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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30位国医大师简介(生平、学术成就、临床经验等)

21、程莘农

程莘农,男,汉族,1921年8月出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2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在近70年的临床实践中,经他针灸治疗的患者有几十万人次;

他主编的《中国针灸学》,至今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

他以唯一的针灸专家身份,当选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诵读“经书” 拜师学艺

淮安市(2001年前为淮阴市)地处江苏省北部,京杭大运河畔,历史上商贾云集,名家辈出,素以“壮丽东南第一州”名扬大江南北。1921年8月24日当太阳浮出地平线的那一刻,程莘农在该市一家书香门第中诞生。

诵读“经书” 拜师学艺

程莘农的父亲程序生为清朝末期科举秀才。在程莘农6岁时,其父就为他讲授《四书》、《五经》的含义和哲理,同时还让他练习书法。10岁时,父亲教程莘农学习《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内经》、《难经》等中医学书籍。

5年多的中医书本知识学习和诵读,使程莘农有了扎实的中医基本知识,1936年春,其父怀揣数百元大洋,带其叩拜当地著名老中医陆慕韩先生为师。陆老先生看到程莘农聪颖好学,勤快俭朴,就从治病到行针、开方,都手把手地教。对关键问题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直到程莘农理解、学会并能独立掌握和运用为止。在父亲严格的训教、陆老先生的精心培养下,程莘农练就了一手过硬扎实的中医临证基本功。特别是在学习陆氏内科、妇科等杂病诊治方面,一脉相承。陆氏去逝前曾撰写《验舌辨证歌括》,后经程莘农收集、释注,整理为《养生草堂方案偶存》。因其接诊热情,疗效显著,药到病除,程莘农行医时,前来应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有患者为了感谢程莘农为自己治好了重病,重获新生,就精心制作了一块“陆慕韩亲授程莘农先生医道”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悬挂在诊室内。

几十年来,程莘农高超的针术令数以万计的患者折服,在当地,患者对程莘农“小程先生”的称呼,闻名遐迩,传颂于乡间。1947年11月,程莘农获得“中华民国考试院”颁发的医师证书。他仍然边行医边学习,8年后,他以苏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即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的本科班,从此踏上了他半个多世纪针灸生涯的征程。

甘为良医 治病救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既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又有精湛医疗技术的学科带头人。1956年,程莘农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期中医本科进修毕业后,组织选拔任命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教研组长。他治疗疾病也从“用药为主”,转移到“用针”为主。他在研究针灸的同时,整理出版了《难经语释》。

1957年,程莘农服从国家需要,又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和科研。同时兼任该校附属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攻针灸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三叉神经痛等病,取得重大进展。

1976年,程莘农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1980年2月,程莘农当选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

1976年“文革”结束后,依据当时有关政策,程莘农也结束了6年半的下放劳动,得以恢复了工作。采访时,程莘农说:“‘文革’时我有6年时间被剥夺了看病的权利,现在我要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话间,他的双眼直视着没有终点的前方,好似追寻着那段失去的光阴的始点。

数职在身,各种繁杂和沉重的事务和政务不仅没有成为影响他给病人看病的因素,反而是他在纵观全局,了解更多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的同时,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广大民众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水平低下而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情景,更激发他努力学习提高针灸医术水平,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热情。依照惯例,程莘农已有这样高的职位和医术,并不需要每天在诊室坐班。可他几十年来,无论酷暑寒冬,每天清晨6点刚过,就步行来到诊室忙个不停。他带领的硕士研究生都知道他一踏进诊室就不喝水、不上厕所,不停地诊病。如今,他带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工作中都保持了这一工作风格。

50多年来,经程莘农针灸治疗过病人有数十万人次之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每天诊治的病人平均达七八十人次。此间,他不断对自己的针法改进和完善,创造了“程式三才进针法(取天、人、地三才,即浅、中、深。进针时分皮肤、浅部和深部三个层次操作。先针1~2分深,次过皮肤的浅部,为天才;再刺到3~4分深,到达肌肉层为人才;三刺3~4分深,进入筋肉之间为地才),针灸疗效显著提高。

程莘农认为,中医药之所以能成为国粹,当今又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软实力组成部分,有其科学根据和道理。针灸作为中医药科学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有他的科学依据;针灸疗效显著,能治疗多种疾病是不容置疑的。

采访中,程莘农介绍了数件令人难忘的病例,在深深感悟中医针灸神奇的同时,更令人对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产生无限钦佩。

程莘农介绍说,在他几十年的看病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病人都能在诊室或乡下遇到。有的小病三针两针就扎好了,也有的接受治疗的时间较长,扎得次数较多。1980年初,一位外地男性中年患者,瘫痪卧床多年,他听说北京东直门中医院有位程教授针灸很“神”,可以治好瘫痪,就由家人用担架抬着,来到医院求治。后来扎了两年针灸,几十个疗程辅以中药,终于使其痊愈了。最后一次针灸后,病人竟能自己自如地行走下楼梯乘车回家。

“神话”般的奇迹在众目圆睁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有一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来到针灸研究所,替其国内一位妇女咨询。当这位女病人从印度来到诊所,我才知道,她患三叉神经痛已17年,为治病辗转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十所医院,都不太见效。我仔细询问和检查病情,决定给她分两个疗程治疗,每个疗程扎10天,中间休息2天,再进行第二个疗程。就这样,经过20天的精心针灸,折磨这位妇女17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这位妇女回到印度后,也没有复发。”程莘农说。

患者治愈后,多次来函、来电表示要邀请程莘农到印度去,好让她们当地的医生亲眼见识一下中国的“神针”。两年后,程莘农一行受邀赴印度讲学,并为这位妇女的3所医院的医务人员搞了短期培训。

程莘农行医中,时时处处以“愿为良医”的祖训要求自己,无论对高官还是平民求治,都一视同仁,热情诊治。对实施治疗的场所和条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方便病人治疗,就随时施治。

1976年,程莘农恢复工作不久,随单位医疗队赴山西省稷山县送医下乡。程莘农介绍说,那时送医下乡,每天是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家吃,明天就去那家吃,每天3毛钱,1斤粮票。有一天,去一户农家吃午饭时,看到这家女主人擀面条时好像心不在焉,若有所思。问她:“你有什么困难吧?”她说:心焦啊!女儿1天到晚老是摇头,怎么治也治不好啊!唉……!我就说给她扎扎看吧!头顶1针,脑后1针,就1顿饭的工夫,我吃完面条后给她起针,就去工作了,准备明天有空再来给她扎。第2天,当我去另一家吃饭时,看见那个小姑娘和她妈妈已经在这家等我了。她妈妈高兴地告诉我说,昨天您扎针后,她就没再摇头。我听后心里也很高兴,没想到会这么快速就见效。就这样我抽空给小姑娘扎了3次,小姑娘的摇头病就彻底治好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程莘农从1976年恢复工作后的30多年来,患者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专家门诊部看病挂程莘农的专家号时,挂号费始终是1元。按照国家关于医院门诊挂号费规定精神:主任医师5元,副主任医师3元,普通1元。当问及程莘农为什么要实行1元钱的普通挂号费价格呢?他表现出对患者的无限同情说:“病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减轻些负担总是好的!”一语道出了一位针灸专家的高尚医德。

撰写精典 培育后人

1955年,程莘农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针灸教研组组长,他一面负责针灸教学,一面结合工作和教学实际,撰写了《难经语译》(初稿),带领针灸教研组编写和绘制的“经络循行与病侯关系示意图”,受到卫生部领导的肯定,对学校中医教研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程莘农调往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后,他除了做好教学管理工作外,还承担着教材编写和教具研制。期间,他与裘沛然、邵经明教授对针灸教材作了修订。他们大胆创新,引入针灸方解,改变了长期以来针术秘而不宣,习者无所适从的情况,成为当时公认的好教材。

1959年,由程莘农编写的《简明针灸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成为我国第一本规范系统的针灸学专业读本。196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针灸学讲义(中医高等院校教本)》。196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针灸学概要(国际针灸培训教材)》中英文本。1985年,印度有关机构内部印刷发行了程莘农主编的《针灸讲义(英文本)》。特别是198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针灸学》中英文读本和中国台湾繁体字本后,中国针灸技术在世界快速传播。直到现在,《中国针灸学》仍是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出题依据和评判范本。20多年来,《中国针灸学》再版20多次,成为国内中医药高校的必选教材。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程莘农不忘针灸科研,并获得重要成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主持完成了“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他是我国国内最先对经络现象进行研究的人,曾任“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主持研究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成果,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几十年来,程莘农共培养出了20多名针灸硕士和博士。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已成为我国针灸学科的学术骨干。程莘农“带徒”很少说教,经常是“师做徒看”,亲身示范。有一年,一位外地研究生来所学习,表现得有些“飘飘然”,程莘农问其中医的28脉,结果这位学生费了很大工夫,才写出17种。程莘农当场一字不落地背出了28种脉象。从此,这名研究生开始虚心地学习了。

有一年,程莘农患了白内障,正巧有一名自己带的研究生要毕业,他拿来论文请老师修改。程莘农因为看不清字,就让学生把2万字的论文读完,程莘农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完后,认真、诚恳地逐章逐段地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程莘农一丝不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让这位学生非常感动。

无论在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药学院,还是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医科学院),大家的共同感觉是,程莘农授课特别生动、吸引人,学生最易理解和领会。如讲到补中益气法时,他就把“百会”比作“升麻”,把“大椎”比作“柴胡”,把“气海”比作“黄芪”……非常形象地、轻而易举地让学生理解针灸与中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讲持针刺法时,他说“手如握虎”,“伏如横弓”,并全身心、神情并茂地给学生演示,怎样达到“指实腕虚、气随人意”的运针意境。由程莘农总结并命名的“程式三才法”,集点穴、押指、穿皮、进针于一体,要领简明,便于习传,深受学生和学员们的欢迎。

弘扬国粹 走向世界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较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中国针灸热也在许多国家迅速升温。应世界卫生组织要求,1975年,中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后正名为“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第二年,程莘农被任命为国际针灸班副主任。从此,他又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始辛勤耕耘。

程莘农承担针灸研究教学的几十年中,多次应邀到日本、印度、菲律宾、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瑞士、巴西、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进行针灸讲学,出席国际针灸医疗学术交流会议,不仅有力拓展了中医针灸科学在世界上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程莘农高超的针灸技术名扬四海,不少国外针灸科研、教学机构向程莘农多次发出任职邀请。虽然再三婉拒和谢谢绝,时至今日,程莘农还得兼任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中医针灸委员会名誉理事,墨西哥城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务。

尽管身兼数职,四处奔波,但他仍以主要精力在国内搞好国际学员的培训。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对中医针灸科学的笃信热爱,是程莘农精心施教的动力源泉。一些具有特殊身份或学后有成的学员在程莘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时常引为自豪。十几年前,曾任瑞士国家总理的一位人士来我国学习针灸。程莘农问他为什么要学习针灸,他回答说,我当瑞士总理前就是一个医生。现在来学习针灸,不当总理了,我还可以当医生。在为前苏联培训9名针灸医师时,学员萨莎·卡强勤奋好学,细心钻研,程莘农热情施教,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萨莎·卡强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俄罗斯彼得堡针灸协会会长,俄罗斯针灸学会会长,在欧洲多次发起和主持召开了欧洲国际针灸会议,为中医针灸在欧洲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程莘农和萨莎·卡强仍保持着密切来往和交流,成为忘年之友。

对于来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国学员来说,都以能够得到一幅程莘农亲笔书写的“针”字书法作品而喜悦,得到一册有程莘农亲笔签名的《中国针灸学》而荣耀,如果再能珍藏一幅与程莘农的合影照片,更是莫大的幸福。29年来,凡到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习的外籍学员,一踏进教室,就会收到一幅程莘农挥毫泼墨书写的“针灸传扬”四个大字的书法礼品。目前已被106个国家的数千名学员珍藏。

现在,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使用或研究针灸,这说明以中医针灸技术为重要组成内容之一的东方文明,正在为人类健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在东方文明的照耀和浸润下将更加美好幸福!
 
