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8/05/05
- 帖子
- 7773
- 获得点赞
- 89
- 声望
- 38
- 年龄
- 44
《任应秋论医集》再版了，让我为此写序，作为父亲的长女，我义不容辞，但作为一个中医学子，我又未必有此资格，且把这篇《序》看作是和父亲的又一次交谈吧。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时时还能收到从偏远地区寄来向他求医、求教、求助的信，在那些信息闭塞的地方，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样一个人的，让人费解；被称作“现代人”的年轻学子们，对“任应秋”这个名字竟然是那样的熟悉，而且还充满了敬意，让人惊讶；和同道们在一起，他们仍旧无比怀念地、深切感慨地谈到父亲的学术、学风、学识和为人，让人感动；时时还能接到父亲生前好友们的电话：“我想念应秋医生，这样的医生以后不会再有了”,“应秋要是还在，我还是要和他争辩的”,“棹仙、应秋和我，曾被称作渝医三友，应秋是梅”……这些近百岁长者们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在过世这么久之后，还总是能让人记起他、怀念他、爱戴他，甚至是有求于他，人生最大的成功莫过于此！
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才有机会日夜陪伴在他身边，在短短的一年半中，我们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了解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许多方面。从他的求真务实、他的孜孜不倦、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奇思妙想，到他的忍辱负重、他的清心寡欲、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甘为人梯，以及他的斯文雅趣、他的诗词歌赋、他的好才惜友、他的真情切谊，直至他的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尤其是“持之以恒、始终如一”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和父亲相处的二十多年中，他从没有睡过一次懒觉，从没有一个晚上不挑灯夜读，我们家单元的楼梯从来都是他打扫，办公室旁边的男厕所便池他每天必清。有位老先生曾惊讶地对我说：“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到，应秋兄会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天天如此。”老先生的话让我想到禅宗的一句格言：“能泡好一杯茶的人，就能应付任何事。”
的确是这样，在我整理父亲文稿时，我更深切地体会这一点，几箱子的文稿，竟没有一张稿纸上的字是潦草的，就连文革中的“检查”都写得工工整整，这可不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稿，这是上千万字的文稿啊！看着这些端端正正的字体，你就不难找到他之所以能做出大学问的答案了。
就读于美国北卡罗那大学的一位医学人类学博士，想从任应秋成才之路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学的文化现象，在得到该校教授委员会的通过和资助后她与我联系，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次从父亲出生地、求学地、行医地，到尽职地的旅行。她问我最感慨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持之以恒、始终如一，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从学术上了解我的父亲，应该说是近几年的事。在阅读了父亲的诸多论著之后，发现他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有了系统的、联系的、整合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方法应用到对历史文献的研习之中，于是就有了《中医各家学说》、《黄帝内经章句索引》、《十部医经类编》、《内经学》这样的著作和计划。1993年，在香港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我意外地发现计算机科学家们竟引用了《黄帝内经章句索引》的思路，来谈该书对他们“智能检索”研究的启发。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从事中医信息学的研究，数据库、人工智能、现代教育技术是我接触最多的，令我非常感叹的是，如果父亲能活到今天，他会发现信息技术对他的研究思路会有怎样的支持。反过来，系统的、联想的、集合的、挖掘的方法设计，也非常需要得到像他那样的学术思想的启发。
有人评价父亲就像是一部中医学的大辞典，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虽然这是一种赞誉之辞，但在了解、研究中医学的文化方面，他的确有过人之处，也下了别人难以想像的功夫，他曾经用“筚路蓝缕”来形容自己做学问的艰辛。
他认为，现今中医在临床上能开出好方子的人不少，但能把历史文献系统地整理、呈现出来，应用起来的人奇缺。并且他认为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集合，是中医学术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甚至是主流。只有对中医历史文献有深刻了解和研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他也因此招来了一些质疑。
“有人说您不会看病，您做何感想？”有一次我这样问父亲，他哈哈大笑起来。的确这是很可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所有的好友都是因为“看病”相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都是因为“解决了问题”逐步建立起来的。父亲去世之后，一位长者把父亲的亲笔处方交给我，还讲述了这个处方让他的孙子避免了一次脑手术的故事；一位患白血病的女孩，由他的父亲带着，将厚厚的一打处方复印件交到我手中，聆听了女孩生命得以延续的始末。我丝毫不怀疑父亲出色的临床疗效，因为从小我就看到有多少人是怎样的感激他、敬重他。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为了中医文献的梳理，他才谢谢绝了很多的临床，甚至是到国外临床的机会，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个巨大的工程，时间对他显得太不够用了。
