疑难病证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
得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发的一等奖。主持编写了《辞海》(中医学科)、《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
医卷、《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医历代各家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等30部著作。主编
《中国医学大成》三编，计950万字，对赵氏旧著作了大量删增。特别是其晚年的力作《壶天散
墨》，以“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而雄视当世，并有《剑风楼诗文钞》为世所
称。
人说读书乐，我说有苦有乐，乐是从苦中得来的，小苦得小乐，大苦得大
乐。未得其乐者，由于不肯吃苦；深得其乐者，乐而不知其苦。
———裘沛然
裘沛然原名维龙，又名沛然，原藉浙江省慈溪县。1922~1927年就读于小学和国学专修
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两年，然已
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1928~1930年，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
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
哲初之高弟。裘氏在课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
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
第三卷1
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
请益于谢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上海诸名家的青睐。
1934~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
哲学等。家中藏书数万卷，寝馈其中达20余年。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四所中医
学院成立。1957年，广州中医学院慕名以高薪相邀，而上海市卫生局亦为他安排工作。裘氏
服从组织的决定，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
本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其时，学院草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
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六种针灸书籍，
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领导教师
一起创制了“针灸经络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先后获得国家工业二等奖和三等奖。他还创
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要在临床亲
自显示其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
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
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
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有一次在
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辨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
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
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裘
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
之一。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
家共同研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他在1979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
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政府献计献策。
自1958年以来，他所主持编写的著作达30余种，所撰论文计30余篇，其中一篇获中华全
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另一篇获全国十家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他的力作《壶天散墨》
一书，以议论精辟，见解高超，文笔优美而见称当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裘氏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同
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3年他荣获英国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他虽已达
八旬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氏能诗善文，在
前年除夕之夜，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
称医”。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一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诗中虽寓有一些“才
华迟暮”之感，但他还是念念不忘病人的痛苦，而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幸福寄以殷切的关怀和无
限的希望。
第三卷2
学术精华
一、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大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
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论，他以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中医
界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氏于仲景、香岩之学，寝馈50年。他认为，伤
寒和温病、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
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
(一)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
裘氏采用“循名责实”的治学方法对伤寒和温病的概念作了缜密的考证。
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仲景曾慨叹自己宗族在建安十年中“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
十居七”，说明他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其中包括了很多急性或烈性传染
病，不然其死亡率何以竟有如此之高？
再从有关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
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
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唐孙思邈《千金方》引《小品》说：“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
舍间号。”宋代庞安常将天行、温病、时行寒疫、温疫、阴阳毒等多种外感疾病，归纳于“伤寒总
病”范畴。张子和《儒门事亲》对伤寒概念说得最明确：“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
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伤寒。”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
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
综上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
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早已赅括于伤寒范畴，其中各病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证治大
法，亦早备于《伤寒论》中。裘氏认为，“伤寒与温病，后世医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
验，治疗方药日趋丰富，这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必然。”
(二)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
叶香岩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
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
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氏认为，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在刘氏著作中并无此说，且
把完整的人体竟然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有机体，脏
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
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以太阳病
一经证候为例，太阳主一身之表而皮毛为肺之合，故太阳病可显现上焦症状；太阳病不解传阳
第三卷3
####
明，则出现中焦症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
证候，其它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医彻》也有“伤寒发热，归于三焦”之说，故六经病证足
以赅括三焦。
(三)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