22 苏荣扎布
苏荣扎布,男,蒙古族,1929年12月出生,内蒙古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5月起从事蒙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自治区名蒙医。


他组织编写了第一套蒙医药高等院校教材,促进了蒙医药高等教育的规范化、正规化;

他提出“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新学说,大力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他擅长发挥传统蒙医药优势辨证论治,屡创新药,疗效卓著。

成长

寺庙里走出的蒙医大夫

1929年12月,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幼年的他,也像其他牧民家的孩子一样,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放牧、玩耍。但是在苏荣扎布不到7岁的时候,父兄相继去世,母亲禁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一病不起。1943年4月,受到一种不知名传染病的袭击,苏荣扎布的母亲和支撑家业的舅舅相继去世。

好在当时一位喇嘛医生收治收养了他,可以说是蒙医蒙药使他死里逃生,成为这场瘟疫后的幸存者。从此14岁的苏荣扎布留在寺庙里开始苦读医经药典。之后的6年里,苏荣扎布先后拜拉木扎布和巴瓦两位医生为师,学习藏文和蒙文,攻读蒙医理论和临床基础知识。通过钻研理论及临床实践,他传承并丰富了蒙医药学,在心血管、消化系统、妇科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跟师学医的第5个年头,苏荣扎布已经能够对一些疾病进行诊治,然而周围人都不敢信任一个10多岁小伙子的医术。尽管大家对他的医术有质疑,但是苏荣扎布丝毫没有受影响,他依然勤恳而执著地跟老师学习。

1949年,20岁的苏荣扎布已经可以独立为病人看病。这年,他参加了当时旗卫生行政部门的考试。顺利通过考试后,苏荣扎布留在了察哈尔盟商都镶黄旗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对蒙医药事业的重视和扶持,苏荣扎布也与他热爱的蒙医药事业共同成长。

理论

整体观学说推进蒙医理论现代化

苏荣扎布博览历代蒙医各家学说,并努力地在临床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蒙医古老理论体系。他提出以“六基症”为核心的新学说,归纳升华了蒙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基于阴阳学的现代蒙医学整体观理论。这一新学说的提出为现代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荣扎布认为,蒙医药理论体系的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把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细菌、病毒、微生物)等6种,从本质上归纳为寒热两种。“人体的赫依、希拉、巴达干是构成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与物质基础”,苏荣扎布说。这三个基本因素是蒙医理论的基础,他们在人体基本属性中属阳性。血在蒙医理论中被认为是滋养人体诸元素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属阴性。

蒙医理论明确指出,发病本身的内在条件是指三根七素,即内因;致病因素指外界因素,即外因。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七素各有特点,自具其能,密切联系,共同担负着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保持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状态。这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基本因素。

苏荣扎布认为,三根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会出现偏盛偏衰等反常状态,当三根失去平衡时就产生疾病。

基于这些基本理论,苏荣扎布紧密结合自然与人的关系、五行和三素气的关系等来解释人的生理规律和病理规律。他认为,“人体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人体本身就是这一庞大体系的缩影。因而,人体也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苏荣扎布对诸多病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和解释,提炼出了现代蒙医药精微与糟粕之分解的新陈代谢谢理论,并采取辨证治疗的方法,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取得突破。

从事蒙医临床研究几十年来,苏荣扎布出版了多部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著作并发表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章,如《蒙医学六基症及其分类》、《论蒙医学整体观》和《赫依、希拉、巴达干之变化规律》、《浅论蒙医药形成、发展的特点》、《现代蒙医药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特征》等,对古老蒙医理论的现代化进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临床

发挥传统蒙医优势辨证论治

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而蒙古族喜欢吃肉、骑马、摔跤等生活习惯,也使得蒙医药在治疗骨伤、风湿疼痛、心血管疾病等蒙古族地区常见疾病方面疗效显著。

苏荣扎布在行医6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治疗“六基症”之“赫依”症类疾病和气血运行不畅精微与糟粕的物质代谢谢紊乱类疾病方面尤其擅长。如心血管、精神、神经、消化系统疾病等诸多疑难病症。

在临床实践中,苏荣扎布依据气血运行中“精微与糟粕”的新陈代谢谢理论研制出多种新药,临床应用均取得满意疗效。如赞丹11味、术沙7味、扎索11味、满纳嘎乌日勒、冠心2号等,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疗效独特,受到广大患者的信赖和推崇。其中一种治疗心脏病效果很好的七味广枣散,被收录到《中国药典》(1985年版)中。

苏荣扎布献身蒙医药临床及科研事业60年,开拓与创新孜孜不倦,却不追名逐利。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告诉了记者一件令人感动的事。上世纪70年代,一直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的苏荣扎布,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特效药配方及治疗因精微分解、吸收受阻致高血压的有效处方。但他却毫不保留地把这些处方交给了内蒙古医学院的乌恩教授,“我什么都不要,你们拿去研究吧。”苏荣扎布就是用这样一句简单平实的话来回应众人。乌恩经过研究,最后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新药,这就是广受欢迎的“格根钦”。据了解,“格根钦”对甘油三脂、特别是对胆固醇的降解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在治疗心脏病方面,苏荣扎布擅长结合传统蒙医药辨证论治,每一位病人每天早、中、晚服用的药物都会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有所差异。例如,根据七味广枣散加减而成的心一号是早上服用,具有抑赫依、安神宁心的疗效。而在中午则使用由肉豆蔻、沉香、兔心、广枣、白云香、石膏等组成的心二号,能够清赫依热、凉血、安神。晚上服用珍宝丸,具有改善赫依、楚斯的运行、治白脉、安神的作用,其中三十五味沉香散药味较多,性平而无副作用。据了解,珍宝丸加服三十五味沉香散是苏荣扎布多年总结的宝贵经验,目前在蒙医界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传承

编教材带徒弟毫不保留

蒙医高等教育始于16世纪。随着喇嘛黄教的传布,蒙古族在寺庙里设立“满巴拉仓”以进行蒙医药教育。而把古老的蒙医学带入现代高等教育,苏荣扎布功不可没。

1957年,年轻的苏荣扎布参加了内蒙古卫生厅主办的蒙医高级培训班,之后调入内蒙古医学院筹办蒙医学专业并担任蒙医学老师。

在内蒙古医学院教授蒙医课程期间,苏荣扎布为蒙医专业的普通班、本科班、进修班等十多个班级授课。他所开办的《蒙医诊断学》、《蒙医温病学》、《蒙医治疗原则与方法学》和《蒙医妇科病学》等课程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生动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苏荣扎布编写了蒙医教育历史上第一本《蒙医内科学》教材,这部开创蒙医学现代高等教育的教材在1980年便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4年,在苏荣扎布的组织领导下,第一套包括25门学科的蒙医药高等院校系统、标准化教材终于出版发行。这套蒙医药教材结束了蒙医高等教育教材内容不统一,自编油印的历史。同时也为蒙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填补了一项空白,对诊断标准的统一化,临床教育的规范化,人才培养的正规化起到巨大作用。

1978年,哲里木医学院与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内蒙古蒙医学院。1984年,苏荣扎布来到这里主持学校工作。在他领导学校工作的10年时间里,学校新开设了蒙医、蒙药、医学专业,同时苏荣扎布还带领老师积极开展蒙医、蒙药、蒙医史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1988年,在苏荣扎布的多次倡议和努力下,首个具有民族特点、独立自立的蒙医学院正式在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成立。这一创举,也为蒙医教育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直到现在,年届八旬的苏荣扎布仍在为蒙医教育默默奉献。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苏荣扎布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所有的学术经验传授给弟子。

宝音仓是苏荣扎布的师承弟子之一。现在每周一、三、五上午,他都会跟随苏荣扎布出诊,雷打不动。虽然宝音仓已经是主任医师,但仍然认认真真地跟随苏荣扎布抄方子、写病例,他认为这样传统的师带徒模式让自己受益匪浅。“非常荣幸能够跟随苏荣扎布老师学习。我在抄方、跟师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老师在临床实践中的很多独到经验。”

除了跟着老师出门诊抄方子之外,他每周还会在苏荣扎布家里上一次课。“每次讲课老师都是倾囊相授,从蒙医的古典理论到整体观理论,感觉在老师的指点下悟出很多新的东西。”宝音仓说。

苏荣扎布不止一次地说,“我现在已经 80岁了,快到马克思那儿去了,所以去之前我要把自己知道的技术、积累的一些东西毫不保留地给传承下去”。记者从他这句幽默的话语中不仅看到了老一辈蒙医人对于蒙医药事业的热爱,更看到了他对于传播蒙医药的执着和真诚。



愿望

心系蒙医药事业发展

1996年,67岁的苏荣扎布从内蒙古医学院退休了。但是,他却仍然心系蒙医药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蒙医一直受到歧视、排斥、扼杀,使蒙医药学遭受极大的摧残,蒙医被看作原始庸医、迷信传播者而被剥夺看病的权利,毫无社会地位。”苏荣扎布说,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相继在政策及财政上支持蒙医药的发展。“现在蒙医医院人员的工资100%列入财政预算”,苏荣扎布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苏荣扎布说,现在是蒙医药发展的最好时期,国家和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蒙医药在地方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也有人仍然对蒙医药持有怀疑态度。“不光是蒙医,很多民族医药乃至中医都面临同样的质疑”,苏荣扎布说,“他们有人说蒙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但是你们去看看历史,西医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牧区人民一直是使用蒙医药在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的确,直到现在,蒙医药在保护牧区人民健康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优势病种的治疗效果十分突出,甚至让很多西医的先进仪器设备望尘莫及。

虽然现在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和扶持蒙医药事业的发展,蒙医药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为蒙医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苏荣扎布来说,仍有许多担忧。

“现在很多蒙医大夫不包药了,总是开成药,蒙医讲究辨证治疗,根据病情早、中、晚吃的药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开处方时一概而论那么治疗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苏荣扎布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现代蒙医学的杰出代表,苏荣扎布一直不忘发挥表率作用。从医60年来,他从来都是坚持辨证治疗,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开处方,并且按照蒙医传统的方法“包药”。“蒙药不像中药,每次可以10克、15克的开,我每次都是开0.2克、0.5克。”蒙药自古以药效猛烈著称,因此,每次在给病人开处方过程中为0.1克、0.5克药量反复斟酌,是苏荣扎布临床工作的常态。

在谈话过程中,苏荣扎布总是反复地对记者说,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医药学发展迅猛,“蒙医也是传统医学,要把蒙医的财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07年,苏荣扎布被评为“内蒙古首届十大杰出人才”,自治区政府向他颁发了证书及20万元的奖金。拿到奖金的苏荣扎布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而是直接把钱捐给了内蒙古医学院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学院作为医疗教学科研的基金。

苏荣扎布为蒙医药事业呐喊的声音从未停顿,即使在国医大师颁奖典礼上,苏荣扎布也把“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归结于国家对蒙医学乃至民族医学的关心和支持。“我没有多大成就,但是给我‘国医大师’这个荣誉可以让年轻一代有了奋斗的目标。”

今年80岁的苏荣扎布,从马背行医到今天的国医大师已经整整60年了。由于苏荣扎布患有糖尿病多年,每次说话时间长便会头疼缺氧,记者不忍打扰。苏荣扎布最后对记者说,自己已经老了,希望“年轻一代能把蒙医的经典著作学好,还要多学学现代的医疗科技,让这些技术更好地为蒙医服务。”


苏荣扎布小传

1929年,苏荣扎布出生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1943年~1949年,师从拉木扎布和巴瓦大师学习蒙医药

1948年~1957年,先后在内蒙古察哈尔盟商都阿都沁医院、镶黄旗蒙医院、明安太卜寺旗医院从事蒙医药临床医疗工作

1957年~1958年,在内蒙古卫生厅蒙医药进修班学习

1958年~1984年,在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从事蒙医药教学工作

1984年~1987年,任内蒙古民族医学院副院长

1987年-1994年,任内蒙古蒙医学院院长

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 当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7年,获得200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23 颜德馨
颜德馨,男,汉族,1920年11月出生,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1939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继承家学,又入科班学习,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

他提出白血病中医证治分型和有效药物,提升了中医急性热病的诊疗能力;

他发展气血学说,创立“衡法”,丰富了中医治则学,揭示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原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的楼群中,矗立着一座已有近30年历史的中医楼。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就设在这里。一家综合医院设立中医楼十分罕见,这些都缘于这里有一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医大家颜德馨。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治则,把传统气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治疗各科疑难杂病、老年病开拓出新途径。对于有志于活血化瘀之道的研究者来说,颜德馨是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高峰。

学业

兼得家传与院校教育之泽

颜德馨是名医传人,也是科班出身。他深厚的中医学功底,既得之于家学渊源,也得之于学校教育。他常怀向学之心,博采众长,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十九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

颜德馨祖籍山东,系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其父颜亦鲁师从江南孟和医派名家何季衡学医,其后在丹阳县城北草巷本宅开设餐芝堂诊所为业,以擅长治疗肠胃病、妇科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症而名噪江淮。