父亲的学术生涯可以十分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之前，他极其重视临床，从那个时期的论著可以看出，在追求临床疗效方面他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卓越的临床信誉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临床疗效向国内外医学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学术目标有了明显的转移，几乎是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医历史文献的梳理和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为此发表了许多的论著，并制定了严谨的计划，直到在他逝世时也远没有完成。他始终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在于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就人性来说，即使是个性很强的学者也很难超脱环境的影响，而被烙上时代的印记。父亲是个性很强的人，翻阅他一生的文章，如同和他一起从头走过，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感慨、有的惊诧、有的赞同、有的质疑。也许是血缘的缘故，我还是深深地读出了他个性的持执，及其对社会思潮和人格统一的苛求。每当此时，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父亲浮现在眼前，同时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思潮也呈现出来，可能历史就是要回顾方可清晰吧。
“您是一位好老师、德高望重德的学者、济世活人的医生，但您不是一个好父亲。”这是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和父亲的争执中我对他说的一句话。就为这句话，或许有许多人至今都不肯原谅我，但我也不会为这句话道歉，即使在父亲病重的时候，即使是在今天。当自己也走过人生几十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的，哪怕是我的父亲。但是，我爱我的父亲，至今都深深地怀念着他，敬仰着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感越来越浓烈了。
二十年前《任应秋论医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今天再读父亲的论著，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仍是如此的鲜活，仍能唤起我们的共鸣并给予我们启迪，仍然这样贴近临床的应用。在此之际，我代我的父亲，代我的亲人，代行业中所有怀念他的人，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和再版作出过努力的人他们是：鲁兆麟、陶广正、石学文、马东俊、严季澜、朱勉生、高春媛、任廷苏、李晓海、孙广伟、成博诸君。
任廷革
2008年1月10日 于父亲故居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时时还能收到从偏远地区寄来向他求医、求教、求助的信，在那些信息闭塞的地方，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样一个人的，让人费解；被称作“现代人”的年轻学子们，对“任应秋”这个名字竟然是那样的熟悉，而且还充满了敬意，让人惊讶；和同道们在一起，他们仍旧无比怀念地、深切感慨地谈到父亲的学术、学风、学识和为人，让人感动；时时还能接到父亲生前好友们的电话：“我想念应秋医生，这样的医生以后不会再有了”,“应秋要是还在，我还是要和他争辩的”,“棹仙、应秋和我，曾被称作渝医三友，应秋是梅”……这些近百岁长者们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在过世这么久之后，还总是能让人记起他、怀念他、爱戴他，甚至是有求于他，人生最大的成功莫过于此！
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才有机会日夜陪伴在他身边，在短短的一年半中，我们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了解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许多方面。从他的求真务实、他的孜孜不倦、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奇思妙想，到他的忍辱负重、他的清心寡欲、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甘为人梯，以及他的斯文雅趣、他的诗词歌赋、他的好才惜友、他的真情切谊，直至他的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尤其是“持之以恒、始终如一”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中，和父亲相处的二十多年中，他从没有睡过一次懒觉，从没有一个晚上不挑灯夜读，我们家单元的楼梯从来都是他打扫，办公室旁边的男厕所便池他每天必清。有位老先生曾惊讶地对我说：“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到，应秋兄会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天天如此。”老先生的话让我想到禅宗的一句格言：“能泡好一杯茶的人，就能应付任何事。”
的确是这样，在我整理父亲文稿时，我更深切地体会这一点，几箱子的文稿，竟没有一张稿纸上的字是潦草的，就连文革中的“检查”都写得工工整整，这可不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稿，这是上千万字的文稿啊！看着这些端端正正的字体，你就不难找到他之所以能做出大学问的答案了。