叶香岩创温病之论，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为辨证次序，其实他们倡导的卫气
营血辨证提纲，都没有脱离经络的范围。“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取血于营，取气于卫”，卫气
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脉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营卫气血之
为病，也离不开经络脏腑的病理表现。
裘氏曾以太阳一经为例，则营卫气血之证均已毕具。如《伤寒论》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证，
桂枝汤治风伤卫证，其方可调和营卫，治卫强营弱；麻黄汤治寒伤营证，其方可发汗解表。《医
宗金鉴》论太阳表解有“不解于卫则解于营，汗出而解者，从卫解也，衄血而解者，从营解也”之
说。太阳病兼烦躁或心烦、口渴，而用桂枝加黄芩的阳旦证、麻杏石甘证以及大青龙汤证等，实
际上已渐兼阳明，即温病所谓在卫不解已见气分之证。至于太阳病在经不解，邪热在里，血结
膀胱而见少腹硬满，意识异常等表现，此即太阳病的血分证候。可见太阳一经中营卫气血各证
即已具备。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医书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也仅仅
是六经病中的某些症候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香岩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
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佐证。
至于天士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以此有别于伤寒之邪从皮毛侵袭者，其实
无论伤寒和一切外感病证，其感邪和传变都是多途径的，常随病因、体质、环境、平素宿疾及正
气盛衰而可呈现多种多样的感传情况。如果偏执一端，作为温病传变的特殊规律，这会使中医
外感病的治疗受到很大局限。
据上分析，裘氏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
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
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二、关于经络针灸的研究
裘氏早年曾从事针灸、经络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于针灸经络深有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
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一)经络是“点”、“线”、“面”的综合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
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转机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
中的整体观点”。这是他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高度概括。
裘氏认为，经络应包括“线、点、面”三个部分。
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线路，这种特殊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
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器和另一些脏器之间的联系；三
第三卷4
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的联系。把经络称为“线”，包括正脉、支脉、经别、络脉、孙脉、奇脉及经
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
所谓“点”，是指腧穴。“腧”原写作“输”，有“内外相输应”的意思，说明它通过经络与脏腑
和其他部位相输通。腧穴与经络是“点”和“线”的关系。这些“点”有的直接与经脉相通，有的
与其“支而横者”的络脉相联，位置有深有浅，区域有大有小。人身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
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腧穴为“脉
气所发”和“神气之游行出入”处。
至于“面”，除了经络分布于体表的“皮部”学说之外，还包括肢体的肌肉、筋骨和脏腑组织，
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近代医学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过敏带等，也是经
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腧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
穴仅仅是经络学说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以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系统
在人体的分布，不仅仅是“线”和“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这
样才比较全面。
(二)十二经病“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
经络学说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病候是十二经脉的重要内容，具有“症候分类学”的
意义。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是在临床所见的一系列病症中根据其各种症状特征，以分辨不同经
络脏腑的疾患，在临床上有很大指导意义和价值。
但是，自《灵枢·经脉》提出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则病”(以下简称“是动”)和“是主某所生
病者”(以下简称“所生病”)的概念后，历代医家对其涵义的理解颇有分歧，以致影响了在实践
中的正确运用。
后世医家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是动为气病，所生病为血病(《难经》)；是动在
气、在阳、在卫，病在于外，所生病在血、在阴、在营，病在于内(杨康候注)；是动是经络的病，所
生病是脏腑的病(《灵枢集注》)；是动是本经病，所生病是他经病(《难经经释》)；是动为络病，所
生病为经病(《诊络篇补证》)；是动是气化的病，所生病是脏腑经络的病(滑伯仁注)……
裘氏认为，历代诸说虽似言之近理，但仔细分析，仍与经义有悖。他说，是动的“动”字，示
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
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络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印证。由
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经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
(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文献所述本是前后贯穿的，它之所以分成
两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
所以我们应当联系起来，综合两方面的症状以掌握病候的全貌，不可分割。
(三)奇经八脉的意义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
50年代裘氏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径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
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
领域的研究成果。裘氏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有“络脉”的特
第三卷5
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走向径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
名。奇经八脉不是一种作用很简单的脉，而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性质相近的几条经脉的联合
组织系统。在这些组织系统中的的经脉，通过奇经的联络、统率而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作用而
又密切关联的别道奇行组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联合组织系统中的核心，它担负着联系、调整
和主宰这个集体的经脉的功能。
裘氏还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治疗作了研究。他说，奇经的疾病应包括它所属的若干经脉
病候的综合，范围甚广。例如：阴维脉联系肝脾肾三经，且与任脉、足阳明经脉相合，故阴维脉
的病候赅括了以上诸经的疾病，可见“胸满，心胸痞胀，肠鸣泄泻，脱肛，食难下膈，积块坚横抢
胁，妇女胁疼心痛，结胸里急，伤寒，疟疾”等症候。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
的经脉或脏腑的范围，故采用能主治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一般即可取效。例如内科常用方
剂中的龟鹿二仙胶能补任督二脉的亏损，主治淋沥漏下、阳痿遗精早泄，带多小产等症。以上
各证多由肝脾肾及胞宫亏损所致。这些经脉为任督所统率，故本方就有滋任补督之功。后世
医家常感临床治疗奇经病的方药过少，实乃因为对于奇经的性质缺少深入认识的缘故。
(四)用针莫忘灸
针灸包括针刺和艾灸两种方法，针刺是机械性刺激，艾灸虽是温热的刺激，但更具有奥妙，
两者都是通过经络穴位传递治疗的效应。《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针刺和
艾灸在治疗上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因此，裘氏特别强调“用针莫忘灸”。
灸法有温经散寒之功。《灵枢·刺节真邪》说：“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
《灵枢·禁服》也说：“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宜灸之。”灸法是借灸火的热力透入
肌肤，以温经散寒，通行血脉。故一般用治于外感表证、咳喘痰嗽、风寒湿痹以及妇人气虚血
崩、男子虚羸少气、老年肾亏多尿、小儿疳积等，有较好的疗效。
灸法能起沉疴危证。《伤寒论》中早有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无脉，用灸法治疗的记载，其
有扶阳固脱的功效。裘氏早年曾治一重症痢疾患者，历经数医治疗，汤药并进，症情加剧，已经