颜德馨7岁开始读书习字,后拜当地名儒习诵传统文化,9岁入新式小学就学,12岁开始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

对读书之道,颜德馨后来常言:“猛火煮,慢火炖”,这正是亦鲁先生庭训之辞。所谓猛火煮,指须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所谓慢火炖,指须经常温习,反复研习。两者不可偏废,则学思并进,功到自然成。

初读《黄帝内经》之时,老师让其每日背诵一章,若背不出,就会用木尺打手心作为惩罚。颜德馨无法领悟其中的含义时,父亲鼓励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感悟。”为此,他常常挑灯夜读。

年稍长,他就常随父出诊,诊后还要陪父亲整理诊治病案方药,对亦鲁先生秉持的脾胃学说以及临床经验有所体会和感悟,并逐渐树立了固护脾胃的学术思想。

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学校课程设置十分完备,除修习国文、外语课外,中医基础课列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十几门;临床则涉及杂病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此外,还专门开设了生理学、解剖学、西医外科和传染病学等西医课程。

颜德馨学习兴趣浓厚,课上课下表现十分活跃。他参加了“课余医药研究会”,与同学一起建立了中药药圃,研制了一批中药制剂,并编辑出版了《康宁医刊》,以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共促学业。

在近两年的临床实习期间,他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费通甫、祝味菊等中医大家抄方和搜集、整理医方医案,并得带教老师指导点评,受益匪浅。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胃以通为补”、“宣肺气以舒肝气”、“补精必安神”等诊疗思想,“伤寒辨六经”、“温热病卫气营血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用石楠叶治疗头痛,使用天竺子、腊梅花、凤凰衣治疗小儿百日咳,使用白茅花蒸豆腐治疗大咯血以及使用附子振衰救绝等诊疗方法,他皆能博采众家,择善而取之。

医业

70年临床实践多建树

他妙手仁心,口碑载道,在综合医院率先开辟中医病区;他首先提出白血病的中医分型证治,发现疗效显著的中药药物;抗击“非典”建功,增强了中医急性热病诊治能力

作为年轻的中医,刚刚毕业的颜德馨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有一位肺脓疡病人,因肺纤维化而出现空洞,高烧持续不退,情况危急,几个西医治疗方案都起效甚微。颜德馨主动提出使用中医治疗。他诊脉辨证,并以鱼腥草为主的药方施治。他亲自熬药,并连续陪护病人3个昼夜,细心观察服药反应,终于使病人高烧退下,症状改善。

颜德馨用传统中医疗法先后治好了一批患肺脓疡、肺吸虫病的病人。随着临证的积累,他总是在深入了解并全面把握患者的体质、病因、病证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拓宽治疗思路,并以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口碑。

1945年抗战胜利,颜德馨看到百姓贫苦,缺医少药,遂着手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种疫苗,免费施诊给药,还为丹阳两家报纸开辟“中华医药”、“民族医药”副刊达60余期,普及医学常识,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因而被公推为丹阳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新中国建立后,颜德馨停办私人诊所,调入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并担任中医科主任。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用,在上海市的综合医院里他率先建立了中医病区,并提出了“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中医特色相结合”的原则。数十年后,他成为沪上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大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他与同事合作,对565例疑难病患者进行“甲皱襞循环”、“血液流变学”等的数据观察,证实了血瘀阳性指征的普遍性,同时证实了经活血化瘀治疗后,白血病病人不仅症状改善,相应的实验室指标也明显好转。

他认为,白血病属于中医学的温毒、虚劳、癥瘕、积聚等范畴。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犀角能使白细胞迅速降低,迅速退热,缓解出血。在临床观察中,他还发现砷剂可治疗各种急性白血病,率先提出雄黄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文革”中颜德馨一度下放,但他仍尽量想方设法寻找临床机会,尤其是关注于中医气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文革”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

2003年,非典来袭。颜德馨受命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家组顾问、上海市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及华东地区防治非典首席科学家。他不顾高龄,不畏风险,深入到传染病医院,并总结出非典的病机要点:热、湿、瘀、痰、虚五字。创制了“扶正祛邪方”。他指出,须“有是证,用是药”,坚持辨证论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早期注重透表、宣达,逐邪外出,慎勿失表;中期重视兼邪的论治,如痰、瘀、湿的治疗;后期则需根据邪正相争的变化而扶正以达邪。实践表明这些经验和方法凸显了中医药治疗热病的优势。广东、香港等地的防治“非典”工作也得到他的指导而获益良多。

此后,为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辨证论治,颜德馨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建设。近年来,该网络的日益完善,丰富了中医急证诊治内涵,增强了中医急诊能力。

学术

发展气血学说 首倡“衡法”

他认为气血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他首倡中医治病“八法”之外的“衡法”,揭示人体衰老的奥秘,为疑难杂症和老年病诊治开拓了新途径

“你要超过我,才能真正算我的继承人”,父亲曾这样教诲他,他做到了。在气血学说的深入研究中,颜德馨可谓是当代攀高登顶、收获颇丰的探索者。

他提出了“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一法则在上世纪80年代还应用于“瘀血与衰老”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尽管从小崇拜父亲的成就,但颜德馨逐渐发现父亲的健脾学说仍不尽完美,颜德馨发觉诸多杂症并非源于脾胃而是源于瘀血。

临床中,他积极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各种内外科疾病,并进行了多年潜心研究。他总结,中医“辨证八纲”中虽然没有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贯穿于八纲之中,故可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超越了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

他研究发现,中医治病讲究“阴平阳秘”,根据病人的阴阳消长的过程立方用药,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但在临床上又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他通过临床总结和实践验证,提出了人体的健康与长寿在于“调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论。所谓衡法,具有平衡和权衡的意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的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多种疾病。

颜德馨的衡法分为升降气机法、降气平逆法、补气升阳法、清热活血法等十余种治则与方法。这些方法对冠心病、白血病、肝硬化等都有疗效。

由此出发,颜德馨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人体衰老的主要机制就在于气血失调,内环境失衡,而内环境失衡则是由于瘀血的存在。他所明确的以调整气血法延缓衰老,与过去补肾、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论截然不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科教片《抗衰老——气血与长寿》,参加了以“生命的科学”为主题的国际科教电影节,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强烈反响。他研究出的以益气活血为宗旨的“衡法圣方”系列中成药,是抗衰老研究的一大成果,服用后可促进机体的气化作用,降低血液黏度,加快血液的流速,使机体主要内脏器官得到正常的供血,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

颜德馨强调对血瘀证的诊断当以四诊为主,实验室检查为辅,并结合病史,从症状、体征、病史、实验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诊断,此即“颜氏血瘀证诊断法”。在治疗上则将衡法融汇其中,用于治疗各种老年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疗效非常显著。

他主持的课题“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II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了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因的新观点,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相关课题列入国家“973”计划专项之中。

传承

惟愿中医学术代代传

他上书陈情,为中医事业发展呼吁;他讲学授徒,为人才培养倾注心血;他著书立说,为学术传承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颜德馨仍饱含激情,坚守着中医阵地。虽年届九旬,他每月还要出半天门诊。而他多年来,上书陈情,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奔波操劳,对此他常笑言,不知老之至也。

他曾多次与邓铁涛、任继学诸老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就中医编制、中医教育等列陈己见。

他曾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争取到铁道部的支持,于1980年建成了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中医实验大楼。

他于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为沪、台、港建立了首个中医药学术联盟。他收台湾中医师邱维昌为学生,成为海峡两岸第一对中医师徒。

他还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被美国及港澳台机构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和学术顾问。

他在1999年2月行医60周年之际,捐资20余万元,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此后又追加资金,2005年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致力于鼓励青年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

他倡导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加强学生对中医经典原著研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首次启动了在综合性大学中进行中医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关系事业发展根基,对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带教进修生、博士生、学术继承人。他不辞辛劳,登台讲课,勤于查房,随时讲解,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他常以先哲墨子“志不坚,智不达”勉励学生。他还教育学生要多读经典、早读经典,尤其是《黄帝内经》;要开放思路、广泛阅读。除了熟读经典著作,还要系统研读各家学说,广泛涉猎笔记小说、医论医案、医话药话等;要多拜老师,学习各流派的经验。

他曾诙谐地说:“相传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拜过十七位老师,而我所拜过的老师怕远不止十七人了”,“数十年我承先贤之遗风,乐于课徒,循循善诱,以报我师。愿我同道能将中医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传承个人临证心得,他著书立说,多年不辍。其出版的《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并获云南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气血理论,拍摄《抗衰老》科教片,向全世界发行;1992年,他的专著《气血与长寿》出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次年,《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出版,其间,还先后出版了《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先生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中国百年百名临床家丛书·颜德馨卷》、《颜德馨临床经验辑要》等,全面反映了其60多年的临证经验。

对教学之道,他曾有三句话精彩总结:第一句话是,教学中绝对维护中医的主题思想;第二句话是:中医是实践医学,“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第三句话,学中医必须在思想上扫除民族虚无主义,要坚信中医具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中医将为人类创造最大的财富,中医工作者在学习、工作中必须严谨、勤奋、攀高。


颜德馨小传

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北草巷

1939年,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

1950年,调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中医科主任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发起创办了在香港注册的中医药研究中心

1999年,设立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后扩展为上海颜德馨中医药基金会

2000年代,发起举办中医大师传承班
 
24、徐景藩

徐景藩,男,汉族,1928年1月出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6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



他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对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

他引领学科建设,使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他悉心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3年前,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被授予白求恩奖章,13年后,他仍以朴实无华、无私奉献的人格被评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光阴荏苒,他虽两鬓飘雪,但力倡中医特色、坚持临床查房的工作不变;他虽体力下降,但济世救人、一心为患者的初衷不变;他虽不再担任院所领导,但献身岐黄、振兴中医药事业的目标不变。他,就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景藩。

大医精诚 奉献病人

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不富裕的家中自掏腰包给患者,并安排住院,精心治疗。当患者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他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行医60年,奉献半世纪。这是人们对徐景藩的高度评价。

1982年,江苏溧水县一农民患溃疡性结肠炎,多年治疗效果不好,以致贫血而极度虚弱。听说徐景藩能治这种病,这位农民便卖掉耕牛慕名求医。不幸路途中治病的钱被人偷走,农民伤心得痛不欲生。对此,徐景藩十分同情,便从自己不富裕的家中拿了200元给了这位患者,并安排其住院,精心为他治疗。患者治愈出院时,流下感激的泪水,连称徐景藩是“救命恩人”。

“医者父母心。能为患者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徐景藩从医以来,也一直将此作为座右铭。上世纪60年代在急诊室工作期间,徐景藩夜间值班常常带米煮粥做夜餐。他看到一些患者也需要营养时,便小心翼翼把粥上面的米汤舀出,一勺勺喂给重症患者。

安徽农民患胆囊炎而住院,徐景藩精心诊治。他得知病人家里经济困难,悄悄送给病人路费和一封鼓励其战胜疾病的信,令病人非常感动。跟随徐景藩查房的徒弟陆为民告诉记者,他多次看到徐老把钱塞给困难患者。徐景藩为患者解决困难的举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985年底,患者方联喜突发胃体大量出血,血色素从13g/L跌至7g/L。虽经大医院抢救暂时止住出血,但不久又复发,转至又一家医院治疗,依然不见好转。后经徐景藩会诊后,开出7服中药。方联喜服药一周后,出血便止住了,又用中药调理半年后,他完全康复,至今仍身体硬朗。

“徐老的方子仅有十余味药,7服药也只四五十元,但效果显著,是中医救了我的命。”方联喜说,徐景藩对患者如同亲人,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总是把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每一个患者。同时,自己还一丝不苟地核对药名、药量。患者非常信任他,常常半夜来挂他的号。

当病人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徐景藩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次,他的妻子突发眩晕病,一连4天卧床不起,3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此时此刻,他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已经连续在医院工作了3天3夜。

衷中参西 开拓创新

在传统与现代医学间走自己之路

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首创“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食道炎中药附着难题,对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一些成果先后获省部级多项奖励。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医院内科教研组,在繁重的医疗工作基础上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1986年在原有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消化科,他坚持“多方位研究、多学科结合”,使其先后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等,使该院脾胃病研究在国内位居前茅。如今,该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一些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他还编写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古稀之年,还著有《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已多次重印。

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徐景藩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让病人甚至同行叹服。

