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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学术大揭秘：伤寒原意三书
- 主题发起人 王氏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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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误解了，不是咱的水平高，而是咱的水平和人家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未必就高，或许是水落千丈，咱再怎么仰视也望尘莫及。
《伤寒六经原意》前言(摘自作者博客)
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论仲景学说之客观研究方法
《伤寒六经原意》是笔者在学习仲景学说的过程中，每当发现现行理论解释不通之时，则寻根究底，挖掘更符合原意的解释方法，最后竟成为了一篇又一篇的专题文章，透过研究而学习仲景思想。
研究开始时是从“问题”入手，视乎问题的性质而采用相应的方法，到后来随着研究日益深化，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研究的“态度”、“思路”与“方法”，而这种“不自觉”更逐渐演变成了“自觉”，每于研究时提醒自己谨守的一些基本原则。本文尝试总结本书的研究方法，作为本书的前言。
一、过往仲景学说的研究问题——随文释义
历代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注家不止千家，以现在各家学说的角度理解，一般将注家归纳成三大类：维护旧论、错简重订、辨证论治等三大派。当然，假若用不同角度细分，也有不同的研究注释角度，例如有用类证、类方、类药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层出不穷。
若以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各种研究均是以“注解”为主，就是透过“解释”经文原意为主要研究目的。“解释”本身并无错误，而且更应该说，正确的解释非常重要，后世的注解即是一道桥梁，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明白原书作者的思想。可是，“如何解释”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才能揭示真正的“原意”？如何解释才不至于“误解”？如何解释才能避免渗入了后世的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代注家的解释方法，绝大部份都是采用了“感悟”、“直觉”，在解释时只有“结论”而无“推论”。这实际上并非中医医家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古代中国文化，都习惯了运用关联式的思考，直接论述结果而省略了推论过程。
举例而言，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解释太阳病第一条时说：“经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太阳受病，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这一种注解方式，是典型“直觉”推论，虽然成无己亦引用了“经曰”(此句原文未能在《黄帝内经》中找到，不知出自何经)，但只引用一句他经经文即用作解释仲景理论，并不一定客观，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脉浮除了主表外亦主其他病证，为何成无己在解释此条时不选择以此句经文作解？明显地，成氏是自己先有了“太阳主表”的想法，后来再找上相关的经文作支持。再者，注解中说的“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即是解释者自己的演绎，并无推论过程，而到了最后一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实际上亦未有解释各种证候的发生机理，似乎要求读者自己“感悟”，不允许读者追问“为何”。
当然，上述举例并不在于批评成无己的不是，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历代注家之中，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这种运用“感悟”、“直觉”的注解方式，虽然亦有正确的时候，但当人人各自表述自己意见时，究竟，众说纷纭之中是否只有一个真理？
历代注家在解释仲景学说的时候，各自运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张仲景，当我们回顾过去众多医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仲景各家学说”。现在的中医学生在学习张仲景之时，并不能直接学习其原意，而必须先要努力理解各个注家的特点、差异，当我们认识了许多注家的思想之后，又会发现每一个注家的观点不同，不能互相沟通融合，到最后产生更多问题，让仲景思想添上层层迷雾。当代所使用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教材，就是在各个注家之中选取较为符合现代解释的观点，形成另一种新的注本。
既然如此，面对着浩瀚的注家，难道只有“各讲各”，无法找到仲景原意？回答此一问题，先要认识仲景学说的特点。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仲景学说的特点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中，是“对象”决定了“方法”。道理十分简单，例如测量“身高”会用“尺”，测量“体重”会用“称”，我们不会说要“一尺白菜”、“一斤腰围”。可是，自古到今在研究仲景学说的时候，多是以“研究方法”为先，忽略了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因此容易得出了“一米西瓜”的结果。