出现神识昏糊，脉象微细等危象。邀裘氏往诊，初投汤药无效。后转用太乙神针灸法，持续熨
灸天枢、关元数小时，次日病人神志顿见清爽，痢止而脉转和，不三日而痊愈。像这样用药物、
针刺等治疗无效而最后以灸奏功的例子，在裘氏的追忆中并不是少见的。临床中对于中风脱
证、大汗亡阳、气虚暴脱等危症，均可应用灸法救治。
灸法还有防病保健作用。《千金要方》曾载：“凡入吴蜀地游宦，身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
疮暂瘥，则瘴疠毒气不能入也。”说明艾灸对于预防感染性疾患有一定的作用。近时对脑溢血、
高血压一类疾病，几乎畏灸如虎。而在《神灸经纶》中则载列了预防中风的九个施灸穴位，可见
这一宝贵经验，我们尚未很好继承。此外，文献中还有常灸三里、气海等穴位有健康长寿的记
载。过去有庄周曾讥笑孔丘“无病而自灸”之说，实践证明灸之得当，可达“自灸而无病”的目
的。
一般认为，灸法只适用于沉寒痼冷，无脉亡阳之证。裘氏认为灸法适用的范围很广，不仅
可用于阴证、寒证，也可应用于阳证、热证。过去丹溪治热证用灸，乃取“从治”之意，阴虚证用
灸取法“阳生阴长”的道理。近代也有很多用灸法治疗热证的临床报导，如用艾卷灸法治疗急
性乳腺炎、急性结膜炎、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用灯火灸治疗急性扁桃腺炎和流行性腮腺炎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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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辨证施灸”。
裘氏认为，灸法的临床应用固然十分重要，而灸法的作用机制，也亟需研究，灸法是否仅仅
是一个温热刺激问题，恐怕其中还有许多科学的奥秘，尚待我们去认识和探索。
三、各家学说发微
裘氏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颇多心得，曾积其多年研究成果，主持编撰了《中医历代
各家学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要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
目接受，特别是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
见”。裘氏对各家学说的研究涉猎甚广，不能一一枚举，只能择要举例，以示一斑。
(一)各家学说的渊源
一般谈各家学说，大都认为肇自金元时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儒之门户分于
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裘氏对此并不苟同，他说：“儒学在汉代早已分化成许多学术流派，而
医学流派之分可追朔至《黄帝内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两汉时代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
家。《内经》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古今学者公认。《内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
人之手。”(《九灵山房集》)从《内经》原著所引文献稽考，其中有《太始天元册》等二十余部，汇集
了诸多学术观点。
从有关内容剖析，可以发现《内经》确实存在着各家学说。例如，关于脏腑：《素问·金匮真
言论》有五脏六腑说，《灵枢·经脉》有六脏六腑说(将心包络作脏)，《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九脏
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有十一脏说，《素问·灵兰秘典论》有十二脏说等。关于脏腑与苗窍的关
系：《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主
舌”，“肾主耳”。关于经脉气血多少问题：《素问·血气形志篇》：少阴常少血多气，太阴常多气少
血；《灵枢·五音五味》：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灵枢·九针论》：少阴多气少血，太阴
多血少气。诸如此类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还可以举出许多。裘氏说：“我们并不否认《内
经》的学术价值及其权威性，但从中已可窥视《内经》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确有一定分歧。从这
一意义上说，《内经》乃是各家学说的论文汇编。”这一观点，具有独到见解。
(二)关于孙思邈的研究
裘氏对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其主要发明有：
裘氏崇尚孙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学术价值，倡言“《千金方》中藏万金”。他系统研
讨了两书的近六千个处方有关方论后深有体会地说：“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
‘精’字。”他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书中不仅
收载了大量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而且还有不少似乎“庞杂繁乱”而不易被常人所理解的“大
方”。对前者尚待我们深入挖掘，对后者有些医家曾有微词而不被重视。裘氏通过艰难摸索和
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之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
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近几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也往
第三卷7
往能起沉疴而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氏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
例如：清代余师愚应用大剂石膏治温疫的方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用石
膏至八两，并有多种配伍方法，以适用于不同的证情。一般医家尝谓表里双解法创自河间，而
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麻黄合大黄同用之方，开解表与清里合用
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后世治温病名方凉膈散、升降散和防风通圣散等，实皆由此悟出。
还有治疗温病气血两燔的气营两清法、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的清热解毒法、治疗温病邪初入
营血的凉血清热法以及辛凉解表法、甘寒生津法、芳香开窍法等，均可在《千金方》找到相应的
方药。这些方药及其配伍与后世治温病者，或如出一辙，或初见端倪，或方虽不同，其法则一。
孙思邈已开温病治法之先河，其功不可没。
孙思邈对养生学说的贡献不可低估。裘氏从三个方面概括孙氏的养生观：一是养生首重
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思邈本人之所以能克享遐龄，与其能“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
利，不肯低头拾卿相，誓愿普救含灵苦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
他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
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之事)，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
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
笑)。三是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孙氏对食养提出了许多主
张，诸如“食不欲杂”、“学淡食”、“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做到“饱中饥，饥中饱”。孙氏还十
分重视“食治”，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强调食物对养身和治病的重要
作用。这些堪称夺食疗之先声，对今天仍有很大指导价值。
(三)关于朱丹溪的研究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氏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心验。他从
六个方面归纳其学术特点。
人体生命的延续皆乎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如相火妄动则可致
病，故相火既为生命的本源，又是致病的因素。人欲保持健康，要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
所谓“动而中节”。
人的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阳气则始终鼓荡于人的生命全部过程中而无时不在，
故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意即以“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阳”是生命的活动现象，有了
物质基础自然会产生功能作用，故以补阴为治病的第一要义。
对于邪正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人体正气充实，病邪很难侵袭；反之，如发生疾病，则正气多
虚。故其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同时提出
“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能使气滞，而气火的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如湿、痰、瘀、积
等相附着，故在治疗气火的同时，常结合利湿、祛痰、化瘀、消积等方法。
刘河间虽亦主火，但未能深探所以燔灼之源，因此不能善用补阴清火之法；李东垣主补气，
而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生长和温养作用；张子和主攻，但只知攻邪，而未能正确
对待邪正之间的关系。丹溪能善用三家之长而去其短、补其偏，故其成就颇大。
第三卷8
丹溪的处方用药，不仅一扫宋代《局方》多用刚燥的积习，其用药法度、立方取义与治疗原
则，均予后世医家以深远的影响。他拟方选药，着重于清、泄、利、散、疏调与滋阴；其论病析因，
着重于湿热内蕴和相火上炎，而且特别注意“新寒兼伏热”类疾患，故其治疗特点，常采用综合
施治，不用纯泻呆补。丹溪的这些医学观点，具有宝贵的临床价值。
裘氏的归纳，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对我们发扬丹溪的学术经验，并为现代临床服务，极有
启迪作用。
(四)关于张介宾的研究
一般谈到张介宾的学术特点，“首重阳气”，“喜用温补”，已成医界的共识。但对其扶阳的