一患者食道发炎,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效果一直不理想。徐景藩不断研究,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改进剂型和服用方法,取得了较好疗效。这种服药法把汤药变成糊状中药,服用后又利于药达病所。过去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部位而头疼,如今有了初步改进。

治胃病,徐景藩主张从三型论治,参用护膜法。治疗以便泄为主证的慢性结肠炎,他创“连脂清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残胃炎症,创制“残胃饮”。

运用中医综合疗法是徐景藩的一贯做法,如诊治肝病重症阴虚膨胀,他采用内服、鼻饲、外治用药、针刺并进以及运用养阴利水方等方法,取得较好效果。对于胃脘疼痛者,他选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针刺,或结合耳针治疗,效果明显。有些难治病症还兼用泡足方法。

徐景藩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他联系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胃能磨谷论”,临床上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治疗急性胰腺炎,他采用清化通腑消滞法和外治法,颇有良效。他也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辨证的基础上参用于临床,提高了治效。

精研典籍 勤于临床

源于家学渊源和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

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打下了扎实基础。北上求学5年,系统学习了西医学,兼收中医各家之长,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徐景藩取得的成就,与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分不开,与家庭熏陶、师承教育分不开,与积累思悟、博采众长分不开。

1927年,徐景藩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在家庭熏陶下,他幼时就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籍,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1940年,徐景藩随父徐省三学习中医。上午抄方,下午整理、抄书、读书,结合病例查阅有关书籍加深理解,晚上聆听父亲对疑难病例的经验,天天如此,寒暑不辍。这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4年后,徐景藩又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他一边侍诊,一边精心研读中医经典及各家医籍。至今,徐景藩对经典医籍内容仍出口成诵。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藩将老师治验病案分门别类整理,工楷抄录,装订3册,得到朱师好评。

1947年,徐景藩开始独自行医。当病人求治时,他认真诊疗,处方用药力求准确,闲暇时有计划读书。至于诊金,他从不计较,贫病送诊,有时还免费为贫苦病人配药。

记者在徐景藩办公室看到一封发黄信件,他说这封信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这是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干部处发来的函,通知徐景藩已被卫生部中医研究班录取,立刻去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深刻体会到一个乡村医生可以到首都医学高等学府深造,是共产党重视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从此,他把这封信作为个人生平最值得纪念的物品之一珍藏至今。

在北京5年时间内,徐景藩系统学习了西医学。过去学的朴素宏观中医学理论,能从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微观中了解真谛,逐步体会到中医的特色优势以及中西医各有所长。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经过自学,以“高中同等学历”报考,但学习成绩优良。

1957年到江苏省中医院工作后,徐景藩虚心向当时院内孟河、吴门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医术续有提高,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尽心尽责 注重特色

为医院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处奔波,争取政府支持,改善就医条件。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抓中医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方面,事必躬亲。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在前任领导和全院同仁的努力下,有着坚实的基础。1983年,徐景藩担任该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如何使医院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目标。

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后,他注重抓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工作,如医院目前72个重点专科(病)门诊中,约有3/4都是他在任期间巩固、调整、发展和建立起来的。

他坚持“以中为主、能中不西”的办院方针,组织各科互相观摩中医病历书写、三级查房制度、加强中医护理等,经过讨论,结合病种特点,各科制定相应措施。如外科病房即使是手术患者,在术前术后也能配合中医药治疗。全院中医药使用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1985年,医院获得全国省级中医院医疗质量综合检查评比第二名。同年,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扩建7所省级中医院行列,为创建三甲中医院和全国示范中医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医院综合大楼开始兴建。从筹款、立项、论证,到设计、动工、竣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浸透了徐景藩的一番心血。就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大楼前,徐景藩穿上平时不常穿的西服,照了一张相。他笑了,有对医院前景的憧憬,有对未来事业的期盼。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徐景藩被累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他的女儿徐丹华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几个孩子到门外路边车站左等右盼到天黑,才看见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摇摇晃晃回来。到家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淡泊名利,多做贡献。”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医院曾建起一幢高知楼,徐景藩完全有资格分到房子,但为了缓解医院的分房矛盾,他主动放弃,仍旧住在17年前建造的面积较小的老房子里。

“江苏省中医院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其实,职工们明白,正是在老院长徐景藩的精神感召下,后来一任任院长都把徐景藩倡导的“抓班子团结、抓人才培养、抓医德医风”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从而使医院发展突飞猛进。

言传身教 桃李成圃

一代代中医人薪火相传

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传给后学,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各类中医学生、进修医生不计其数。

凡得教于徐景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传给后学,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徐景藩采取“一贯制”的教学方式,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他曾立4条座右铭,即“读书从博到精,撷采众长,分析思考,须有自己见解;诊病务必细心,审因辨证,选方宜慎,择药熟知性能;改进给药方法,针对病情,达于病所,庶能提高治效;积累临床资料,撰文求实,常年不懈,集腋始能成裘。”学生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刘沈林告诉记者,作为弟子跟师徐景藩7年时间,不仅学到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不少做人方法。他说,自己曾任医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经常看见徐老在一小本子写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医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这样的本子,徐景藩不知有多少本。

“徐老注重人才梯队建设,正确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敬业爱岗、高度负责的奉献精神,对自己今后的管理工作影响深远。”刘沈林说。

另一弟子单兆伟,如今也是著名中医学专家。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强调的“医者德之本、无德之人不可为医”的古训,便以老师为榜样,带病为患者诊治,加班加点抢救病人等,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弟子陆为民谈到,当看到徐老在读一本分子生物学时,对自己触动很大。老师博学、好学、会学的高大形象,须仰视才能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如今已经82岁的徐景藩,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仍坚持每周查房。每到一处,他不仅向弟子细致分析每一个病例,还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理法方药到疾病转归,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学生受益匪浅。

他常说,“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好一个人,我们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医生的人格。”有一次门诊,一患者多年胃病被徐景藩治愈,着实感激,特意带来家乡新茶以表谢谢意。徐景藩再三婉谢谢,病人趁人不注意,将茶叶放下就走了。徐景藩发现后,立即让学生追赶病人。学生有些迟疑,说区区小事,何必这样认真。徐景藩正色道,“廉洁行医,不收病人财物,这是制度,应自觉遵守!”学生听后,急忙追出,将茶叶退还给病人。

徐景藩的学术思想、做人准则影响和造就了大批后继中医人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徐景藩还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中医学生各类进修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恬淡随缘 修心养性

知足常乐者生活得自在舒畅

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是养生之道。

徐景藩虽耄耋之年,但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仍坚持在一线为患者服务,这不能不得益于他“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的养生之道。

他认为,饮食保持清淡,五味适度,不要吃得过饱,注意劳逸结合。对付身体小恙,他最多有时吃几片药,从不打针或点滴,始终坚持自己开点中药汤剂,总能药到病除。

徐景藩在人生路上悟出很多道理: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学会随缘二字,便能除却许多烦恼;对人宽厚仁慈,生活顺其自然,为人低调谦和,不受名利羁绊。因此,他一生平稳,身心愉快,加上师徒和谐,同事和合,家庭和睦,生活得自在舒畅。

徐景藩认为,读书养性是莫大之乐。特别对中医经典著作各家学术,他反复阅读,温故知新,其中乐趣,难以言表。

除了读书临证,徐景藩喜欢书法。他曾经学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如行云流水,沉稳端庄。

自幼喜爱音乐的徐景藩,一生中没有离开过乐器,业余时间也常拉拉、弹弹、吹吹。到了老年,他改学电子琴,学习、工作之余,自娱自乐,有益身心。

徐景藩重视体育运动,自编自练松筋操、颈子操、呼吸操和眼操等,强壮筋骨,抗老防衰。他还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因糖尿病而眼睛近乎失明的老伴,并与她早晚牵手散步,相濡以沫,被人们传为美谈。

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是徐景藩一生的不懈追求,保持本色,提倡和谐,乐在自然,也是他所领悟的岐黄之道。


徐景藩小传

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1940年,随父亲徐省三学习中医,4年后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

1947年,开始悬壶乡里;

195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7年,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

1983年,担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

1990年,被遴选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1996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25 李玉奇

李玉奇,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1939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提出“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打破胃癌不可逆的说法。

他潜心研究舌象,舌诊堪称一绝,被誉为“当代扁鹊”。

他在湖北义诊,群众夹道欢迎,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

恪守医德 悬壶济世

解苍生疾苦

1993年,古稀老人李玉奇坐了2天硬座,赶赴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义诊,欢迎的乡民站满了山包,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排队看病,仅月余诊治数千病人,未收群众一分挂号费。

1917年,李玉奇出生在辽宁银州(今之铁岭)。他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于乡试大考中独占鳌头。按照当时的情况,李玉奇本可以选择仕途,但乡里穷苦百姓身染疾疴无法医治倍受折磨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年幼的心灵,于是他立志学医。1932年他进入银州中西医学校学习,先后拜银州名医明星垣、丁乙青、姜弼臣三位先贤为师,刻苦攻专医术。孜孜七载寒窗、彻夜握卷长读,博采众家之长、撷取临床秘验。1939年,李玉奇毕业留校任教,22岁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温病条辨》。在此期间,他继续跟随三位老师研读《内经》、《伤寒》,学习临床技能。

1944年,李玉奇开始在银州天和堂独立应诊,悬壶乡里。1947年,李玉奇凭借精湛的医技,良好的医德,被推选为奉天省西安县(现吉林省辽源市)中西医师联合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强中医师资力量的培训,1952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举办师资班。李玉奇与路志正等后来的一批名医进入师资班学习,毕业后领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

此后,李玉奇历任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并一手建立起辽宁中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但他觉得最符合自己身份的还是医生,60多年来,他一直行医,始终恪守“医乃仁术”的医德医风,以济世救人、解病人之疾苦为己任,不分贵贱、不计得失。老人家常说:“行医道,但决不做医商。”

这么多年的行医经历,最让李玉奇记忆深刻的是他1993年的湖北之行。

上世纪90年代初,经常有湖北蒲圻(现赤壁市)的农民不远千里来沈阳找李玉奇看胃病。每年来的患者都有数百人。李玉奇在跟病人的交谈中得知,当地农民患胃病的人很多,望着风尘仆仆赶来求医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李玉奇决定去湖北义诊。当时没有买到卧铺票,已经76岁高龄的李玉奇硬是坐着硬座,辗转2天,赶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蒲圻。

蒲圻一带多丘陵,李玉奇要来义诊的消息早已传遍各个乡村,乡民们站满了山包,夹道欢迎。四乡八里的患者扛着铺盖、带着干粮,早早地赶来排队,仅一两天的工夫,队伍排出数里长。看到这样的情景,李玉奇内心十分激动,不顾旅途劳顿,到了之后立即开始诊治,每天都是从早到晚,要看一百多人,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后来甚至汉口、长沙等地的患者闻讯也赶来求医。在蒲圻的一个多月,李玉奇诊治数千人次,不仅没收群众一分钱挂号费,还谢谢绝了当地医院给的3000元酬劳。乡民们为了表示感谢,送来一堆一堆新采的菱角。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诊病过程中,李玉奇不断总结,并开课带徒,把自己治疗脾胃病的经验结合当地疾病特点,无私地传授给蒲圻的医生。如今,当地的脾胃病治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得许多患者免于车马劳顿之苦,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像这样为民解难的事在李玉奇从医生涯中屡见不鲜。而且他的处方用药精少,价格便宜,每服药一般七八元。曾经有一农村妇女带着高烧不退的女儿来沈阳看病,在各大综合医院就诊,几天来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钱,孩子烧却没退,后经人介绍来找李玉奇。李玉奇经过诊断,开了张只有5味中药的处方。妇女在将信将疑下抓了药给孩子服用,没想到第二天孩子体温降到了38℃,第三天就降到了36.7℃。“几十块钱治好了西医上千元没治好的病!”