仲景学说具有独特之处，是在其他经典中无法找到的。张仲景最先提出了“辨证论治”体系，是最早的理法方药齐备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是《伤寒杂病论》的最大价值。
仲景书与《黄帝内经》作一比较。《黄帝内经》可以理解为“论文汇编”，是集合了众多不同学术观点的文集，其中的医学理论前后并不一定互通，由于每一篇的理论不同，未必能以一理贯通全书。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一人之作，虽然一般认为张仲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但是张仲景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将合适的方药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因此，研究《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方法不同，前者需要视乎每一篇的内容进行独立研究，后者需要将全书作为一体来研究。
再将《伤寒杂病论》与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比较。虽然两者都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可是吴鞠通明显地是承袭自张仲景以及其他明清温病学家的理论观点，而张仲景的理论体系，似乎未能明显的从《黄帝内经》中所能找到，是“原创”的理论体系。若从两书运用的药物比较，《温病条辨》中运用了约266种药物，而张仲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则只用了约166种，不要忘记《温病条辨》只是温病学专着，而张仲景的二书则包括了伤寒与杂病，可知张仲景用药非常精炼，而到了吴鞠通则用药广泛，反映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变化。
从以上的两种比较，可知张仲景的理论是“自成体系”，并不能够完全以接近时代的《黄帝内经》抑或其他经典作解释，而后世的医学理论，大都从《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作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因此欲要明白仲景学说的原意，必须以张仲景自身去证明自己。此即“内证”与“外证”的区别，以张仲景解释自己作为“内证”最为客观，而其他如《内经》抑或后世医家的理论均为“外证”，只能作为辅助。
三、研究态度——“以经解经”的对与错
一般学者亦明白，不应“以今评古”抑或“以古非今”，以后世医家的观点去评价张仲景容易产生谬误，可是却较少指出“以经解经”的问题，这里引申讨论。
自从成无己全面注解《伤寒论》以后，以《黄帝内经》等医经理论来解释张仲景的方法，则称为“以经解经”，广义的可理解为以“医经”解释“经方”，狭义的可理解为以《黄帝内经》解释《伤寒杂病论》。无论如何，这些方法均属“外证”，尝试以外在的理论去解释张仲景。
无可否认，张仲景应学习过《黄帝内经》的部份理论，但是张仲景的理论与《内经》有明显不同。例如《内经》基本上没有记载方药(只有十三首简单方)，主要运用针灸治疗；《伤寒论》则理法方药完备，而较少运用针灸。又比如说，《伤寒论》“六经”(或称“六病”)的三阴三阳理论，并不能用《黄帝内经》的各种三阴三阳的理论作解释，是另一种新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确实为两种不同理论体系。
从这些角度理解，张仲景明显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而且自成体系，假若我们将全部张仲景的理论以《黄帝内经》作解释，则可以说是一种理论的“倒退”。就好像现代已经是有“飞机”的年代，假如我们却坚持用“汽车”的原理去解释飞机，则如何解释飞机能够升空？又比如现在可以用“打印机”列印文件，假如我们坚持以“雕版印刷术”的方法去解释打印机原理，是否有点过时？
张仲景的理论与《黄帝内经》等医经明显不同，可是在过去一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家努力的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以《内经》去解释《伤寒论》，就好像是当初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了儒道佛合一的“中国化佛教”一样。当然，《伤寒杂病论》被《内经》化，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实际上即“医经”与“经方”理论融合的尝试，可以说，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到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一新理论了，我们现在的《伤寒论》教材，可以理解为《伤寒论》被“《内经》化”的产物。
可是，这一种“医经”融合“经方”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经方”的思想被“医经”所吞并。由于《伤寒杂病论》的内容较少深入的理论阐述，故此“以经解经”即是以医经的理论，加上张仲景的方药，实际上即以医经的理论取代了经方本身的理论，故此使《伤寒杂病论》本身的原意被湮没了。能够用医经理论解释经方，表面上看似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亦是一种倒退，未能揭示经方本身的深意，只是用更接近我们身边的“汽车”来解释“飞机”，好像更容易明白一点而已，没有真正的明白其本义。
因此，在解释“仲景原意”的时候，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态度，认为张仲景的理论具有独特性，应当寻找“内证”，而不能单纯以“外证”作解释。
四、研究思路——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
在讨论了过去研究方法的问题后，笔者提出重视“类比”、“察同”的研究思路，帮助我们挖掘仲景原意。