具体方法和用药特点则较少探讨。裘氏认为，介宾学术，阴阳并重，著名的“阴中求阳”、“阳中
求阴”的观点即是生动的例证。在遣方用药中，“扶阳不忘补阴是其基本特点”。
例如：景岳创六味回阳饮治“元气将脱”之证，方以熟地、当归配合参、附、姜、草，认为熟地
“兼温剂始得回阳”；治“元气大虚”的大补元煎，方以人参为君，佐以熟地、当归、枸杞、山萸填精
养血，虽曰培补元气，却以填补真阴为主；治疗火不生土，胃寒呕吐者，用理阴煎，以参、附、姜合
熟地、当归益阴填下，乃取义“阴为阳之基”的道理；治疗劳倦体虚感受寒邪，用大温中饮温补中
气，仍以熟地、当归为佐，认为“阳根于阴，汗化于液”，故温中解表兼补营血，以滋汗源；治“非风
卒倒”，“阳气暴脱”之证，在急用参附救阳的同时，“随用地黄、当归、甘杞之类填补真阴以培其
本”；治脾肾大虚之水肿，专用参附理阴煎加白术大剂与之，20余剂而腹胀尽退，方取参附温助
命门阳气，伍熟地、当归，旨在补精生气以行水消痞……。介宾于阴阳生化义理，可谓曲尽隐
奥。
但是，长乐陈修园在《景岳新方砭》中对景岳用金水六君煎治疗咳痰喘嗽曾大肆抨击。裘
氏则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发现此方不仅可治疗阴虚外感咳嗽，又能对脾肺虚寒、肾水
不足上泛为痰之嗽，有较好的疗效。并领悟到“水生万物”、“阳根于阴”的深刻道理。
裘氏说，张介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取义于“阴阳互根”、“精气互生”的原理，
值得我们玩味再三。裘氏晚年用方遣药，每于此中得到借鉴。
(五)掌握各家学说的要领
裘氏说：“中医各家学说是历代医家各种学术思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总汇，是祖国医学的
一个重要宝藏。各家学说蕴藏着许多医家各自的方证药法和医学理论，通过学习，可以开拓思
想，扩大视野，并丰富我们治病的方法。”但要学好各家学说必须掌握四个要领。
关键在于“各”字。各家学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同的医家对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学术
见解和治疗特点。设若同一发热病者，河间可能投之以苦寒泻火，子和即以攻邪泄热，丹溪拟
滋阴为法，东坦则可能施以甘温，景岳甚至会温补，病虽一而法各异，效必有别，但其中必有一
法更契合病机。我们学习各家学说的目的在于掌握更多认识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
才能为临床服务。
区别在于“家”字。裘氏将历代医家根据其学术成就和特长，分为“大家”、“名家”、“专家”、
“杂家”四大类。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诸方面均有建树，学说广博深邃，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医家，
称“大家”，如孙思邈、李时珍等；在学术方面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成就及广博稍次于大家，
第三卷9
称“名家”，如巢元方、金元四大家等；在某一方面颇有擅长的医家，称“专家”，如方剂家王焘、伤
科家危亦林等；其学问涉及医学以外的多种知识的医家，称“杂家”，如沈括、赵学敏等。我们学
习的重点应放在“大家”和“名家”方面，根据需要选择有关“专家”。
钻研在于“学”字。要掌握医家的学术思想，既要追溯其学术之所本，洞悉其卓有建树之
处，又要了解其学术对后世发展的影响情况，这样就比较全面、深刻。
掌握在于“说”字。每一医家的具体论说甚多，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要从总体上
掌握各医家的学术思想，更应对其临证经验，通过自己躬身实践，加以体验，才能得其要领，以
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同时促进学术的发展。
四、“澄心、息虑、全神”的养生观
养生学说是中医学中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门重要学问，裘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曾精辟地
分析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
是消灭医生”的见解。历代中医文献中有关养生的记载极为丰富，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他曾
在报章呼吁中医学院应建立养生康复专业，为保障人类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一)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氏已近逾八旬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体会，
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末，何
谓“全神”？
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氏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
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伦》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
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
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氏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
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
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
“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
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
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
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
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
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相反，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
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
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
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
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
第三卷10
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二)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氏认为，七情之发贵乎
“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
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适度中节而又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
致病，即使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
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
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
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
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
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
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
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
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
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里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
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
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
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三)坚持一个“啬”字
裘氏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
“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
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
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
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
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
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
《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氏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
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
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
乃伤”。《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
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他如房室过度则伤精等，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
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疑难杂病专家裘沛然
王庆其整理
编者按裘沛然，浙江慈溪人，生于1916年。1934年毕业于旧上海
中医学院，1958年入上海中医学院执教。曾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
