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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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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中医的社会管理之道
应该说，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思想文化氛围的约束下，整体上呈现了良好的传统道德风貌，中医的从业人员也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良好的医德。商品经济大潮使这种社会传统道德体系被大面积冲垮。在当今这个以致富发财为人生追求主要目标的时代，许多受党教育多年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尚且大量贪污腐败，要让传统道德力量来约束好中医，显然已经很不现实了。处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医也面临着道德滑坡，也被打上了向钱看的时代烙印。当今医患矛盾空前紧张，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几年出了个号称中医大师而行骗的张悟本，弄得中医队伍跟着遭受晦气。人们猜度着说：国家级的张悟本倒了，但中医队伍里不知还隐藏着多少个“地方级的”张悟本呢！可见，随着时代的纵向演进，通过比道德更为刚性的法律来治医，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通过法律来治医，也确实是国家对中医管理的一条必由之路。问题是有关中医管理的法律制度该如何设计。从目前的中医培养和管理模式看，中医药大学成了中医人才培养最主要、最正宗的基地；从中医执业资格制度和从业准入制度来看，民间祖传和师徒传承的模式，差不多都被排挤出局了，至于作为中医初级形态的草药医，则更无生路可言了。这应该是由当前培养和管理模式所导致的看得见的结果。应该说，决策者之所以会设计出这样一套制度，其初衷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用心自然也是良苦的。因为接受过高等学府正规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可以说具有系统的中医理论基础，再让之通过一定的临床实践尝试，作为报考执业医师资格的报名条件，那些通得过考试的人，差不多该属于学业上的精英了。而把通过执业资格考试作为中医行业的准入门槛，讲起来也确实可以保证从医者的医疗业务水平。然而，这种管理决策思路，却偏偏忽略了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一是资格考试固然严格，但以考试定乾坤的做法，属于机械决定论，它考不出作为中医这一模糊科学的最不可或缺的悟性。二是这种执业资格和准入制度，彻底隔断了中医几千年所扎根的民间土壤，使中医理论变成了断绝民间来源的空中楼阁，它终将使中医因理论根基的丧失而走向萎缩。事实上，中医的理法方药具有可分解性，即某个农民可以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文盲，但他手中却又可以掌握着治疗某种疾病(如蛇伤、疖毒、狂犬病、风痛、痢疾……)的一种绝招或者秘方。相反的，那些院校出来的学子再优秀，却也无此类招数。就是说，上述决策思维，是建立在集约化培养可以把中医真谛基本上传承下来这一推理基础上的。如果集约化培养不能使中医院校的学子把真谛基本上传承下来，则就应该打问号了。其实，在社会的管理科学领域，也存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不同思维。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经济管理领域非决定论思想方法的运用。我们说，在社会管理中，决定论的思维是天然的、自发的。它意味着凡搞社会管理的人，总会自发地产生要把社会的宏观与微观方面全都管得井井有条的思想。而只有当这种管理模式遭遇到难以逾越的困境时，才会意识到社会上有大量的事务，并非一切都把它管得井井有条才是成功的管理之道，才会理解让被管理者享有一定自由自主空间的重要性，才会考虑放开微观、把握宏观、求得整体。中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社会管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应当考虑到：机械决定论的社会管理行为，固然促进了中医行业的有序化，但这种有序化却是以一定程度上伤害中医肌体为代价的，管得越严，中医萎缩得也越厉害。我们说，中医与西医不一样，正因为不一样，所以在社会管理问题上，就不能搞中医西化！精确科学的特点，使西医内部的学科总是呈不断分化状态。一个临床西医师需要配备相关的科室，以及作为诊病手段的“后勤部队”；西药则是依照生化理论在精确科学指导下人工生产制作的，而非天然采集的，其制作工艺必须符合精确科学的要求。所以，西医的发展，总是要通过医院的规模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制药的精密化体现出来的。对西医的管理思维，总是要考虑医院的级别、档次、规格。但中医师却是全科的，是“个体”的，中药则可以通过独立的店堂供应，这是中医的本色和特色。中医的医院无须像西医院那样搞规模化，也不存在什么现代化。中医的社会存在，应当以“个体”的方式为主要形式，以“散落”的方式为主要形式。缘此，与西医相反，个体中医诊所应当是中医存在的主流，而非补充。国家可以考虑以县、市、省的级别设立一些中医院，但这种中医院却不可以像西医院那样走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应当在保持中医本色和特色的基础上，让之承担一定的中医科研、组织行业自律、组织个体中医业务交流沟通之类的工作，以及对医疗事业的宏观引导。就是说，对中医的社会管理，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用非决定论的方法，把微观放开，作宏观上的调控，而不能机械地适用决定论的方法。话说回来，对中医管理的法律制度如何设计才真正符合科学，并无现成的答案，它需要决定政策的人们把问题放开来，让当代中医人共同研讨。