多年来,他拒收患者送的钱物已记不清楚有多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还时常解囊相助,深得病人的信赖与敬仰。慕名前来的海内外患者众多,为了能得到他的诊治,常常需要提前数天排队挂号。李玉奇深知患者看病难,虽然年事已高,仍多次带病坚持出诊,而且经常超负荷工作。

李玉奇行医60余载,承岐黄之术、扬国医精华。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倦精研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遇有沉疴痼疾临证投药屡奏奇效,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被誉为“北国杏林泰斗,辽沈中医柱石”,多次被卫生部授予“文明工作者”,“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辽宁日报曾在头版头条以“清贫守志、造福人间”为题报道了李老的高尚医德。

精研脾胃 潜心舌诊

成一方大家

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博采众家所长,功擅内科,尤其精研脾胃病30多年,先后主持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研制出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等部批三类新药,在中医脾胃病领域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揣摩医理,师古而不泥古,大胆探索,勇于学术创新。经过对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病变的十余年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黄帝内经》、《圣济总录》等古代医家的论述及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对本病的的认识,在国内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的崭新学术观点。

李玉奇认为,胃痈之为病,乃胃阳之气不得宣发而受遏抑。所谓胃阳遏抑亦可视为胃之表证,既寒气隔阳。所谓胃的里证乃热聚于胃口。故治疗萎缩性胃炎,不以“胃痞”论治,不以“胃痛”论治,不以“九心痛”论治,是因脾胃俱病而出现的寒热交错诱发为瘤痈。可见虚寒则胀呕,实热则胃脘灼热而不适,瘀血则吐血便血,非调气所能治之于病本。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证明萎缩性胃炎病变的发展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和胃痈形成因于寒凉不备、饮食不节、劳役伤胃、抑郁伤脾,久而积郁为瘀,瘀久化腐,败腐为痈相对照十分吻合。此观点为中医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中医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李玉奇对萎缩性胃炎进行了病因学分类,并将病势演变过程分为三期:初期治以平肝和胃理脾,中期治以益胃养阴、消痈散结,中晚期治以消痈化瘀、去腐生新。实践证明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病理恢复达72.3%,收到了预期的良效,这为进一步阻断癌变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打破了西医认为胃癌不可逆转的说法。

李玉奇先后主持了卫生部、科技部多项攻关课题,并组建了胃炎研究组,对萎缩性胃炎发生发展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萎缩性胃炎的中医辨证施治体系。他研发的胃福冲剂、养阴清胃冲剂成为国内治疗萎缩性胃炎为数不多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的三类新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李玉奇的“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学说对医学界的深远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了胃幽门螺杆菌,并提出它为慢性胃炎的致病之源,此论点一提出来便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极大反响。由于他们的发现为慢性胃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使医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2005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老便应用清热解毒、去腐消痈之法治愈了上千例该病患者。其清热解毒即包涵了现代医学的抗菌消炎之意。正所谓殊途同归、法异而方同,中医的思想也完全可以领先于现代科技,这是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与自然相通的科学性思维。以先进性的思维作指导、肯于深入研究及探索,中医也可以有发展和飞跃。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就此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文章称“李玉奇的中医治疗胃炎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在祝贺澳大利亚医学家获奖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李玉奇教授对胃炎治疗的科研贡献”。

李玉奇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潜心研究舌象,在舌诊方面有所发现和创造。他能凭借舌脉合参判定病人体内是否存在占位性病变。李玉奇认为,当患者体内有占位性病变时,舌象表现为无神无根,脉象呈李氏排斥现象。他由此提出的“观舌识病”及“排斥脉象”的诊疗技法丰富了中医舌诊的内容,取得了观舌识病的重大进展,成为“医林一绝”,被医界誉为“当代扁鹊”。

1992年,一位姓张的医生带父亲找李玉奇看病。患者面容憔悴、双目乏神、形体消瘦,胃脘胀满,呃逆频频,时时反酸;舌体瘦薄,舌质紫绛,舌面无苔;脉弦数有力。李玉奇明确告诉张某,高度怀疑其父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嘱其速做进一步检查。然而经胃镜、病理、胸片、超声等多项检查,并未发现患者体内存在异常病变,张某摇头而走。时隔两年,患者病势加重,多方治疗不见好转,辗转再次求治于李玉奇。此时患者舌体黯然失色,形同猪腰,脉象慌慌然如循刀刃。李玉奇对张某说:“令尊之疾,恐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张某半信半疑地再次为其父做了全身检查,结果是晚期胰头癌。痛心之余,张某赞叹李玉奇舌脉绝技,懊悔当年因为疏忽,漏掉了胰腺的检查,结果酿成大祸。

李玉奇精通百家学说,对诸多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和重大建树,除擅长脾胃病外,在冠心病房颤、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温病、消渴、习惯性流产等疾病的治疗上均有独到见解。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李玉奇著书立说颇丰,有《中医验方》、《医门心境》、《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李玉奇分册、《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病变研究》、《胃脘痛的临床研究》、《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辨证施治一求》等。

传道授业 呕心沥血

为国医发展

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上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玉奇既是苍生大医,同时也是一位中医教育者。他特别重视中医的传承和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躬身力行,将毕生经验倾心传授,桃李满天下,不少授业弟子已成为颇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1958年,在辽宁省政府、省卫生厅的指示下,李玉奇领衔受命,历经辛劳,组建了辽宁中医学院,并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李玉奇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治学严谨、精心育人。迄今为止,李玉奇已培养了40余位弟子传人,其中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2人,省级名中医4人,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树民跟随李玉奇学习10年。他告诉记者,李教授对学术的严谨、为人的淳朴、对患者服务的细致等无不感染着学生。老师教授学生从来不保守,倾囊相授。“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天职。李老一直为之奋斗,也这样要求我们。”李玉奇的学生不仅仅从他那里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了如何做一个高尚的医生。李玉奇虽已年逾九十,还坚持为年轻大夫讲课。“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讲了13次,每次听课的医生挤满了会议室。”

李玉奇一生热爱中医事业,为中医发展呕心沥血,不辞辛苦,奔走忙碌。

上世纪50年代初,李玉奇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后又被任命为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第一任处长,筹建了辽宁中医学院,称得上是辽宁中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文革时期,辽宁中医被解体,李玉奇在批斗中右耳被打聋,左膝盖髌骨被打骨折,但这些遭遇并没有击垮他对中医事业的热爱。文革之后他临危受命为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为辽宁中医的复兴费尽心血。针对中医医师的自身特点,李玉奇认为必须成立专门的中医职称评审小组。他多次向省里进言,经过努力,省政府同意另行成立中医职称晋级委员会。这让所有的辽宁中医人为之欢欣鼓舞。

李老时刻心系中医事业的发展,多次上书献策。建国初期针对反中医逆流,他毅然挺身而出,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反中医罪行;在衡阳会议上,他力主恪守中医本色,为大会起草文件;“非典”期间,他上书中央献出“抗非”秘方。在对待中医学术上,李玉奇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可偏废,要大胆实践、探索创新,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

走出国门 扬名海外展中医魅力

李玉奇被斯里兰卡政府授予“红宝石”勋章,并获“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也是中医迈出国门为世界所承认的第一步。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李玉奇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走访了苏联、美国、斯里兰卡、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1989年,应前苏联卫生部长的邀请,李玉奇赴莫斯科洽谈在苏联最高疗养院中成立中医馆事宜,当时苏方有意让李玉奇出任馆长。此间苏联突发政变,李玉奇在战乱中匆忙回国。

1991年,李玉奇以个人号召力,组织了沈阳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并亲自主持,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700多人参会,吸引了海内外多家媒体关注。

同年,李玉奇应邀率团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24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于主席台就座,并在会上做了“中国传统医学将为世界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报告,西方医学界为之震动。斯里兰卡国际医学交流大学为此授予李玉奇“传统医学博士”学位,该国政府授予其“红宝石”勋章。斯里兰卡总统夫人在会上代表总统亲自授予李玉奇勋章和学位。这是中国中医界首次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获此殊荣。

1992年,李玉奇应邀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中药科学研究中心访问,该中心负责人有意留李玉奇合作,并承诺可以为其办理全家移民。面对诱惑,他想到的是国内的中医事业和他的患者,谢谢绝了对方的请求。之后转道纽约,该中心为李玉奇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出席了招待会。来自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出很多对中医乃至对中国的质疑,问题极为苛刻,但李玉奇应付自如,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展现了中医的魅力和中国人的尊严。

李玉奇在他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尽心竭力为患者诊治,奉献着他全部的知识与能量,时时刻刻心系国医发展,全心全意为中医事业而奋斗。他一生清贫守志,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中医事业,福泽中医后辈,深受中医界的敬仰和爱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把我的医术、思想传授给更多的医生,让他们把中医事业发扬光大!”


李玉奇小传

1917年生于辽宁铁岭

1944年在铁岭考取中医师资格,并悬壶行医

1952年到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

1955年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

1957年策划组建辽宁省中医院、辽宁省中医学院

1975年承担“七五”课题“萎缩性胃炎”的研究工作

1978年任辽宁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94年被聘为辽宁中医学院教授、硕土生导师,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教授

1991年享受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入选人事部、卫生部遴选的全国五百名老中医
 
26 贺普仁

贺普仁,男,汉族,1926年5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他以三通理论、快速无痛针刺手法、火针技术,并将武术、气功融于针灸,疗效卓著,有“天下第一针”美誉。

他使失明孩子有了视觉,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正常生活,使帕金森病患者能站起来去旅游……

他拓展应用了几近失传的火针疗法,将针灸治病的病种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疾病领域,擅治疑难杂症。


烧红的钢针肉里扎,不是上刑是治病。

四寸的长针透脚踝,丘虚刺入照海出。

会用这些招数针灸诊病的人,才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教授的真正传人。

在针灸界,北京中医医院贺普仁以全面的三通理论、独特的快速无痛针刺手法、娴熟的火针技术,且将深奥的武术、气功与针灸融为一炉,从而疗效卓著,广被同道称道和尊敬,有“天下第一针”的美誉。

郭桂欣是经贺普仁治愈的乳腺癌患者。1984年初夏,郭桂欣感觉左胸乳腺周围火烧火燎的疼,整个乳房周围都变成黑紫色,并且塌陷流脓,恶臭难闻。家人带她从河北省衡水赶到北京看病。这位年仅26岁的军嫂在某著名医院听到诊断为恶性肿瘤,须手术切除左部乳房时,又急又怕,坐在地上直哭。后来她辗转找到贺普仁,贺普仁用火针试着每周扎一次。一次治疗后,郭桂欣患处疼痛减轻,分泌物也减少了。接着又扎了数次,肿块就消失了。郭桂欣只是贺普仁治愈的众多病例的一个缩影。

贺普仁不仅完善了一整套独特的针灸理论体系,在当代,火针的应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也正因为此,他将针灸治病的病种从传统的头痛、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炎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各种疾病的领域,且擅治乳腺癌、帕金森病、小儿痴呆等疑难病症,是一位既有实践又能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针灸大家。

成 才

玉经雕琢方成器

贺普仁反复背诵四大经典,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

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坚持多年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天道酬勤,贺普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练武艺,都靠勤奋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普仁14岁经亲友介绍,到北京当时最负盛名的针灸名家牛则华门下学习。家境一般的贺普仁很珍惜学习机会。那时的学徒生涯没有现成的学习时间,学习全在于自己留心。吃住在师父家的贺普仁什么活儿都干,劈柴、生火、做饭、倒痰桶,伺候师父一家老小的生活,帮助准备针具,每天忙个不停。一见老师得空就赶紧找机会问问,有空闲马上记下来,留心师父针刺手法、角度、选用的穴位、刺激强度、持续时间等。晚上夜深人静时再看书、背书。贺普仁回忆,为把四大经典深深印在脑海里,他昼夜反复背诵,经络腧穴更是烂熟于胸。贺普仁遍阅了大量古书籍,年轻时还曾萌发出版一套《针灸宝库》的想法。一直到现在他还告诫后学,光看一本教材,光看看《针灸大成》、《针灸甲乙经》是远远不够的,要广泛涉猎,分析和研读,萃取其中精华。

深得师父器重的贺普仁尽得其传。而后在1947年的医师资格考试中,他名列前茅,且初出茅庐就小有名气,33岁当上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尤为难得的是,已上了年纪、有了家室、成了名家之后,贺普仁仍坚持练功,并读书写作到深夜。

贺普仁不仅苦练针法,还苦修武术。学徒时贺普仁与师兄互相扎针,体会针感,发现练武之人指力发劲,进针不疼,针感强,他决心练习八卦拳等。

贺普仁经张晋臣引见,结识了尹氏八卦掌第三代名家曹钟升先生,为练八卦掌,他每天天不亮就赶路去师父那里练习,2个小时后回来侍诊出诊,风雨无阻。他不仅练八卦掌,还练静功,每天都要打坐、站桩,初起练得腰酸背痛,真是苦练修行一般,但是咬牙坚持下来,就进入另一个境界。

十几年苦练功法使他的指力、腕力很强,为他日后的快速无痛进针法打下了基础。

贺普仁还专门练习针刺手法,练针先练气,使气到达手指,疗效好坏全在于手法及功力,且主要功力又在于拇指、食指和腕力。故贺普仁通过二指禅、顶指法、夹木锥、捻线法等招数练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疗效显著的针刺手法。