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兼医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
士生导师、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是全国500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
范，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3年
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
裘氏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
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他倡导“寒温一体论”，澄清了伤寒温病的
异同问题。早年主持研制的“经络玻璃人”模型及脉象模型，曾分别荣获国家工业二、三等奖。
裘氏对内科疑难病的治疗积有宝贵的经验，其撰写的《疑难病证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曾获
得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颁发的一等奖。主持编写了《辞海》(中医学科)、《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
医卷、《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医历代各家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等30部著作。主编
《中国医学大成》三编，计950万字，对赵氏旧著作了大量删增。特别是其晚年的力作《壶天散
墨》，以“抉择陈言，剖析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而雄视当世，并有《剑风楼诗文钞》为世所
称。
人说读书乐，我说有苦有乐，乐是从苦中得来的，小苦得小乐，大苦得大
乐。未得其乐者，由于不肯吃苦；深得其乐者，乐而不知其苦。
———裘沛然
裘沛然原名维龙，又名沛然，原藉浙江省慈溪县。1922~1927年就读于小学和国学专修
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两年，然已
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1928~1930年，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
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
哲初之高弟。裘氏在课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
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
第三卷1
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
请益于谢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上海诸名家的青睐。
1934~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
哲学等。家中藏书数万卷，寝馈其中达20余年。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四所中医
学院成立。1957年，广州中医学院慕名以高薪相邀，而上海市卫生局亦为他安排工作。裘氏
服从组织的决定，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
本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其时，学院草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
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六种针灸书籍，
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领导教师
一起创制了“针灸经络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先后获得国家工业二等奖和三等奖。他还创
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要在临床亲
自显示其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
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
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
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有一次在
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辨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
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
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裘
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
之一。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
家共同研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他在1979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市政协“医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
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政府献计献策。
自1958年以来，他所主持编写的著作达30余种，所撰论文计30余篇，其中一篇获中华全
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另一篇获全国十家期刊优秀论文二等奖。他的力作《壶天散墨》
一书，以议论精辟，见解高超，文笔优美而见称当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裘氏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同
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3年他荣获英国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20世纪成就奖”。他虽已达
八旬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氏能诗善文，在
前年除夕之夜，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
称医”。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一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诗中虽寓有一些“才
华迟暮”之感，但他还是念念不忘病人的痛苦，而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幸福寄以殷切的关怀和无
限的希望。
第三卷2
学术精华
一、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
汉代医学大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清
代名医叶香岩创温病论，他以伤寒主六经，温病主卫气营血，是两门学问。自叶氏之说兴，中医
界由此引起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裘氏于仲景、香岩之学，寝馈50年。他认为，伤
寒和温病、六经和卫气营血是否是一回事，不要只听名词之不同，而要仔细分析两者所表现的
具体证候的异同，必须从其临床具体表现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
(一)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赅括温病
裘氏采用“循名责实”的治学方法对伤寒和温病的概念作了缜密的考证。
首先从《伤寒论》自序中可知，仲景曾慨叹自己宗族在建安十年中“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
十居七”，说明他所指的伤寒，绝非仅指一般感受风寒的病症，其中包括了很多急性或烈性传染
病，不然其死亡率何以竟有如此之高？
再从有关文献记载来分析，《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难经·五
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晋代葛洪《肘后方》载：“伤
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唐孙思邈《千金方》引《小品》说：“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
舍间号。”宋代庞安常将天行、温病、时行寒疫、温疫、阴阳毒等多种外感疾病，归纳于“伤寒总
病”范畴。张子和《儒门事亲》对伤寒概念说得最明确：“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秋之疟及痢，冬之
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伤寒。”即使是温病学家王士雄也承认：“五气感人，古人
皆谓之伤寒，故仲景著论皆以伤寒名之。”
综上可见，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近世所称之温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
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等，都早已赅括于伤寒范畴，其中各病的名称、病因病机及证治大
法，亦早备于《伤寒论》中。裘氏认为，“伤寒与温病，后世医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
验，治疗方药日趋丰富，这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必然。”
(二)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
叶香岩倡“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说，继而吴鞠通亦说：“伤寒论六经，
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以此作为划分伤寒
与温病的理论依据。裘氏认为，且不说“河间温病，须究三焦”之论在刘氏著作中并无此说，且
把完整的人体竟然分割成纵横两截，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有机体，脏