就读于美国北卡罗那大学的一位医学人类学博士，想从任应秋成才之路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学的文化现象，在得到该校教授委员会的通过和资助后她与我联系，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次从父亲出生地、求学地、行医地，到尽职地的旅行。她问我最感慨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持之以恒、始终如一，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从学术上了解我的父亲，应该说是近几年的事。在阅读了父亲的诸多论著之后，发现他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有了系统的、联系的、整合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方法应用到对历史文献的研习之中，于是就有了《中医各家学说》、《黄帝内经章句索引》、《十部医经类编》、《内经学》这样的著作和计划。1993年，在香港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上，我意外地发现计算机科学家们竟引用了《黄帝内经章句索引》的思路，来谈该书对他们“智能检索”研究的启发。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从事中医信息学的研究，数据库、人工智能、现代教育技术是我接触最多的，令我非常感叹的是，如果父亲能活到今天，他会发现信息技术对他的研究思路会有怎样的支持。反过来，系统的、联想的、集合的、挖掘的方法设计，也非常需要得到像他那样的学术思想的启发。
有人评价父亲就像是一部中医学的大辞典，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虽然这是一种赞誉之辞，但在了解、研究中医学的文化方面，他的确有过人之处，也下了别人难以想像的功夫，他曾经用“筚路蓝缕”来形容自己做学问的艰辛。
他认为，现今中医在临床上能开出好方子的人不少，但能把历史文献系统地整理、呈现出来，应用起来的人奇缺。并且他认为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集合，是中医学术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甚至是主流。只有对中医历史文献有深刻了解和研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他也因此招来了一些质疑。
“有人说您不会看病，您做何感想？”有一次我这样问父亲，他哈哈大笑起来。的确这是很可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所有的好友都是因为“看病”相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都是因为“解决了问题”逐步建立起来的。父亲去世之后，一位长者把父亲的亲笔处方交给我，还讲述了这个处方让他的孙子避免了一次脑手术的故事；一位患白血病的女孩，由他的父亲带着，将厚厚的一打处方复印件交到我手中，聆听了女孩生命得以延续的始末。我丝毫不怀疑父亲出色的临床疗效，因为从小我就看到有多少人是怎样的感激他、敬重他。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为了中医文献的梳理，他才谢谢绝了很多的临床，甚至是到国外临床的机会，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是个巨大的工程，时间对他显得太不够用了。
父亲的学术生涯可以十分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之前，他极其重视临床，从那个时期的论著可以看出，在追求临床疗效方面他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卓越的临床信誉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临床疗效向国内外医学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学术目标有了明显的转移，几乎是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医历史文献的梳理和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为此发表了许多的论著，并制定了严谨的计划，直到在他逝世时也远没有完成。他始终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在于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就人性来说，即使是个性很强的学者也很难超脱环境的影响，而被烙上时代的印记。父亲是个性很强的人，翻阅他一生的文章，如同和他一起从头走过，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感慨、有的惊诧、有的赞同、有的质疑。也许是血缘的缘故，我还是深深地读出了他个性的持执，及其对社会思潮和人格统一的苛求。每当此时，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父亲浮现在眼前，同时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思潮也呈现出来，可能历史就是要回顾方可清晰吧。
“您是一位好老师、德高望重德的学者、济世活人的医生，但您不是一个好父亲。”这是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和父亲的争执中我对他说的一句话。就为这句话，或许有许多人至今都不肯原谅我，但我也不会为这句话道歉，即使在父亲病重的时候，即使是在今天。当自己也走过人生几十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的，哪怕是我的父亲。但是，我爱我的父亲，至今都深深地怀念着他，敬仰着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感越来越浓烈了。
二十年前《任应秋论医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今天再读父亲的论著，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仍是如此的鲜活，仍能唤起我们的共鸣并给予我们启迪，仍然这样贴近临床的应用。在此之际，我代我的父亲，代我的亲人，代行业中所有怀念他的人，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和再版作出过努力的人他们是：鲁兆麟、陶广正、石学文、马东俊、严季澜、朱勉生、高春媛、任廷苏、李晓海、孙广伟、成博诸君。
任廷革
2008年1月10日 于父亲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