理 论

病多气滞 法用三通

“贺氏三通法”是贺普仁经50余年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针灸思想,是他对针灸界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经贺普仁采用贺氏三通法治疗,不会叫爹娘的,会说话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安静下来……

三通法即微通法(用普通毫针针刺)、温通法(用火针或艾灸)和强通法(用三棱针放血)。贺普仁尤为推崇温通法。

1958年,当时找贺普仁看病的患者很多,对于一些病情复杂的患者,大家治不好时就说让贺主任看看吧,让主任来解决这些疑难病症。

怎么办呢?贺普仁也觉得用毫针效果很不理想,疗效上不去就得想招琢磨:病情深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用毫针平补平泻,应该整体综合考虑,适合扎毫针的就毫针,适合放血的就放血,火针的效力非同一般,贺普仁留意将几近失传的火针加入,并且改进火针器具,最后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三通理论和方法。很多疑难病症迎刃而解,效果也非常快。

一个空军退役的唇癌患者,在空军总医院确诊后要手术切除癌肿,包括脸上的大部分肌肉,不仅严重影响美观,还影响进食。贺普仁火针毫针配合应用,二十几次后,唇上的肿物消失了,后来的病理检查也没再找到癌细胞。

儿童弱智是较为难治的疾病,贺普仁从先天不足论治,以百会、心俞、哑门等为基本穴加减,已治疗患儿几千例。一位叫麸泽彩子的日本小姑娘,本来像个“木头人”,什么都不懂,经贺普仁治疗两个月后,已能向人问好,与客人说再见。

经贺普仁治愈和好转的患儿就更多了。不会叫爹娘的,会叫了。傻吃傻喝的,有了节制;大小便失控的,有了规律;躁动不安的,能自我控制,安静下来……

临 床

火针疗效不是一般的好

大凡缠手的病,火针屡显奇效。贺普仁认为,火针疗效显著快速是因其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 这是一般疏畅气血、通经活络的毫针所无法代替的。

娴熟的火针运用和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当代火针的使用基本上是从贺普仁开始的。贺普仁认为,火针的疗效不是一般的好,它治病效果很快,其作用不是毫针所能代替的,应大力推广使用。像偏头痛,毫针扎几十次、100次不见好的病例很多,但用上火针就一次比一次见好,十几次就基本好了。面神经痉挛,扎来扎去,扎遍了也不见好,但用上火针几次就解决了问题。贺普仁开玩笑地说,大凡缠手的病,百治不效的病,用上火针就给医生露脸。

火针方法是将0.5毫米粗耐高温的钢针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对准穴位,快进快出,不留针,整个时间不超过0.5秒,针刺后患者皮肤上出现一个小的白点,感觉一点点疼。

火针疗法是针灸中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黄帝内经》时代曾主要用于治疗痹症、寒症、筋骨病。虽然也代有发展,但一直未广泛应用,尤其是到了清朝,道光皇帝认为针灸疗法治病赤身露体,很不雅,便下令在太医院废除针灸疗法,将针灸医生赶出太医院。火针疗法也一度散落民间,几近失传。

贺普仁搜集整理古文献,摸索运用临床,并且改进了针具,认为其疗效显著快速是因为增强了人体的正气尤其是阳气的作用,这是一般毫针的疏畅气血、通经活络是无法代替的作用。这是贺普仁的独到见解。

正是娴熟的火针运用和全面的三通法,使得贺普仁治病的范围扩大到内外妇儿五官皮科等,都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中风、震颤痉挛、妇女**白斑、各种疼痛以及疑难杂症等。

风 格

融武术气功于中医

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能更快速取效,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

贺普仁进针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他的绝招。

贺普仁武术、气功功底深厚,并把医术和八卦掌原理、拳法、内功有机地结合,针灸时腕力强,手指稳,手上有一股巧劲,这样进针就顺畅无阻,力度恰到好处,进针速度极快。

贺普仁指出,八卦和针灸相通,练八卦掌对从事针灸者尤有帮助。医生多年坚持练八卦掌,会觉得内气充足,扎针时自有一股巨大能量,通过银针直达患者病灶,疗效甚佳。

贺普仁曾举过这样例子:“一个患阑尾炎的病人,疼痛难忍,学生给这位患者在阑尾穴上扎了一针,穴位不错,手法也对,深浅也适宜,但就是止不住痛。我过去稍加捻动,那位患者就舒展了眉头,不一会就睡着了。这可能是内气的作用。”

贺普仁认为扎火针更需内气,他扎火针是在离患者皮肤一定距离的地方,速度快,患者没有痛感,气、火、针三者同时冲击病灶,故比一般针灸效果更好,很多疑难杂证、危重病人、百药不效者,通过三通疗法及火针手法,大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也许结合了气功与武术的针法之所以能更快速明显取效,就在于其较之一般针法更具振动荡击力,更能迅速激发人体的自然潜能和免疫能力,正所谓“刺之要,气至而有效”也。就好比是相同的一拳,看上去都是漫不经心,大同小异,实际上分别由武术家拳击家或普通人打出,其速度与力量自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贺普仁后人:“搞针灸不练气功,等于医生白费劲,病人白受苦”,故练针的同时,还要锻炼身体,练好武术气功,所谓“练针须练气”,练功会使真气充盈,经络通畅,进针、行针时可把力与气运输到指尖,做到气随针走,针随手入,更得心应手,才可提高治疗效果。

病人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穴位,可为什么疗效不同呢,就在于针者的取穴、手法和自身的能量。虽武术气功与针灸的密切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贺普仁看病疗效好在针灸界是公认的。“中医认人儿,西医认门儿”,在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很多病人一来就点名要找贺普仁。

贺普仁进针方法也与一般医生有所不同。一般进针者左手按住穴位处,右手执针体,对准穴位刺入,边捻转边入。贺普仁进针则是只用右手,手执针柄,距穴位一段距离,快速进针,一下刺入到位,有一点射进去的味道。这是贺普仁长年累月历练出来的绝招,当然手没有劲道是无法掌握的。

“进针就像划火柴,没有速度,火柴是点不着的,进针如果没有速度,就不可能有好的感觉,并给患者增加痛苦。”故贺普仁进针时聚精会神,手如握虎,看似轻描,实非淡写,快捷无比而恰中穴位。

患者和学生们都说,贺普仁进针快,痛苦小,旁人看他进针,觉得有蜻蜓点水之感,毫不费力,却看不出门道,但经治患者皆有轻松自如之感。

有一位加拿大华人,因车祸导致上眼睑麻痹,闭上眼皮就抬不起来。加拿大的医生说只能对眼皮进行卫生清理,根本无法治好。这位华人回国找到了贺普仁。经针灸,伤眼很快得到恢复,扎过10次后,比另一只好眼还灵活。

帕金森病也是较难治疗的疾病。国外也没有什么卓效的办法,贺普仁曾治疗一个坐轮椅的帕金森病患者,患者站不起来,颈部抖得厉害,扎了数月后,患者就能站能走了,还去旅游了。

医 德

普天同心 仁心济世

贺普仁刚出道时曾为自己定下规矩,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

1956年,贺普仁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还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

贺普仁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善良仁慈。他常对学生们说:“患者看病本身就受病痛折磨,来一次也不容易,不仅要尽力治疗,还要多加安慰,让患者身心都减少痛苦。”

早在年轻刚出道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一是要从技术上下工夫;二是病人不论白天晚上,何时来都要应诊;三是在诊费上不能太认真,有钱、没钱都得看。学生们曾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从端阳节到中秋节,一个月他大约有600元没有收,100天算下来,有1700元诊费被他免了。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想象是个天文数字了。也就是凭着疗效突出,服务态度好,以及诊费上的“不认真”,使他的名气越传越广。

1948年初,春寒料峭时节,诊所门前有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徘徊。老人看得出,里面的医生很年轻,从他对病人同情与爱抚的眼神中,他敢肯定这是一个善良忠厚的人。

室外久久徘徊的老人,惊动了贺普仁,他体谅老人的困境,决定免费为他治疗。

这是发生在贺普仁刚刚独立开业的时候。当时,天桥地区是穷苦人的聚集地,贺普仁就常常为穷苦患者免费治疗。翻翻当年贺普仁诊所的账本,欠账百元者有,欠账千元以上者也有,这从不收讨的陈年流水账,显出了他为人的分量。

1956年,贺普仁走出了他的私人诊所,虽是“公家”的大夫了,但他还是丢不下那批享受他免费治疗的穷病友:“晚上到家来吧,下班以后我给您瞧病!”这是贺普仁对那些无钱看病的患者常说的一句话。从1956年至今,贺普仁晚间义务门诊50个春秋。真所谓针灸寓深情,拳拳爱人心。

多年来,贺普仁还为针灸走向世界、为世界接受针灸多次出国讲学,并传道解惑,乐育英才,为针灸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普天同心,仁义为怀,神针妙法,武医丹修,一指回春,这就是国医大师、针灸大家贺普仁。


贺普仁小传

1926年,生于河北省涞水县。

1940年,投在北京针灸名医牛泽华门下学习。

1948年,开设贺普仁中医诊所。

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任针灸科主任。

1971年,发表《火针治疗30例坐骨神经痛的临床观察等》火针研究的相关论文。

1982年,任八卦掌研究会副会长。

1988年,任北京市针灸学会会长。

1989年,出版著作《针具针法》第1版。

1991年,成立贺氏针灸三通法研究会。

2003年,重开“贺普仁中医诊所”。

200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27 李辅仁

李辅仁,男,汉族,1919年6月出生,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1941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长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总结了独特的诊治老年顽症的规律,屡起沉疴, 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他门下桃李芬芳,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他本着“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以丰富的人生阅历疏导患者,使其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小组中唯一的中医专家,国医大师、北京医院中医科李辅仁教授积60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老年顽症的诊治方法和规律,且用药中正,杂而不乱,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李辅仁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医疗保健和重大医疗抢救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获“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家学渊源 师从泰斗

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并深得其要。

李辅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开有诊所,父亲、兄长皆以行医为生。少年时期,在功课之余他经常在诊所中帮忙,抄写方药,同时开始在父亲、胞兄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典籍,如《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仅对中医学颇有好感,也坚定了他学医、行医的决心。

李辅仁在学医之初,父兄就曾告诫,中医贵在实践,晦涩抽象的中医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如果离开临床,仅靠死读书、读死书是学不会中医学的。所以李辅仁从学医起就一直坚持临床,家里的诊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见习、实习机会。这个时期积累的理论储备和医学功底为他今后的中医造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李辅仁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孙中山、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请其治病。他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而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施今墨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从学习到生活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辅仁学医期间,不论是医术、医理、医德各方面都延续乃师之风,随师临证,并常常代师出诊,深得老师和病人的信任。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以中医为主,兼修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师满后的李辅仁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行医,早年以擅治妇、幼科疾病而闻名。

1944年,25岁的李辅仁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正式开始以自己所学济世救人的独立行医生涯,不久就声名远播。

顾护正气 攻老年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用药中正,杂而不乱。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

1954年,李辅仁开始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中医保健医师,从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转为以诊治老年病为主。

李辅仁认为,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必然过程,盛极始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同时高度强调了肾与衰老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密切关系。

老年病的病理特点为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缠绵。在正虚基础上,老年人的病理状态往往较为复杂,不是机体的纯寒、纯热或纯虚、纯实,也不只涉及到一脏一腑,而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复杂,缠绵难愈,而且越是高龄,越是疾病后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复新的阴阳平衡,所以由衰老引发的许多不适与疾病是生命后期的必然,人与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态。

针对老年病的特点,李辅仁主张用药要杂而不乱,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明确立法治则。纵然病情复杂,矛盾重重,遣方用药时仍须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繁而有序,杂而不乱,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顾护正气,留人而后治病,是李辅仁诊治疾病的又一特点。他强调治疗老年病,用药补勿过偏,攻勿过猛,用药要平和。老年人正气亏乏,五脏俱虚,故时刻注意顾护正气,即使要攻邪,也要兼顾攻补兼施。李辅仁反复强调,因为只要正气尚存,生机就在,因此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时,应以扶正为当务之急,以求正气有所复,留人治病。如邪气缠绵,经久不愈时,可转而扶助正气,以求增强机体抗邪能力,祛邪外出。李辅仁较少使用龙胆草、黄连、栀子、大黄、附子、川乌、草乌、细辛、乳香、没药、地龙、全蝎等过于苦寒辛热或腥臭碍胃、损肝伤肾之品,既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时佐以和胃解毒药物,以防发生毒副反应。对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峻猛攻伐及有毒之品,如麻黄、芦荟、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和虫类药,则根本不用,恐老年人难以承受而发生各种严重的毒副反应。李辅仁在抢救危重症时,尤重扶助正气,固本培元。临证时独参汤、生脉饮、十全大补汤是李辅仁常选的方剂。