腑经络之间不可分割。六经是有经络脏腑实质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伤寒论》的
诸多原文。六经和三焦也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在生理病理情况下是互相联系的。如以太阳病
一经证候为例，太阳主一身之表而皮毛为肺之合，故太阳病可显现上焦症状；太阳病不解传阳
第三卷3
####
明，则出现中焦症状；太阳随经，瘀热水邪结于膀胱，可出现下焦症状。可见太阳一经已具三焦
证候，其它诸经岂可脱离脏腑而为病？《医彻》也有“伤寒发热，归于三焦”之说，故六经病证足
以赅括三焦。
(三)卫气营血不能逾越经络脏腑
叶香岩创温病之论，以“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为辨证次序，其实他们倡导的卫气
营血辨证提纲，都没有脱离经络的范围。“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取血于营，取气于卫”，卫气
营血循行于经脉内外，经脉又络属于脏腑，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须臾分离。营卫气血之
为病，也离不开经络脏腑的病理表现。
裘氏曾以太阳一经为例，则营卫气血之证均已毕具。如《伤寒论》有风伤卫、寒伤营之证，
桂枝汤治风伤卫证，其方可调和营卫，治卫强营弱；麻黄汤治寒伤营证，其方可发汗解表。《医
宗金鉴》论太阳表解有“不解于卫则解于营，汗出而解者，从卫解也，衄血而解者，从营解也”之
说。太阳病兼烦躁或心烦、口渴，而用桂枝加黄芩的阳旦证、麻杏石甘证以及大青龙汤证等，实
际上已渐兼阳明，即温病所谓在卫不解已见气分之证。至于太阳病在经不解，邪热在里，血结
膀胱而见少腹硬满，意识异常等表现，此即太阳病的血分证候。可见太阳一经中营卫气血各证
即已具备。温病学中所揭示的卫气营血的症状，虽然较汉代医书载述的有所充实发展，也仅仅
是六经病中的某些症候的另一种表达名词而已。就连叶香岩本人也在温热论中明确说过，“辨
卫气营血与伤寒同”，这恰恰是卫气营血不离六经的有力佐证。
至于天士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以此有别于伤寒之邪从皮毛侵袭者，其实
无论伤寒和一切外感病证，其感邪和传变都是多途径的，常随病因、体质、环境、平素宿疾及正
气盛衰而可呈现多种多样的感传情况。如果偏执一端，作为温病传变的特殊规律，这会使中医
外感病的治疗受到很大局限。
据上分析，裘氏认为，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
的认识和证治，但不宜将两者机械地“分家”，而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
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二、关于经络针灸的研究
裘氏早年曾从事针灸、经络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于针灸经络深有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
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一)经络是“点”、“线”、“面”的综合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
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转机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
中的整体观点”。这是他对经络学说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高度概括。
裘氏认为，经络应包括“线、点、面”三个部分。
经络是人体中具有特殊联系的线路，这种特殊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身体表，从
左右、上下以及前后、正中、偏侧各部之间的联系；二是某些脏器和另一些脏器之间的联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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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身体表和体内脏腑的联系。把经络称为“线”，包括正脉、支脉、经别、络脉、孙脉、奇脉及经
隧等各种纵横交叉和深浅密布的循行径路。
所谓“点”，是指腧穴。“腧”原写作“输”，有“内外相输应”的意思，说明它通过经络与脏腑
和其他部位相输通。腧穴与经络是“点”和“线”的关系。这些“点”有的直接与经脉相通，有的
与其“支而横者”的络脉相联，位置有深有浅，区域有大有小。人身除了三百六十几个经穴之
外，还有很多奇穴，另有天应穴、不定穴等，所谓“人身寸寸皆是穴”，其多不可胜数。腧穴为“脉
气所发”和“神气之游行出入”处。
至于“面”，除了经络分布于体表的“皮部”学说之外，还包括肢体的肌肉、筋骨和脏腑组织，
都有一般的分布和特殊的联系。近代医学家所发现的压痛点及皮肤活动点、过敏带等，也是经
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腧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
穴仅仅是经络学说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以及标本、根结之类。经络系统
在人体的分布，不仅仅是“线”和“点”的联系，还应当从它分部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这
样才比较全面。
(二)十二经病“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
经络学说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十二经病候是十二经脉的重要内容，具有“症候分类学”的
意义。十二经病候的内容是在临床所见的一系列病症中根据其各种症状特征，以分辨不同经
络脏腑的疾患，在临床上有很大指导意义和价值。
但是，自《灵枢·经脉》提出十二经病候中的“是动则病”(以下简称“是动”)和“是主某所生
病者”(以下简称“所生病”)的概念后，历代医家对其涵义的理解颇有分歧，以致影响了在实践
中的正确运用。
后世医家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是动为气病，所生病为血病(《难经》)；是动在
气、在阳、在卫，病在于外，所生病在血、在阴、在营，病在于内(杨康候注)；是动是经络的病，所
生病是脏腑的病(《灵枢集注》)；是动是本经病，所生病是他经病(《难经经释》)；是动为络病，所
生病为经病(《诊络篇补证》)；是动是气化的病，所生病是脏腑经络的病(滑伯仁注)……
裘氏认为，历代诸说虽似言之近理，但仔细分析，仍与经义有悖。他说，是动的“动”字，示
经气之动乱；是主某所生病的“主”字，含有主管、主治的意义。“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
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络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印证。由
病理变化而产生的症状，即是动病，也就是该经俞穴的主治范围；而十二经脉所主治的病症
(即主某所生病)也正由于该经经气的异常所导致。文献所述本是前后贯穿的，它之所以分成
两个部分叙述，仅仅是古代医家从临床症状观察和治疗体验两个方面所获得的材料之汇合，
所以我们应当联系起来，综合两方面的症状以掌握病候的全貌，不可分割。
(三)奇经八脉的意义
关于奇经八脉问题，历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明代李时珍独对此作过整理阐发。
50年代裘氏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径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
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展示了他对该
领域的研究成果。裘氏肯定奇经八脉具有“经脉”的性质，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兼有“络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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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挥着联络、灌溉的效能；加之其走向径路与脏腑联系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经脉，故以“奇”命
名。奇经八脉不是一种作用很简单的脉，而是十二经脉中的某些性质相近的几条经脉的联合
组织系统。在这些组织系统中的的经脉，通过奇经的联络、统率而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作用而
又密切关联的别道奇行组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联合组织系统中的核心，它担负着联系、调整
和主宰这个集体的经脉的功能。
裘氏还对奇经八脉的病候及治疗作了研究。他说，奇经的疾病应包括它所属的若干经脉
病候的综合，范围甚广。例如：阴维脉联系肝脾肾三经，且与任脉、足阳明经脉相合，故阴维脉
的病候赅括了以上诸经的疾病，可见“胸满，心胸痞胀，肠鸣泄泻，脱肛，食难下膈，积块坚横抢
胁，妇女胁疼心痛，结胸里急，伤寒，疟疾”等症候。治疗奇经疾病的方法，不离于该奇经所统属
的经脉或脏腑的范围，故采用能主治原来经脉的方药或俞穴，一般即可取效。例如内科常用方
剂中的龟鹿二仙胶能补任督二脉的亏损，主治淋沥漏下、阳痿遗精早泄，带多小产等症。以上
各证多由肝脾肾及胞宫亏损所致。这些经脉为任督所统率，故本方就有滋任补督之功。后世
医家常感临床治疗奇经病的方药过少，实乃因为对于奇经的性质缺少深入认识的缘故。
(四)用针莫忘灸
针灸包括针刺和艾灸两种方法，针刺是机械性刺激，艾灸虽是温热的刺激，但更具有奥妙，
两者都是通过经络穴位传递治疗的效应。《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针刺和
艾灸在治疗上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因此，裘氏特别强调“用针莫忘灸”。
灸法有温经散寒之功。《灵枢·刺节真邪》说：“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
《灵枢·禁服》也说：“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宜灸之。”灸法是借灸火的热力透入
肌肤，以温经散寒，通行血脉。故一般用治于外感表证、咳喘痰嗽、风寒湿痹以及妇人气虚血
崩、男子虚羸少气、老年肾亏多尿、小儿疳积等，有较好的疗效。
灸法能起沉疴危证。《伤寒论》中早有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无脉，用灸法治疗的记载，其
有扶阳固脱的功效。裘氏早年曾治一重症痢疾患者，历经数医治疗，汤药并进，症情加剧，已经
出现神识昏糊，脉象微细等危象。邀裘氏往诊，初投汤药无效。后转用太乙神针灸法，持续熨
灸天枢、关元数小时，次日病人神志顿见清爽，痢止而脉转和，不三日而痊愈。像这样用药物、
针刺等治疗无效而最后以灸奏功的例子，在裘氏的追忆中并不是少见的。临床中对于中风脱
证、大汗亡阳、气虚暴脱等危症，均可应用灸法救治。