应该说，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思想文化氛围的约束下，整体上呈现了良好的传统道德风貌，中医的从业人员也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良好的医德。商品经济大潮使这种社会传统道德体系被大面积冲垮。在当今这个以致富发财为人生追求主要目标的时代，许多受党教育多年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尚且大量贪污腐败，要让传统道德力量来约束好中医，显然已经很不现实了。处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医也面临着道德滑坡，也被打上了向钱看的时代烙印。当今医患矛盾空前紧张，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几年出了个号称中医大师而行骗的张悟本，弄得中医队伍跟着遭受晦气。人们猜度着说：国家级的张悟本倒了，但中医队伍里不知还隐藏着多少个“地方级的”张悟本呢！可见，随着时代的纵向演进，通过比道德更为刚性的法律来治医，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通过法律来治医，也确实是国家对中医管理的一条必由之路。问题是有关中医管理的法律制度该如何设计。从目前的中医培养和管理模式看，中医药大学成了中医人才培养最主要、最正宗的基地；从中医执业资格制度和从业准入制度来看，民间祖传和师徒传承的模式，差不多都被排挤出局了，至于作为中医初级形态的草药医，则更无生路可言了。这应该是由当前培养和管理模式所导致的看得见的结果。应该说，决策者之所以会设计出这样一套制度，其初衷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用心自然也是良苦的。因为接受过高等学府正规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可以说具有系统的中医理论基础，再让之通过一定的临床实践尝试，作为报考执业医师资格的报名条件，那些通得过考试的人，差不多该属于学业上的精英了。而把通过执业资格考试作为中医行业的准入门槛，讲起来也确实可以保证从医者的医疗业务水平。然而，这种管理决策思路，却偏偏忽略了两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一是资格考试固然严格，但以考试定乾坤的做法，属于机械决定论，它考不出作为中医这一模糊科学的最不可或缺的悟性。二是这种执业资格和准入制度，彻底隔断了中医几千年所扎根的民间土壤，使中医理论变成了断绝民间来源的空中楼阁，它终将使中医因理论根基的丧失而走向萎缩。事实上，中医的理法方药具有可分解性，即某个农民可以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文盲，但他手中却又可以掌握着治疗某种疾病(如蛇伤、疖毒、狂犬病、风痛、痢疾……)的一种绝招或者秘方。相反的，那些院校出来的学子再优秀，却也无此类招数。就是说，上述决策思维，是建立在集约化培养可以把中医真谛基本上传承下来这一推理基础上的。如果集约化培养不能使中医院校的学子把真谛基本上传承下来，则就应该打问号了。其实，在社会的管理科学领域，也存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不同思维。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经济管理领域非决定论思想方法的运用。我们说，在社会管理中，决定论的思维是天然的、自发的。它意味着凡搞社会管理的人，总会自发地产生要把社会的宏观与微观方面全都管得井井有条的思想。而只有当这种管理模式遭遇到难以逾越的困境时，才会意识到社会上有大量的事务，并非一切都把它管得井井有条才是成功的管理之道，才会理解让被管理者享有一定自由自主空间的重要性，才会考虑放开微观、把握宏观、求得整体。中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社会管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应当考虑到：机械决定论的社会管理行为，固然促进了中医行业的有序化，但这种有序化却是以一定程度上伤害中医肌体为代价的，管得越严，中医萎缩得也越厉害。我们说，中医与西医不一样，正因为不一样，所以在社会管理问题上，就不能搞中医西化！精确科学的特点，使西医内部的学科总是呈不断分化状态。一个临床西医师需要配备相关的科室，以及作为诊病手段的“后勤部队”；西药则是依照生化理论在精确科学指导下人工生产制作的，而非天然采集的，其制作工艺必须符合精确科学的要求。所以，西医的发展，总是要通过医院的规模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制药的精密化体现出来的。对西医的管理思维，总是要考虑医院的级别、档次、规格。但中医师却是全科的，是“个体”的，中药则可以通过独立的店堂供应，这是中医的本色和特色。中医的医院无须像西医院那样搞规模化，也不存在什么现代化。中医的社会存在，应当以“个体”的方式为主要形式，以“散落”的方式为主要形式。缘此，与西医相反，个体中医诊所应当是中医存在的主流，而非补充。国家可以考虑以县、市、省的级别设立一些中医院，但这种中医院却不可以像西医院那样走规模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应当在保持中医本色和特色的基础上，让之承担一定的中医科研、组织行业自律、组织个体中医业务交流沟通之类的工作，以及对医疗事业的宏观引导。就是说，对中医的社会管理，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用非决定论的方法，把微观放开，作宏观上的调控，而不能机械地适用决定论的方法。话说回来，对中医管理的法律制度如何设计才真正符合科学，并无现成的答案，它需要决定政策的人们把问题放开来，让当代中医人共同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