李辅仁临证中还特别注意固肾、和脾胃。他经常询问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无腰腿酸痛、行动坐卧是否便捷等,以了解肾和脾胃的状况。他治疗时常加入和胃健脾、补肾填精之品。

李辅仁用药善用甘寒。他临证时大苦大寒之品使用不多,转而多以甘寒之品替代。他告诫后学:一是患者多为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力极差,不宜使用过于苦寒之品;二是患者多为北京居民,北京气候干燥,患燥热者多。甘寒药物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最为适用,而苦寒之剂却有截阴之弊,过用恐加重症状;三是苦寒药物口感差,影响患者的依从性,甘寒之品却无此缺点。

善用药对是李辅仁用药的另一显著特点。李辅仁继承了施今墨名医善用药对的经验,临证处方时多将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常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浑然一体,达到了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目的。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从医60余年,他挽救了无数危重患者,慕名而来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兼容并蓄 中西合璧

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他力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来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李辅仁坚决反对以流派划门派,以偏赅全,竭力倡导当今为医者不可各执一端或固守门户之见,而应在临床实践中整体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人体与疾病,不断学习、吸收各医家的学术观点与诊疗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因人、因地、因时治宜,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树立良好的中医形象,保证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时代,中医学不仅不再是“独此一家”,甚至有被异化、被取代的危险。中医同道及广大患者自然知晓中医学的独特魅力,但是不能否认现代医学以其严谨的逻辑、直观的形态表述、快捷的疗效等优势占据了医学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医工作者就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己内部的交流与学习,而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不断吸取现代医学、科学的养分,将他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己。

养生有道 美意延年

中医百年坎坷,他经历大半。他告诫,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态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今年已经90岁了,满头银发的他行动敏捷,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体重一直保持在70多公斤,可以说他自身的健康是他医术、医理的绝好例证。

李辅仁经常与人分享他的养生观念,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甜食,生活琐事亲力亲为,随时随地运动,勤动手勤动脑,在工作、生活中都保持年轻的心态。他曾说到,自己自小家境不丰,故生活勤俭,常常都是粗茶淡饭,但是也知足常乐。随着年纪增长,饮食以素淡为主,少吃甜食,少吃脂肪类,多食水果及蔬菜,养生之道“自俸甚薄”,平时吃得简单,不吃什么特别贵重的补品。他认为,中国人传统饮食中带糖的食品很多,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所以他有意识的不吃糖,长期坚持下来,至今和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富贵病不沾边。

李辅仁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自己在六十岁就退休,就没有今天的好身体,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每天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多走楼梯,气血循环好,人就不容易生病。他认为,运动可以代替部分药物,而一切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李辅仁说,自己这一生遇到的不顺利和波折太多了,中医百年坎坷,自己经历大半,如果不是豁达的心态,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情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还告诫老年人,无论从事体力活动还是脑力劳动,均不宜过劳。否则可导致抵抗力下降,易罹患各种疾病,尤其是重度的脑力活动会严重地损耗气血精津,造成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症。

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适当的体力活动或体育锻炼,可以调畅气机,疏通血脉,增强体质,从而保证灵活、协调的肢体功能。故李辅仁常鼓励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不可久坐久卧。但要注意量力而行,不宜剧烈运动。

抚慰病患 推己及人

“青年一代的医生应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

“李老诊病,如坐春风。”前来就诊的患者这样告诉记者,李辅仁对待患者无亲疏、厚薄,均一视同仁。他说,一个医生的一生,归根结底就是医德、医术和医风。

数十年从事老年保健医疗工作,他一直本着“人之痛,己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尊敬和爱护就诊者。李辅仁临证时,不仅耐心细致,辨证严谨,用药精当,还常以年近九旬的丰富人生阅历及时疏导患者,劝导患者多与他人交流,丰富兴趣爱好,调节情绪,从而感受生活的美好,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都特别愿意到李辅仁诊室,因为不仅是解决身体上的病痛,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李辅仁这样告诉弟子,中国古代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青年一代的医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就不会好到哪儿去。李辅仁常说,为医者,医术固然应求一流,而医德、医风更应高尚,不可有丝毫侥幸投机之心。

李辅仁说,自己尤其反对为迎合患者之需求,或为私心而取悦患者,开“人情方”,妄用贵重之品,他称之为“害人不利己”。处方选药要经得起考验和推敲,反思之而无愧悔。避免毒、副作用大的药,因为老人肝、肾功能减退,解毒、排毒作用降低,易致损伤;也忌“望而生畏,闻之刺鼻,食后作呕”及疗效不确之药。至于价格特贵之药,给国家、个人带来过重负担,也当力求避免。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曾题赠李辅仁:“白衣之慈,青囊之术,安老扶康,德音遐布”,这也是对李辅仁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辅仁小传

1919年,出身中医世家,幼年随先父、先兄学习中医;

1939年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成为施派之嫡传弟子;

1942年至1944年代理施今墨诊所诊务;

1944年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

1954年至今,于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

1991年10月1日,获国务院颁发的"表彰发展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8 吴咸中

吴咸中,男,满族,1925年8月出生,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南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起即用中医药治疗常见病症,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

上世纪70年代中,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21世纪初,他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要把建国以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中医和西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医学。面对这个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很多人退缩了。但是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寻找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他就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奠基人、原天津医学院的老院长、今年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

为兵求勤,为将求锐,为帅求智,为师求贤,是吴咸中为人、治学的准则和成功的秘诀。


满族家庭 三兄弟成医学泰斗

20世纪50年代末,吴咸中被誉为天津普通外科“三把刀”之一。他是中外著名医学大家,并和他的兄长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

吴咸中于1925年8月28日(农历)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家是满族正黄旗,也是书香之家,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家道中落,以教私塾为业。吴咸中说自己家教甚严,父亲笃信儒学,崇尚礼教,一生都以中庸为原则。父亲为他取名“咸中”,意为时时处处都要按“中庸之道”行事。

吴咸中在家排行最小,他也和两个哥哥一样立志学医。1943年,吴咸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在天津中央医院(后改为天津市立总医院)外科开始了从医生涯,从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副教授,一干就是17年。1956年,31岁的吴咸中即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并被称为天津市医务界“三把刀”之一。

值得惊叹的是,吴家兄妹五人,除了三哥学习农业之外,另外四人全部从事医学,并且出了两位院士!吴咸中的大哥吴执中和二哥吴英恺先后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后又都留学英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医学家——吴执中是中国近代职业病研究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吴英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享誉世界的一代医学泰斗,中国心胸血管外科奠基人,一手创建了北京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吴咸中本人也成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事业使他跻身于中外知名的医学大家行列,并和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皆为中国医学泰斗。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吴咸中说,当数二哥吴英恺。二哥对他的要求严格近乎苛刻,问病史,查病情,做手术,记病历,全部要求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为练习手术技巧,年轻的他甚至被兄长“挤对”得找来茶壶,两只手放到茶壶里去练。他今天之所以还是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术权威,和当年练下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



响应号召 古方破解急腹症
毛主席的批示影响了吴咸中后半生。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



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对卫生领域作重要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高潮。

为了响应号召,被誉为“神刀”的吴咸中放弃了已见硕果的西医外科,于1959年初,开始学习中医。经过两年半的系统学习,他圆满结束学业,获得了以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名义颁发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和证书。他得到的考核评语是“是学中医而探骊得珠者”。探骊得珠,本意指人入险境而求得珍宝。吴咸中放弃了原来的西医岗位,在一条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的风险。从此,吴咸中开始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求索,一生矢志不渝。

20世纪60年代初,吴咸中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成果被称为天津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两朵花”之一。他形成和完善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腹部疑难急性疾病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首倡“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思路,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发展,从而形成药物疗法、手术疗法与微创技术三者完美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

用中药治疗急腹症这个非手术疗法,具有明显优势,患者不仅恢复得非常快,还能减少术后并发症。广州一名市委书记患结肠癌,手术后第6天肚子胀得非常严重。专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说是腹膜炎,要马上做手术,有的说要做人工肛门。只有吴咸中说:“这个病人不是肠梗阻,是手术吻合口有露的地方,肠子里的气跑到腹腔而致气腹,但没有腹膜炎。把这个气穿出来,随后就按照溃疡病穿孔的治疗方法,可避免手术就能把病治好。”其他专家半信半疑。结果给病人做穿刺,气一下就出来了,肚子马上消胀了,再按溃疡病穿孔治疗方法施行针灸,几天后病人果然痊愈了。

吴咸中的灵丹妙药是活用《伤寒论》中的通里攻下法,通里攻下就是调整肠道蠕动,促进排泄。在西医精确诊断的基础上,用中药治疗单纯性的肠梗阻、阑尾炎、溃疡穿孔等,百分之七八十的患者都可以免受开刀之苦。而急腹症一经诊断立即手术,这以往都是写进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吴咸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中医只是慢郎中、只能治慢性病的传统观念。

吴咸中从1961年开始研究急腹症,他不仅用现代医学解释了2000年前《伤寒论》中的古方,还用它破解了西医很难攻克的疑难重症。1964年吴咸中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从1971年春至1976年,吴咸中先后举办了11期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学习班,为全国培养了上千名技术骨干。1972年吴咸中主编的第一部专著《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出版。1973年他主持出版了《急腹症通讯》,用以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经验。1975年5月,他创办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起死回生 他最崇敬周总理

是周总理把关了四年多“牛棚”的吴咸中请到北京接见,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起死回生。吴咸中作为唯一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守候于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吴咸中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那是1976年周总理医疗组成员向总理告别的场面。医疗组里,吴咸中是唯一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生。

“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能够为他治病,也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吴咸中眼眶中泪光闪动——尽管已经时隔30多年,但吴咸中总觉得周总理还在自己身边。

吴咸中和总理的交往,始于1971年。当时,正值任南开医院当院长的吴咸中在“文革”中被关“牛棚”几年之后,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他被树为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典型,参加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把吴咸中叫到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总理向他询问了治疗急腹症的经验。

总理问吴咸中:“你们能治哪几种病,胰腺炎你们治过没有?你会不会开方子?”吴咸中自信地说:“会开”。总理又问:“你们推广得怎么样?”他说:“有推广,但是推广得还不够。” 总理说:“那不是你们保守,是还没有实行推广。”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事业起死回生。吴咸中永远记得总理对他的勉励和嘱托,并以此作为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永恒动力。

但是让吴咸中没想到的是,5年后自己竟能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总理减轻病痛。“我是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叫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总理已多日未便,吴咸中开了一张方子,疗效很好。第二天,邓小平来看总理,邓颖超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吴大夫给开的这个药通里攻下,大便通了。邓小平对吴咸中等专家说:“你们用通里攻下,这个很好,这个经验应当总结总结。”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18天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持……讲到这里的时候,两行清泪已经顺着吴老的脸颊无声滑落。

总理去世后,邓颖超专门寄给吴咸中一些照片作为留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张周总理的照片。“每当仰望周总理慈祥的面容,都会想起周总理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肯定和鼓励,心中增添无穷的力量。”吴咸中激动地说。



三支力量 “海陆空”协同作战

吴咸中认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应该搞成海陆空协同作战,不能搞魏蜀吴三足鼎立。吴咸中创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为“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之一,他因此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为了调查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从1982年到1983年,吴咸中带头组织调研组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中西医结合机构,就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可行性、西学中队伍与中西医结合机构的现状等写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句颇具分量的话: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不应是魏蜀吴,鼎立三分”,而应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这个比喻举重若轻,为面临危机的中西医结合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壮大,中西医结合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腹症的绝技早已闻名海内外。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断肢再植、烧伤。吴咸中也因此跻身于中外著名医学大家行列,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1978年~1994年吴咸中任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1984年,他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急腹症)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中西医结合骨干。1989年,他领衔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并提出在高层次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思维。

吴咸中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后人员、30余名博士和48名硕士,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梯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成为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如中国微创外科的创始人之一的鲁焕章教授。