灸法还有防病保健作用。《千金要方》曾载：“凡入吴蜀地游宦，身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
疮暂瘥，则瘴疠毒气不能入也。”说明艾灸对于预防感染性疾患有一定的作用。近时对脑溢血、
高血压一类疾病，几乎畏灸如虎。而在《神灸经纶》中则载列了预防中风的九个施灸穴位，可见
这一宝贵经验，我们尚未很好继承。此外，文献中还有常灸三里、气海等穴位有健康长寿的记
载。过去有庄周曾讥笑孔丘“无病而自灸”之说，实践证明灸之得当，可达“自灸而无病”的目
的。
一般认为，灸法只适用于沉寒痼冷，无脉亡阳之证。裘氏认为灸法适用的范围很广，不仅
可用于阴证、寒证，也可应用于阳证、热证。过去丹溪治热证用灸，乃取“从治”之意，阴虚证用
灸取法“阳生阴长”的道理。近代也有很多用灸法治疗热证的临床报导，如用艾卷灸法治疗急
性乳腺炎、急性结膜炎、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用灯火灸治疗急性扁桃腺炎和流行性腮腺炎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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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运用“辨证施灸”。
裘氏认为，灸法的临床应用固然十分重要，而灸法的作用机制，也亟需研究，灸法是否仅仅
是一个温热刺激问题，恐怕其中还有许多科学的奥秘，尚待我们去认识和探索。
三、各家学说发微
裘氏对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研究颇多心得，曾积其多年研究成果，主持编撰了《中医历代
各家学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研究各家学说主张“不要先存成见，既不轻易否定，也不盲
目接受，特别是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提出己
见”。裘氏对各家学说的研究涉猎甚广，不能一一枚举，只能择要举例，以示一斑。
(一)各家学说的渊源
一般谈各家学说，大都认为肇自金元时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儒之门户分于
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裘氏对此并不苟同，他说：“儒学在汉代早已分化成许多学术流派，而
医学流派之分可追朔至《黄帝内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两汉时代已形成四大医学流派———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神仙
家。《内经》是医经派的代表作之一，古今学者公认。《内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
人之手。”(《九灵山房集》)从《内经》原著所引文献稽考，其中有《太始天元册》等二十余部，汇集
了诸多学术观点。
从有关内容剖析，可以发现《内经》确实存在着各家学说。例如，关于脏腑：《素问·金匮真
言论》有五脏六腑说，《灵枢·经脉》有六脏六腑说(将心包络作脏)，《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九脏
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有十一脏说，《素问·灵兰秘典论》有十二脏说等。关于脏腑与苗窍的关
系：《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主
舌”，“肾主耳”。关于经脉气血多少问题：《素问·血气形志篇》：少阴常少血多气，太阴常多气少
血；《灵枢·五音五味》：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灵枢·九针论》：少阴多气少血，太阴
多血少气。诸如此类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还可以举出许多。裘氏说：“我们并不否认《内
经》的学术价值及其权威性，但从中已可窥视《内经》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确有一定分歧。从这
一意义上说，《内经》乃是各家学说的论文汇编。”这一观点，具有独到见解。
(二)关于孙思邈的研究
裘氏对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其主要发明有：
裘氏崇尚孙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的学术价值，倡言“《千金方》中藏万金”。他系统研
讨了两书的近六千个处方有关方论后深有体会地说：“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
‘精’字。”他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书中不仅
收载了大量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而且还有不少似乎“庞杂繁乱”而不易被常人所理解的“大
方”。对前者尚待我们深入挖掘，对后者有些医家曾有微词而不被重视。裘氏通过艰难摸索和
临床体察，乃悟其方之杂，正是奥妙之所在。姜桂与大黄并用，人参与硝黄相伍，体现了“制方
之反激逆从”的妙用。故他在近几年治疑难杂症，亦常效法思邈，以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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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能起沉疴而愈危疾。
历代医家都认为温病学说开创于明清时代，裘氏则指出孙思邈是“温病治法的创导者”。
例如：清代余师愚应用大剂石膏治温疫的方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用石
膏至八两，并有多种配伍方法，以适用于不同的证情。一般医家尝谓表里双解法创自河间，而
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麻黄合大黄同用之方，开解表与清里合用
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后世治温病名方凉膈散、升降散和防风通圣散等，实皆由此悟出。
还有治疗温病气血两燔的气营两清法、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的清热解毒法、治疗温病邪初入
营血的凉血清热法以及辛凉解表法、甘寒生津法、芳香开窍法等，均可在《千金方》找到相应的
方药。这些方药及其配伍与后世治温病者，或如出一辙，或初见端倪，或方虽不同，其法则一。
孙思邈已开温病治法之先河，其功不可没。
孙思邈对养生学说的贡献不可低估。裘氏从三个方面概括孙氏的养生观：一是养生首重
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思邈本人之所以能克享遐龄，与其能“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
利，不肯低头拾卿相，誓愿普救含灵苦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
他倡导十二个“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
对十二个“多”(即与十二少相反之事)，防止六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
出十个“莫”(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
笑)。三是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孙氏对食养提出了许多主
张，诸如“食不欲杂”、“学淡食”、“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做到“饱中饥，饥中饱”。孙氏还十
分重视“食治”，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强调食物对养身和治病的重要
作用。这些堪称夺食疗之先声，对今天仍有很大指导价值。
(三)关于朱丹溪的研究
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中医学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裘氏对丹溪学说的研究颇多心验。他从
六个方面归纳其学术特点。
人体生命的延续皆乎由于动。凡“动”皆属于火，而主要是相火的作用，如相火妄动则可致
病，故相火既为生命的本源，又是致病的因素。人欲保持健康，要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
所谓“动而中节”。
人的精血易耗难生，形质易衰难长，阳气则始终鼓荡于人的生命全部过程中而无时不在，
故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其意即以“阴”为生命的物质基础，“阳”是生命的活动现象，有了
物质基础自然会产生功能作用，故以补阴为治病的第一要义。
对于邪正之间的关系，认为如人体正气充实，病邪很难侵袭；反之，如发生疾病，则正气多
虚。故其施治不主张峻攻，但也反对呆补，而常用“治病不伤正，扶正不碍邪”的方法，同时提出
“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认为气有余能使火炎，火有余亦能使气滞，而气火的郁遏，又常与有形之邪如湿、痰、瘀、积
等相附着，故在治疗气火的同时，常结合利湿、祛痰、化瘀、消积等方法。
刘河间虽亦主火，但未能深探所以燔灼之源，因此不能善用补阴清火之法；李东垣主补气，
而以为“火与元气不两立”，未谙相火有生长和温养作用；张子和主攻，但只知攻邪，而未能正确
对待邪正之间的关系。丹溪能善用三家之长而去其短、补其偏，故其成就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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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溪的处方用药，不仅一扫宋代《局方》多用刚燥的积习，其用药法度、立方取义与治疗原
则，均予后世医家以深远的影响。他拟方选药，着重于清、泄、利、散、疏调与滋阴；其论病析因，
着重于湿热内蕴和相火上炎，而且特别注意“新寒兼伏热”类疾患，故其治疗特点，常采用综合
施治，不用纯泻呆补。丹溪的这些医学观点，具有宝贵的临床价值。
裘氏的归纳，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对我们发扬丹溪的学术经验，并为现代临床服务，极有
启迪作用。
(四)关于张介宾的研究
一般谈到张介宾的学术特点，“首重阳气”，“喜用温补”，已成医界的共识。但对其扶阳的
具体方法和用药特点则较少探讨。裘氏认为，介宾学术，阴阳并重，著名的“阴中求阳”、“阳中
求阴”的观点即是生动的例证。在遣方用药中，“扶阳不忘补阴是其基本特点”。
例如：景岳创六味回阳饮治“元气将脱”之证，方以熟地、当归配合参、附、姜、草，认为熟地
“兼温剂始得回阳”；治“元气大虚”的大补元煎，方以人参为君，佐以熟地、当归、枸杞、山萸填精
养血，虽曰培补元气，却以填补真阴为主；治疗火不生土，胃寒呕吐者，用理阴煎，以参、附、姜合
熟地、当归益阴填下，乃取义“阴为阳之基”的道理；治疗劳倦体虚感受寒邪，用大温中饮温补中
气，仍以熟地、当归为佐，认为“阳根于阴，汗化于液”，故温中解表兼补营血，以滋汗源；治“非风
卒倒”，“阳气暴脱”之证，在急用参附救阳的同时，“随用地黄、当归、甘杞之类填补真阴以培其