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虽然该篇文中这一句话原意是用在养生之道上，由于智者能够懂得观察天地万物、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懂得养生，这里的“察同”所强调的是“类比”，是在《黄帝内经》中十分重视的思想。又如《素问·示从容论篇》说：“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可以说，“类比”的方法，是古人十分常用的方法，认为类比是认识万物的最佳途径。
“类比概念”是相对于“具体概念”而言。“类比概念”是观察事物之间的“共性”，而“具体概念”则是观察事物各自的“特性”，从逻辑与研究方法而言，“类比概念”属于“综合”方法，而“具体概念”则属于“分析”方法。例如说，桌子上有苹果、橙子、香蕉、西瓜、桃子等五种东西，假若以“综合”的角度作观察，我们则可以得出“水果”这一共性，假若我们以“分析”的方法，则会指出每一种水果的特点，例如苹果红色、橙子多汁、香蕉色黄柔软……等等各自的描述。
“类比”所运用的思路，进一步讲即是“中庸之道”。“中庸”即是“用中”，凡事恰到好处、找到最佳点即是中庸。就好像上述五种东西，“水果”这一结论即是其“最佳点”，能够发现各样事物的关系。换言之，发现事物的“共性”，即中庸之道。
由此角度出发，在研究张仲景的理论时，有一种“简单法则”：能够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问题，则不用两种理论解释。由于《伤寒杂病论》是一人之作，其理论当是“一”而非“多”，在解释张仲景的理论时，应当能用一种理论通释全书，而并非在各处解释不同。例如说“气上冲”一证，在仲景书中一共有九种证情，各方证之间的共通点为何？过去注家在解释“气上冲”的成因时，较少串联起来论述，以致每一方证各自解释其“特点”，而没有分析这九种方证之间的“共性”(可参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气上冲证治》一文论述)；又如“芍药”的功效，一般认为“芍药”具有“双重功效”，例如在桂枝加芍药汤中即认为芍药能够缓急又能通络，可是如此解释，则芍药在某些方剂中能补益，某些则能通泄，如此则未能看到芍药在诸方中的“共性”，而只是随文释义(可参笔者在《伤寒解外方证原意·桂枝汤方义在宣降营卫》一文)。
找寻理论之间的“共性”，在中医上即找寻“核心病机”。例如“发热”一证，在许多病证中均可出现，太阳中风可见发热，阳明府实可见发热，小柴胡汤证可见往来寒热，过去在解释这样不同“发热”之证，多强调他们各自的“特性”，而在本文的角度而，则更强调各种发热之间的“共性”，即“核心病机”。又如上述“气上冲”的成因有许多，不然张仲景就不会列出九种方证，可是假若我们不知道九种方证的共同成因，则无法了解各种病情之间的演变关系。得知每一种病证的“核心病机”，则有助明白其与“非核心病机”的关系，亦即“知常达变”，核心病机即最典型的病情、即病之“常”，而兼夹各种不同病机则属其“变”。故此在《内经》多次强调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运用察同、类比、综合、中庸的方法，抓核心、共性，是中医经典研究的重要思路。
五、“客观”的研究方法——彻底的以张仲景解释自己
1. 何谓“客观”？
《辞海》说：“谓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与主观相对”，简而言之“客观”即是“客观实在”，实事求是的去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仲景学说的研究而言，若以在上述定义来看，客观研究张仲景的理论即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照张仲景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他的理论”，并非如历代众多注家一样随文释义，尝试用“外证”或“感悟”、“直觉”去解释张仲景。
2. 何谓“原意”？
所谓“原意”，并非指“某医家”整个人的“思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另一个人。即使我们读懂了全部张仲景的文本，也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明白张仲景的思想”，而只能说是读懂了他的文字而已，实际上所有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均是只能够从现存的文献中挖掘其部分思想。虽然透过文本研究未必能完全反映一个人思想的全部，但这也只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者说，既然作者写下该书，则当理解书中的理论反映作者欲表达的核心思想，否则无必要记载下来。
3. 何谓“仲景原意”的研究？
透过挖掘仲景书中的理论，尝试将理论整体性的框架呈现出来，是研究“仲景原意”的主要研究工作。这类似于张仲景所说“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这里“思过半矣”，并非从“疗效”而言说“治愈”百分之五十的病人，而是从“理论思维”而言，是指若后世能看到他的书，透过他的论述，能明白一半以上的中医理论。因此，客观的研究“仲景原意”，是指透过客观研究张仲景的文本，尽量呈现张仲景的理论原貌，力求将仲景学说的理论体系揭示出来。
4. “三等”证据层次
如何“客观的”研究张仲景的原意？除了上述的“态度”与“思路”之外，在论证的证据资料上可分为三种等次：
第一层次：是最佳的证据层次，完全以张仲景解释自己
每一种理论的分析归纳，均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以善本作为研究基础，此即所谓“内证”。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解释，若一种概念的解释能够通释全书，则不采用两种理论，符合“简单法则”；若在仲景书中找到的例证越多，则可信性越大。
透过电脑数据库的帮助，能够便捷地进行这一层次的研究，对相关条文作出考证分析。例如说要研究“客气”一词的概念为何，只需搜寻所有具有此一关键词的条文(或相近术语)，列出进行客观比较，找出各种条文的共通解释方法。可参本书中篇《客气》一文的具体示范。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原文采用宋·林亿校正，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校刻版本(习称宋版或赵版)，具体考证时将参考其他版本原文作分析对照，包括《注解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唐本伤寒论》等。