1991年,吴咸中从天津医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向急性重症胰腺炎和急性重症胆管炎这两个国际公认的外科难症发起挑战,使重症胰腺炎的病死率已经从30%降到15%;重症胆管炎的病死率从20%降到了2%。2003年,吴咸中对通里攻下法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0年来他获奖无数,主持参与国家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和省市重大科研课题,共获20余项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15部。



大家风范 鞠躬尽瘁忘暮年

作为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一面旗帜,吴咸中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依旧坚持不辍于临床、教学及科研一线。写诗、上网、养鸟……晚年生活充满情趣。

他常告诫自己:事业未竟,尚需继续努力。每一次和同行交流,他都一再承诺:一要继续当好人梯,培养德高医粹的人才;二要继续当好参谋,为工作在一线的学术带头人出谋划策;三要继续跑龙套,为改善学科条件摇旗呐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吴咸中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他拿出珍藏多年的图书,自己出资为研究生和外科医生建立了图书角,还在城郊购置了一套单元房,让研究生们去那里静学沉思,著书立说;他去美国探亲,为大家带回了六本厚厚的专业书,要求他们分头钻研,作读书报告,而第一次报告则由自己来作示范;他至今还坚持每周六大查房制度,即使实行双休日也未作改动,他还充分利用急腹症研究所的条件,建立了计算机房、阅读室、写字间、报告厅,供年轻医生们使用。

吴咸中说:“在病人面前,我是个医生,医乃仁术,应施惠而莫图报;在学生面前,我是个教师,育人为本,应身教重于言教;在组织面前,我是个党员,遵守党纲党章,要事业至上,鞠躬尽瘁。”但凡熟悉吴咸中的人,都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他的这句“名言”。也许这些名言,成就了他的事业。

吴咸中出身儒学世家,自幼酷爱古文及诗词歌赋,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才思敏捷,诗趣盎然,常有感而发,挥笔而就。如1990年底,他主编的《腹部外科实践》第二版发行,他赋诗一首:

伏案推敲近七年,查询资料几万千。

严冬喜看风扬雪,三伏挥汗妙趣添。

博览中外精华取,众志成城汇巨篇。

老骥已知驰程短,但盼后生胜前贤。

吴咸中院士不仅自己廉洁从医,还组织国内著名医学家共同发起制定“医师公约”,并带领弟子们联合发出抵制“红包”的倡议书;他还把自己所得各项奖励的近80万元全都捐给医学和公益事业,表现出这位鸿儒大医的崇高医德风范。

吴咸中素以幽默见长。早年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处于艰难探索阶段时,他去实验室便问:“今天是成功啊,还是成功之母啊?”让大家忍俊不禁,忘却了工作的疲惫或沮丧。近年来,他获得的各类荣誉接踵而来,他又调侃地说:“看来只有长寿,才能经得起荣誉的检验。”

近几年,80多岁的吴咸中迷上了上网,工作再忙每天至少也要在网上逛个一两个小时,Email、BBS、手机短信、电子书都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还喜欢在家里养几只鸟,生活充满了情趣。

“他现在几乎天天泡在医院,围着学生转,还坚持查房出诊,对病人比对家人亲” ,在家人眼里,他依然是个“工作狂”。由于工作忙,五个子女吴咸中关照得很少,但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的五个子女及孙辈几乎全都学医。老伴张丽蓉也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专家。全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也有着共同的快乐。吴咸中笑称,“我们家族医生‘成堆’,都可以开个综合性医院了。”

吴咸中从事中西医结合的50多年时间里,尽管在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始终都没有离开中西医结合事业。每次开会,老朋友们都会问:“你的中西医结合,爬坡爬得怎么样了?”他呵呵一笑,答道:“还在爬。”

“殚心竭力半世纪,中西结合一目标”是吴咸中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中西医结合继续发扬光大,造福于人民。

吴咸中简历

1925年8月28日(农历)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

1948年毕业于满州医科大学(沈阳医学院前身),同年分配在天津市中央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前身)外科工作。

1959年2月—1961年9月在天津市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4年 调任天津市南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基地。

1975年 创建了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任所长。

1984年6月任天津医学院院长。

1998年 创建天津市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2009年 被为国家首批国医大师。
 
29 裘沛然

裘沛然,男,汉族,1916年1月出生,上海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34年9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持论伤寒温病学说于一体。

他以“人学”至理,倡“文化大道”,展一代鸿儒大医风范。

5月,裘沛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席赠书仪式,将自己最新出版的文化论著《人学散墨》赠送给上海部分高校学子。

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人物访谈专题节目,裘沛然与主持人对话中医学与传统文化。

10月,裘沛然现身在上海举行的“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国医大师暨专家研讨会,就振兴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

1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医大师裘沛然与中医和人文社科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受聘。裘老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

……

从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活动报道中,不难想见,已是95岁高龄的裘沛然以他的健康、智慧和赤诚,呕心沥血地书写着他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辉煌篇章。

丰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活人无数的方药实践、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能诗善文的艺文才情、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是对一代鸿儒大医裘沛然的真实写照。



人生苦短 学问无穷

他酷爱读书,医儒并修;他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他勤求古训,融会新知



裘沛然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来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读书之趣得之于少时机缘。裘沛然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7岁始入私塾,11岁就读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是当地硕儒,博学通达,仁爱好施,而督学甚严,要求他熟诵经史百家、唐宋词章。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业师的品格风范和教育启迪,让年幼的裘沛然初窥国学之门径,并虚心好学,手不释卷,循序渐进。

13岁时,裘沛然于念书之余跟叔父裘汝根(广西名医罗哲初弟子)学习针灸。除了经常侍诊左右,对针灸要籍、中医经典,他都择要背诵,渐次粗通医理。

裘沛然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割据,世事纷乱,复古、崇洋,各走极端。均与他经世致用之志不合,遂把人生理想寄托于医学一途。1931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埋头读书,浸淫于医学和国学典籍。

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他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

他读书不限于课程安排,而是杂取百家。单以伤寒一类而言,就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如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旁及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另如金元四大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但他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对于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书籍,亦曾粗加浏览。在国学方面,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亦择要选读。

无论课堂听讲还是随师侍诊,他还喜抄录笔记,以为反复阅读揣摩之用。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到后来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了《读医抄本拾遗》,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4本抄本,均是他70多年前抄录而仅存的笔记讲义。当时他还整理了丁济万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同学一时传抄。

读书和临证的用心,使他掌握了丁师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同时,他又常请益于名家谢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受益匪浅,日见长进。

1934年,裘沛然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数十年来,读书仍是他最大的爱好。徜徉于医学之林,使他辨识百家之长,探究其微言大义,每多领悟。而医学之外的知识,则让他有大道相通之慨,触类旁通之能。

他在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做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200余种治病方法。而在年过八旬之后,复阅二十四史和古今载籍,为写作《人学散墨》多举例证,增强说服力。



诊治难症 独出机杼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养生“一花四叶汤”



裘沛然临床经验丰富,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总结的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可谓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在医学界引起热烈反响。

他认为,疑难杂症缠绵难愈,有五方面原因。一是人体正气表现十分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二是病邪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三是病情复杂,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四是病邪深痼,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五是患者失去信心,精神崩溃。

因而他提出,辨证仔细,分析全面,才能制定正确治疗方法。一是养正徐图法,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二是反激逆从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入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三是大方复治法,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四是内外通贯法,根据脏腑经络为一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将中医外科学许多名方应用于内科疾患。五是培补脾肾法,着重调补脾肾。六是斩关夺隘法,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果断投以峻厉祛邪方药。七是随机用巧法,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扣病机以取捷效。八是医患相得法,医患精神糅合为一,使病人精神安定,激发抗病正气。此外,他还善用古方治今病,用方知常达变,讲究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关键在博。

裘沛然在学术理论上,搜百家学说,在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经络的研究、养生学说、中医药学术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见解。

他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针对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他从病证概念到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指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问题,他提出,“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经络担负着传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他指出,经络除“点”、“线”相连之外,还应当从它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论及养生之道,裘沛然认为,养生贵在“全神“,最重要的是养心。他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体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养生“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针对中医药学术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探索人体生命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传承学术 传播文化

他教书育人,强调德才兼备;他建言献策,为中医发展鼓与呼;他著作等身,主编出版书籍42部



裘沛然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和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教材,他就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等6部针灸学著作。裘沛然数次受命卫生部参加和主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工作,出色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改任务。他勤于著述,主编撰写出版中医论著42部。

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的赞同。适值“文革”肆虐,旋成劫灰。

他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一视同仁。

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希望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培养、提高道德品格和素质修养。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纲要。

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年逾九旬,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在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沛然还经常组织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多方加快呼吁中医药立法工作。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他提出的“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中医发展方向,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作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师承导师,裘沛然悉心培养,其学术继承人王庆其目前已成长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开始系统整理裘沛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2006年国家科技部批准“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正式确立为“十五”攻关课题,2008年“裘沛然治疗喘咳病的临床经验运用研究”又确立为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诗文佳作 道德文章

他工诗善弈,技惊里手;他以“文化大道”引“医学小道”;特撰《人学散墨》,以治疗心灵疾患



如今,裘沛然虽已是耄耄之年,仍未释卷停诊。他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行动自如,身体虽然消瘦却很少生病。工作闲暇,裘沛然喜欢吟诗写词和与人对弈,其诗多寄托遥深,著名书法家胡问遂以“笔为苍生始可珍”墨宝相赠。

裘沛然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可谓博古通今,医文俱佳。被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赞为“一时诗句动星辰”。一部《剑风楼诗文钞》六十余位书法家欣然为其诗濡墨挥毫。而在《裘沛然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不少诗词佳作和散文随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选的《翰苑吟丛》收录了裘沛然15首诗歌,对其诗至为推许:“先生是当世大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善治疑难杂症著称,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诗文造诣,以良医涉世,良相胸怀,好学不倦,老而弥笃。其诗沉郁而兼旷达,晚近之作理致与诗兴交融,臻浑成老境矣。”《辞海纪事》曾这样描述他的文笔:“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关于他的诗弈之趣,有两则美谈逸闻。一个是他与已故海派大画家唐云赖诗画相交的故事。唐云以孤傲狂放著称,裘沛然对于唐云的书法极为钦佩,一日路过唐府,于是径直进门相访。唐云面对陌生来客,踞坐高椅,生硬发问,傲慢之态溢于言表。裘沛然答:“我有一首诗,要请你写字。”唐云依然视若无睹说:“把诗拿给我看看。”接诗之后,唐云捧读再三,蓦然起立,请裘沛然就坐,并招呼保姆递烟送茶,坚持留饭,并言:“大作极佳,理当遵命。”宾主谈诗论艺,言谈甚欢,其后订为至交,成就艺坛佳话。另一个是裘沛然与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多有手谈,胡大师惊呼裘老以如此高龄而有不凡棋艺和神来妙招,遂称裘老为真正的全国冠军,但又补一句,“您是古稀年龄一段的全国冠军”。两位冠军相晤,其乐融融。

裘沛然吟诗弄文,诗文深处却是他对济世活人的牵系。他曾自诗:“世犹多病愧称医。”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儒医”的标准。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道德修养、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做了好事,心情愉快,气血调和,对于健康很有裨益;而如果做了亏心事,虽然人或不晓,但是自己心虚气怯,脏腑失调,自然有损身心健康。

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对“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医学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学术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他开始动手撰写《人学散墨》一书。当时他已八十七岁。八年来,他或请教专家,或博览群书,或灯下沉思,或聚友商谈,汇众人之力,屡易其稿,终于面世。书中强调了立德养性的做人之道。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融会贯通,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和仁爱之心,更透露出老人浓浓的道德忧患精神,为社会广泛关注,评论界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历来医生兼晓儒学的不少,然而像裘沛然这样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与长期思考,特别还撰有儒学专著者,在古今医家颇为少见。


裘沛然简历

191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

1928年-1930年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年-1934年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年-1958年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年-1977年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0年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国医大师的治学精神尤其值得我辈学习。
 
向所有的国医大师致敬。
 
回复 12# 焦三仙


此文还是很真实的,但是底下为什么列出一些名头尤其是那几位领导?我身在任老曾奋斗过的土地,大师已去,精神犹存,但是真的能继承大师精神的有几人呢?哎
 
回复 1# 焦三仙


希望我们比他们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您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都是很有经验的老中医啊
 
诺达一个中国才这三十位吗???

高手都在民间
 
向所有的国医大师致敬。

在北京国医堂,弘医堂看病,这个级别的老中医多得是~

挂号费也没几个钱的~!

好多病也照样看不好~!
 
风烛残年成大师,中医之喜耶?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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