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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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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工作同样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国人的各种非议铺天盖地。这几年，社会上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中医药发展方向有问题，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有问题，“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有问题。追索到上世纪就是：建国初制定的“中西医结合”道路有问题，理由当然是花费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中西医结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家对“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更有甚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中西医结合运动”葬送了中医。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是上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制定，“中西医结合”运动也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抛开诸多的政治运动是非功过不再讨论。就“中西医结合”运动而言，其历史功过，定论尚早。
这些年来，我也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拥有现代最高智慧。在战争年代，他在军事上常常以少胜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创先了中国革命的辉煌业绩。他深通中华文化，熟读《二十四史书》、《资治通鉴》；精通《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深悟阴阳五行、六十四卦、奇门遁甲；他悉知中医疗效，善服中药治病。那么，他为什么不让中医学坚持原先的道路呢？他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开辟这么一条被后人指责的“中西医结合”道路呢？难道真是心血来潮？
建国初，国家满身创痍，亟待修复战争创伤，毛主席日理万机。哪里还有对中医心血来潮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从正面理解，毛主席高瞻远瞩，超前看到中医未来的发展前景，企图为中国万民和世界人民以及子孙后代开创万年医疗基业。才提出了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建新医学的道路。
1、“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史，以便更清楚的认识“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清朝末年，朝廷软弱，内忧外患，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掠夺刮索，国内各反清组织不断向朝廷发起攻击。从表面上看，清政府气数已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山先生看到了中国社会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推翻清廷为救国目标。 清王朝在民国革命的强烈冲击下宣告结束。但中国的国情依然如故。 后来孙先生连续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将历届民国政府作为打击的对象，总统们象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场，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其结果导致中华民族更加灾难深重。东邻日本看到了中国混乱已久，及时发动了侵华战争。从而不仅加剧了病情，还导致了亡国危机。
中山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修学西医。他运用西医诊治思想和方法，只看到清廷腐败，内忧外患，将各反清组织与朝廷的矛盾冲突视为“病”。以推翻清廷，实现共和视为“治病”；
然而，推翻了皇帝，成立民国，内忧外患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善。无论谁当总统，国家仍受外强欺凌，百姓仍旧饥寒交迫。西医出身的中山先生只知治其“病”，未辨其“证”，所以医治始终无效。 他连续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结果导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能使国家病情更严重。
毛泽东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出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之路。将“唯物辩证法”哲学运用到具体学科的实践上。
清朝政府腐败，各反清组织与朝廷的矛盾冲突视为西医的“病”。国家内忧外患视为中医的“证”。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国古代革命的方法，仅仅把着眼点落在“更替政权”上。也没有按照西方的革命方法，采取城市工人暴动。毛在辨证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将二者结合运用。西医只能看到“病”之所在，中医辨证只能辨出“证”之所在。西医的“病”反映了一个状态，中医的“证”型反映了一个过程。毛的创新就是借助于东方哲学和西方马列主义理论，走进中国社会的微观世界，最终辨出了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过程之中，其“证”之核心在于--“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不单单涉及到土地的主人和土地的耕作者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技术革命。“土地革命”有着“阴阳”双重功效。一是推翻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挖倒了封建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二是焕发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根治了中国“内忧外患”百年之证。