本”；治脾肾大虚之水肿，专用参附理阴煎加白术大剂与之，20余剂而腹胀尽退，方取参附温助
命门阳气，伍熟地、当归，旨在补精生气以行水消痞……。介宾于阴阳生化义理，可谓曲尽隐
奥。
但是，长乐陈修园在《景岳新方砭》中对景岳用金水六君煎治疗咳痰喘嗽曾大肆抨击。裘
氏则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躬亲实践，发现此方不仅可治疗阴虚外感咳嗽，又能对脾肺虚寒、肾水
不足上泛为痰之嗽，有较好的疗效。并领悟到“水生万物”、“阳根于阴”的深刻道理。
裘氏说，张介宾“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观点，取义于“阴阳互根”、“精气互生”的原理，
值得我们玩味再三。裘氏晚年用方遣药，每于此中得到借鉴。
(五)掌握各家学说的要领
裘氏说：“中医各家学说是历代医家各种学术思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总汇，是祖国医学的
一个重要宝藏。各家学说蕴藏着许多医家各自的方证药法和医学理论，通过学习，可以开拓思
想，扩大视野，并丰富我们治病的方法。”但要学好各家学说必须掌握四个要领。
关键在于“各”字。各家学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不同的医家对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学术
见解和治疗特点。设若同一发热病者，河间可能投之以苦寒泻火，子和即以攻邪泄热，丹溪拟
滋阴为法，东坦则可能施以甘温，景岳甚至会温补，病虽一而法各异，效必有别，但其中必有一
法更契合病机。我们学习各家学说的目的在于掌握更多认识疾病的观点和防治疾病的方法，
才能为临床服务。
区别在于“家”字。裘氏将历代医家根据其学术成就和特长，分为“大家”、“名家”、“专家”、
“杂家”四大类。在中医理论和临床诸方面均有建树，学说广博深邃，对后世影响甚大的医家，
称“大家”，如孙思邈、李时珍等；在学术方面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成就及广博稍次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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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名家”，如巢元方、金元四大家等；在某一方面颇有擅长的医家，称“专家”，如方剂家王焘、伤
科家危亦林等；其学问涉及医学以外的多种知识的医家，称“杂家”，如沈括、赵学敏等。我们学
习的重点应放在“大家”和“名家”方面，根据需要选择有关“专家”。
钻研在于“学”字。要掌握医家的学术思想，既要追溯其学术之所本，洞悉其卓有建树之
处，又要了解其学术对后世发展的影响情况，这样就比较全面、深刻。
掌握在于“说”字。每一医家的具体论说甚多，同一疾病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要从总体上
掌握各医家的学术思想，更应对其临证经验，通过自己躬身实践，加以体验，才能得其要领，以
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同时促进学术的发展。
四、“澄心、息虑、全神”的养生观
养生学说是中医学中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一门重要学问，裘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曾精辟地
分析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
是消灭医生”的见解。历代中医文献中有关养生的记载极为丰富，应该很好继承和发扬。他曾
在报章呼吁中医学院应建立养生康复专业，为保障人类健康长寿作出贡献。
(一)养生的关键在于“全神”
裘氏已近逾八旬之年，工作十分忙碌，但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他根据自己切身体会，
总结养生的经验是：人的健康与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全神”。那末，何
谓“全神”？
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氏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
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荀子·天伦》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
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泰族训》又说：“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
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裘氏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
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
老寿夭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
“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似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
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但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完美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
用。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
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淡宁静的境地。这里所说的“澄心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
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
学术研究，为人民为社会作有益工作，心安神怡，乐而不疲，虽殚精竭虑，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相反，心术不正，勾心斗角，嗜欲无穷，声色劳神，往往导致食不甘味，夜无酣寐，神气受伤，影
响了自我调节功能，所以难以达到人应享的年寿。中国历代有修养的名家，大都长寿，就是明
证。因此，要做到“全神”，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
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
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发挥，从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
第三卷10
气从之，这是得享遐龄的关键。
(二)七情之发贵乎“中节”
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内心体验和反映。裘氏认为，七情之发贵乎
“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
节”的意思。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内外各种因素所诱发的适度中节而又较为短暂的情志波动并不害生
致病，即使劣性刺激所激起的一时性的较为剧烈的情感波动，经过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作用后
也不一定伤及人体。故有“随怒随消未必致病”之说。能导致躯体病变或损伤的是那些超过个
体生理适应和调节能力的情感波动。中医理论中致病情志表现出两类基本形式：一是波动过
于剧烈，如狂喜、暴怒、大悲、卒惊等勃发的激情冲动；二是持续过久，如抑郁、久悲、失志、过忧、
郁怒以及长期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境状态。因此，加强自我调节或控制，是防范心身疾病的关
键。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的“道林养性”篇中就曾指出十二种过度情志变化的危害性：“多思
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
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足，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可见造成人体伤
害的关键在于“多”，“多”则超过了常度，破坏了人体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从而导致气血逆乱，
脏气戕害，形成种种病变。这里告诫人们对于七情之用要保持“中节”，使之冲和为度。诚如嵇
康在《养生论》中所说的：“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
人为万物之灵，人生在世总有喜怒哀乐之情志变化，岂能“如槁木，如死灰”？七情活动不
可不发，不可过用。不发则隐曲不伸，郁而成病；过用则神散气耗，同样足以致病。因此，人若
能把握“中节”之道，识得个中真谛，则身心健康有了基本保证。
(三)坚持一个“啬”字
裘氏对孙思邈的养生要诀颇为心折，强调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他完全赞同孙氏以焚
“膏用小炷与大炷”的比喻，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不可浪用，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
尽量减少它的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
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
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韩非子·解老篇》
也说：“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
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
《素问·经脉别论》所提出的“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实际上与裘氏所强调“啬”的论述是一
致的。如七情过用就成为致病之因，“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均
是。饮食的大饥大饱，或过寒过热，或偏嗜，皆是“过用”现象，足以成病。所谓“饮食自倍，肠胃
乃伤”。《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也
是“过用”所造成的损害，他如房室过度则伤精等，均与“啬”的要义相悖逆。
“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
是指人们对自己精气神的消耗希望能减少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