毛泽东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的创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将这一成果的原理运用到中医学术创新上来。提出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2、 “中西医结合”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方近代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千年古医，显得如此的苍白和缺乏招架之力。直到19世纪末上海名医恽铁樵以大家之慧眼，看到了中医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随后天津名医张锡纯出版《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对当时中医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了出路。后被称为“汇通医学”。
“汇通医学”属民间行为，道路十分艰难。而由于战争连绵，汇通派的道路并没有走多远。真正能够汇通的中医只能用十位数来计，而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等发达城市---西医相对发达的地区。就是说，汇通派名气虽大，但人数绝少。
直到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9月，国家召开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会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余云柚废止中医的议案之后，与当时在京的“汇通派”名医孔伯华、施今墨、肖龙友等人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随之国家筹建了一大批中西医医疗机构。1956年国家有建立了一大批中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西医结合”规模之大，涉及之广，前所未有。
由此看来，“中西医结合”，是从清末“汇通派”演化出来的。并非毛之心血来潮，只是与他的革命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将其继续发扬，规模扩大。
中医学发展已有两千年，一直围绕着古代哲学理念运行。虽说先后涌现出过黄岐、越人、仲景以及王叔和、张从正、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吴有可、叶天士、喻嘉言、王孟英等一代代创新大家。但终究跳不出阴阳、五行、藏象的古代学术圈子。直到恽铁樵、张锡纯引进西学，才算是两千年迈出的第一步！建国后，在“汇通派”名医的建议下，国家出资筹建“中西医结合”机构，国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跳出这一古代学术圈子，创建新中医。
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学结合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理论上并没有突破性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没有实现中医与西医在医学理论上的结合。中医与西医始终还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体系在平行运行或交叉运行。大家始终没能享受到，甚至没有看到“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医学上的优势。
这两门医学初看起来不难结合，但经过实践之后才发现，二者存在着20世纪中国人无法逾越的学术障碍。这里不单是科学落后之障碍，还有思维禁锢的障碍。中医“二元论”哲学，与西医科学的起源“一元论”哲学在哲学面层的冲突。马克思的创新哲学“唯物辩证法”，本来可以从哲学面层解决这一冲突。而最推崇马克思的中国人却将“唯物辩证法”误解释为“一元论”哲学。长期纠缠在物质与精神谁先谁后这类无聊问题上。导致了中医科研人员思维混乱，只能用“一元论”的科学和西医来研究中医，最终被科学和西医所误导。
3、 崇拜《经典》与医学创新
中医有一句古话“用药如用兵”。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沙场战将，最熟读的就是《孙子兵法》，既然“兵法”是战略经典，读了都能打胜仗。那么，就不会有人吃败仗！没有人吃败仗，胜仗又如何打？
事实告诉我们，读过兵法的人，有人称“常胜将军”，创下千古伟业。还有人一败涂地。而且一败涂地的人往往比“常胜将军”的兵法学的好得多。这一反逻辑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三国》马谡为例，马谡自幼精通兵法，所有战法都非常符合兵法所述，却失掉了街亭。
打败仗的人都是谨遵《经典》，不折不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是，《经典》为什么老让他们吃败仗？别人的胜仗究竟是如何打出来的？
中医人将《内经》、《伤寒》崇为经典，自幼攻读直至老死，大家应该都是名医。可事实上，名医百年才出一两个。从张仲景到叶天士，两千年来所有的名医大家，哪一个是靠遵循《内经》、《伤寒》来获取高端临床技术？这就说明，中医的所谓“经典”，虽说颠扑不破，永恒真理。却离看病相距甚远。在我看来，《内经》、《伤寒》只不过是中医的启蒙教材，不是克敌法宝。我们曾考证过自仲景以来，张从正、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吴有可、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喻嘉言，王孟英，直至近代恽铁桥、张锡纯，以及现代名医浦甫周、祝谌予等多位名医大家。他们的医疗技术之所以精湛，除了《内经》、《伤寒》启蒙之外，更多地是他们个人的创新。如果不会创新只会读书，那么就只能成为“套古方”“治未病”的一代庸医。如同军界的“常败将军”。
在这个中西医共存时代，共存的价值在于，中医能够治疗西医无能为力的疾病。如果失去这一支撑点，中医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更没有继续留在国家医疗建制内吃经费的理由。
中医的存在，就在于针对西医谬误展开的创新。西医的理念与方法对，对在哪里？错又错在哪里？要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中西医结合”方向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结合？西医的哪些东西有价值，应该结合到中医的哪个地方，哪个部位？西医的哪些东西是错的，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中医应该如何吸取教训，规避这些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
前面说过，中医是“哲学医学”和“哲学技术学”。为什么要这样提？是为了强调中医的支持理论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我们在读《内经》《伤寒》时，一定不要将其误解为医学科学。它里面确实充满了科学原理。但从古至今，都还没有被揭示出来。即便揭示出来，也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中医这门“自然医学”有着独特的自然属性，与科学的关系还不是一个直接对应的线性关系。科学原理在中医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绝不要误解为揭示出中医的科学原理，就能够破解中医绝技之谜。我们称中医为“阴阳医学”，就是说，即便破解了中医的科学原理，充其量破解了“阴阳医学”的一个“阳”面；还有一个“阴”面潜藏着。
中医的高端临床绝技存在于阴与阳之间，破解一个 “阳”面只能帮助我们降低难度，不可能让我们直接获得高端绝技。
古代经典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医疗技术上，而是它的思维方式，它是如何运用阴阳五行哲学来认识和治疗疾病。阴与阳并没有具体的特指，只是一个认识论面层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内经》中挑出一百个医学错误，也没有必要非要将《内经》中的“先天之气”解释为“先天细胞”。 如果将它具体化解释，那就犯了马谡的错误。
对于西医及科学原理，我们不要直接将其往中医上套，对号入座。西医及科学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中充满了谬误，直接套同样会犯下马谡的错误。当然大家一定会问：既然西医及科学中充满了谬误，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重视它？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西医既然已经诞生，就必有它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也就有了可利用的价值。如同自古帝王身边多奸臣，帝王明知奸臣还要重用他们一样。自古帝王都会玩阴阳、搞平衡，追求政治的完整性。
西医及科学在中医上的运用，绝不是当今“中医西化派”的那种用法。既不是简单地拿着西医的诊断报告开处方；也不是简单的将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出来喂老鼠。 西医及科学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体、认识疾病的一个侧面。充其量只是疾病的病灶与微观形态。绝不要把它当作疾病的“真身”，更不要当做疾病的全部。不过，我们有了这个侧面，有了这个微观形态，还是要比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强得多。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是上世纪50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制定，“中西医结合”运动也是毛泽东主席发动。抛开诸多的政治运动是非功过不再讨论。就“中西医结合”运动而言，其历史功过，定论尚早。
这些年来，我也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拥有现代最高智慧。在战争年代，他在军事上常常以少胜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创先了中国革命的辉煌业绩。他深通中华文化，熟读《二十四史书》、《资治通鉴》；精通《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深悟阴阳五行、六十四卦、奇门遁甲；他悉知中医疗效，善服中药治病。那么，他为什么不让中医学坚持原先的道路呢？他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开辟这么一条被后人指责的“中西医结合”道路呢？难道真是心血来潮？
建国初，国家满身创痍，亟待修复战争创伤，毛主席日理万机。哪里还有对中医心血来潮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从正面理解，毛主席高瞻远瞩，超前看到中医未来的发展前景，企图为中国万民和世界人民以及子孙后代开创万年医疗基业。才提出了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建新医学的道路。
1、“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史，以便更清楚的认识“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清朝末年，朝廷软弱，内忧外患，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掠夺刮索，国内各反清组织不断向朝廷发起攻击。从表面上看，清政府气数已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山先生看到了中国社会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推翻清廷为救国目标。 清王朝在民国革命的强烈冲击下宣告结束。但中国的国情依然如故。 后来孙先生连续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将历届民国政府作为打击的对象，总统们象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场，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其结果导致中华民族更加灾难深重。东邻日本看到了中国混乱已久，及时发动了侵华战争。从而不仅加剧了病情，还导致了亡国危机。
中山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修学西医。他运用西医诊治思想和方法，只看到清廷腐败，内忧外患，将各反清组织与朝廷的矛盾冲突视为“病”。以推翻清廷，实现共和视为“治病”；
然而，推翻了皇帝，成立民国，内忧外患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善。无论谁当总统，国家仍受外强欺凌，百姓仍旧饥寒交迫。西医出身的中山先生只知治其“病”，未辨其“证”，所以医治始终无效。 他连续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结果导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能使国家病情更严重。
毛泽东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出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之路。将“唯物辩证法”哲学运用到具体学科的实践上。
清朝政府腐败，各反清组织与朝廷的矛盾冲突视为西医的“病”。国家内忧外患视为中医的“证”。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国古代革命的方法，仅仅把着眼点落在“更替政权”上。也没有按照西方的革命方法，采取城市工人暴动。毛在辨证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将二者结合运用。西医只能看到“病”之所在，中医辨证只能辨出“证”之所在。西医的“病”反映了一个状态，中医的“证”型反映了一个过程。毛的创新就是借助于东方哲学和西方马列主义理论，走进中国社会的微观世界，最终辨出了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过程之中，其“证”之核心在于--“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不单单涉及到土地的主人和土地的耕作者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技术革命。“土地革命”有着“阴阳”双重功效。一是推翻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挖倒了封建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二是焕发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根治了中国“内忧外患”百年之证。
毛泽东主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的创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将这一成果的原理运用到中医学术创新上来。提出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渊源。
2、 “中西医结合”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方近代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千年古医，显得如此的苍白和缺乏招架之力。直到19世纪末上海名医恽铁樵以大家之慧眼，看到了中医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随后天津名医张锡纯出版《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对当时中医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了出路。后被称为“汇通医学”。
“汇通医学”属民间行为，道路十分艰难。而由于战争连绵，汇通派的道路并没有走多远。真正能够汇通的中医只能用十位数来计，而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等发达城市---西医相对发达的地区。就是说，汇通派名气虽大，但人数绝少。
直到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9月，国家召开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会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否定了余云柚废止中医的议案之后，与当时在京的“汇通派”名医孔伯华、施今墨、肖龙友等人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随之国家筹建了一大批中西医医疗机构。1956年国家有建立了一大批中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西医结合”规模之大，涉及之广，前所未有。
由此看来，“中西医结合”，是从清末“汇通派”演化出来的。并非毛之心血来潮，只是与他的革命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将其继续发扬，规模扩大。
中医学发展已有两千年，一直围绕着古代哲学理念运行。虽说先后涌现出过黄岐、越人、仲景以及王叔和、张从正、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吴有可、叶天士、喻嘉言、王孟英等一代代创新大家。但终究跳不出阴阳、五行、藏象的古代学术圈子。直到恽铁樵、张锡纯引进西学，才算是两千年迈出的第一步！建国后，在“汇通派”名医的建议下，国家出资筹建“中西医结合”机构，国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跳出这一古代学术圈子，创建新中医。
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学结合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理论上并没有突破性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没有实现中医与西医在医学理论上的结合。中医与西医始终还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体系在平行运行或交叉运行。大家始终没能享受到，甚至没有看到“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医学上的优势。
这两门医学初看起来不难结合，但经过实践之后才发现，二者存在着20世纪中国人无法逾越的学术障碍。这里不单是科学落后之障碍，还有思维禁锢的障碍。中医“二元论”哲学，与西医科学的起源“一元论”哲学在哲学面层的冲突。马克思的创新哲学“唯物辩证法”，本来可以从哲学面层解决这一冲突。而最推崇马克思的中国人却将“唯物辩证法”误解释为“一元论”哲学。长期纠缠在物质与精神谁先谁后这类无聊问题上。导致了中医科研人员思维混乱，只能用“一元论”的科学和西医来研究中医，最终被科学和西医所误导。
3、 崇拜《经典》与医学创新
中医有一句古话“用药如用兵”。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沙场战将，最熟读的就是《孙子兵法》，既然“兵法”是战略经典，读了都能打胜仗。那么，就不会有人吃败仗！没有人吃败仗，胜仗又如何打？
事实告诉我们，读过兵法的人，有人称“常胜将军”，创下千古伟业。还有人一败涂地。而且一败涂地的人往往比“常胜将军”的兵法学的好得多。这一反逻辑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三国》马谡为例，马谡自幼精通兵法，所有战法都非常符合兵法所述，却失掉了街亭。
打败仗的人都是谨遵《经典》，不折不扣。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是，《经典》为什么老让他们吃败仗？别人的胜仗究竟是如何打出来的？
中医人将《内经》、《伤寒》崇为经典，自幼攻读直至老死，大家应该都是名医。可事实上，名医百年才出一两个。从张仲景到叶天士，两千年来所有的名医大家，哪一个是靠遵循《内经》、《伤寒》来获取高端临床技术？这就说明，中医的所谓“经典”，虽说颠扑不破，永恒真理。却离看病相距甚远。在我看来，《内经》、《伤寒》只不过是中医的启蒙教材，不是克敌法宝。我们曾考证过自仲景以来，张从正、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吴有可、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喻嘉言，王孟英，直至近代恽铁桥、张锡纯，以及现代名医浦甫周、祝谌予等多位名医大家。他们的医疗技术之所以精湛，除了《内经》、《伤寒》启蒙之外，更多地是他们个人的创新。如果不会创新只会读书，那么就只能成为“套古方”“治未病”的一代庸医。如同军界的“常败将军”。
在这个中西医共存时代，共存的价值在于，中医能够治疗西医无能为力的疾病。如果失去这一支撑点，中医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更没有继续留在国家医疗建制内吃经费的理由。
中医的存在，就在于针对西医谬误展开的创新。西医的理念与方法对，对在哪里？错又错在哪里？要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中西医结合”方向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结合？西医的哪些东西有价值，应该结合到中医的哪个地方，哪个部位？西医的哪些东西是错的，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中医应该如何吸取教训，规避这些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
前面说过，中医是“哲学医学”和“哲学技术学”。为什么要这样提？是为了强调中医的支持理论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我们在读《内经》《伤寒》时，一定不要将其误解为医学科学。它里面确实充满了科学原理。但从古至今，都还没有被揭示出来。即便揭示出来，也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中医这门“自然医学”有着独特的自然属性，与科学的关系还不是一个直接对应的线性关系。科学原理在中医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绝不要误解为揭示出中医的科学原理，就能够破解中医绝技之谜。我们称中医为“阴阳医学”，就是说，即便破解了中医的科学原理，充其量破解了“阴阳医学”的一个“阳”面；还有一个“阴”面潜藏着。
中医的高端临床绝技存在于阴与阳之间，破解一个 “阳”面只能帮助我们降低难度，不可能让我们直接获得高端绝技。
古代经典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医疗技术上，而是它的思维方式，它是如何运用阴阳五行哲学来认识和治疗疾病。阴与阳并没有具体的特指，只是一个认识论面层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内经》中挑出一百个医学错误，也没有必要非要将《内经》中的“先天之气”解释为“先天细胞”。 如果将它具体化解释，那就犯了马谡的错误。
对于西医及科学原理，我们不要直接将其往中医上套，对号入座。西医及科学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中充满了谬误，直接套同样会犯下马谡的错误。当然大家一定会问：既然西医及科学中充满了谬误，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重视它？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西医既然已经诞生，就必有它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也就有了可利用的价值。如同自古帝王身边多奸臣，帝王明知奸臣还要重用他们一样。自古帝王都会玩阴阳、搞平衡，追求政治的完整性。
西医及科学在中医上的运用，绝不是当今“中医西化派”的那种用法。既不是简单地拿着西医的诊断报告开处方；也不是简单的将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出来喂老鼠。 西医及科学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体、认识疾病的一个侧面。充其量只是疾病的病灶与微观形态。绝不要把它当作疾病的“真身”，更不要当做疾病的全部。不过，我们有了这个侧面，有了这个微观形态，还是要比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