第二层次，较次等的研究证据层次，以他经解释张仲景
透过与张仲景时代接近的医著作为辅助解释，例如《黄帝内经》、《难经》、《脉经》、《神农本草经》、《中藏经》等，作为仲景理论解释的助证，但不能单纯以其他医著的理论直接作为仲景原意的理论依据。其他如《说文解字》等同时代的文字学著作亦属此一层次。
第三层次，对比参考资料，有助理解现代理论异同
历代注家对于仲景学说的观点属于“外证”，基本不可作为立论依据，但可以作为对比参考资料，以便比较仲景原意与后世思想的异同。除了注家以外，如现代的教材、字典、各种本草著作、医书，抑或其他较为次要的《伤寒论》版本，均属此一层次。
简言之，在研究仲景原意时，必须注意立足在“客观”的文本资料基础上，彻底让张仲景解释自己，至于其他“以经解经”的方法则可作为一种辅助支持，后世文本只可作为对照参考。
5. “三点固定法”论证方式
在考证、论证新的学术观点时，采用一种笔者称为“三点固定法”的论证方式。
“三点固定法”本身是登山技术的专有名词，是指攀爬陡削的岩壁时，如何能够安全攀行，即“双手双足”形成人体的四个支撑点，透过轮流使用其中三个点作固定，让一个点可以移动攀行。在文献论证上亦十分类似，若要论证一个新观点时，需要以“三点”作为依据。每当一个新观点被论证以后，则可成为论证其他新观点时的“三点”依据之一，引领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三点“固定”，是强调三个“稳固”的文献依据，即是该文献例证本身较少争议，能够作为稳固的论证基础，能更好的推论一个新的论点。另外，选择“三”点的原因，是由于若只有一个文献例证，则是“孤证不立”，即使两个例证仍有可能是巧合，若有三个例证同时指向新的解释，则论据较为充分。当然，假如文献例证依据更多，则论证可信性越强；但是，有时候文献例证较少，只有一、两例证据时，不代表这即是不可信，而是可信性相对较低而已。
仲景学说的“稳固的”文献依据，若以三点文献依据皆是第一层次最为可信，若两层次的证据相混则较次，三点皆是第三层次的证据则不为可信。
六、结语
张仲景被历代推崇为“医圣”，是中医发展的一个“高峰”，仲景学说的理论至今仍然未能被后世全面解释，因此，仲景原意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可贴近而难以完全到达的最高境界，本书的研究正是朝着此一方向进发，务求将仲景本源的理论再现于世。
由于本书的研究，并非“先订立规则”再启动研究，而是一边研究、边总结方法，本前言则是研究到了后期的自我总结，只是将之放在全书开首，以助读者明白笔者的研究思路。因此，书中前部分的一些文章，未必完全按照本文的思想，到后来讨论问题方式渐趋成熟，是笔者研究逐步深入的真实写照。读者亦会发现，随着书中内容逐渐推进，题材日益深化，研究发现每有惊喜，最后更进入本书的高峰——“六经”本原理论的破解。
本文作为讨论仲景学说的“研究方法”，内容较为理论性，进入后文讨论具体理论问题，抑或读毕后全书再返回阅读本文，定能对文中观点有更深刻的体会。
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论仲景学说之客观研究方法
《伤寒六经原意》是笔者在学习仲景学说的过程中，每当发现现行理论解释不通之时，则寻根究底，挖掘更符合原意的解释方法，最后竟成为了一篇又一篇的专题文章，透过研究而学习仲景思想。
研究开始时是从“问题”入手，视乎问题的性质而采用相应的方法，到后来随着研究日益深化，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研究的“态度”、“思路”与“方法”，而这种“不自觉”更逐渐演变成了“自觉”，每于研究时提醒自己谨守的一些基本原则。本文尝试总结本书的研究方法，作为本书的前言。
一、过往仲景学说的研究问题——随文释义
历代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注家不止千家，以现在各家学说的角度理解，一般将注家归纳成三大类：维护旧论、错简重订、辨证论治等三大派。当然，假若用不同角度细分，也有不同的研究注释角度，例如有用类证、类方、类药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层出不穷。
若以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各种研究均是以“注解”为主，就是透过“解释”经文原意为主要研究目的。“解释”本身并无错误，而且更应该说，正确的解释非常重要，后世的注解即是一道桥梁，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明白原书作者的思想。可是，“如何解释”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才能揭示真正的“原意”？如何解释才不至于“误解”？如何解释才能避免渗入了后世的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代注家的解释方法，绝大部份都是采用了“感悟”、“直觉”，在解释时只有“结论”而无“推论”。这实际上并非中医医家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古代中国文化，都习惯了运用关联式的思考，直接论述结果而省略了推论过程。
举例而言，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解释太阳病第一条时说：“经曰：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太阳受病，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这一种注解方式，是典型“直觉”推论，虽然成无己亦引用了“经曰”(此句原文未能在《黄帝内经》中找到，不知出自何经)，但只引用一句他经经文即用作解释仲景理论，并不一定客观，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说：“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脉浮除了主表外亦主其他病证，为何成无己在解释此条时不选择以此句经文作解？明显地，成氏是自己先有了“太阳主表”的想法，后来再找上相关的经文作支持。再者，注解中说的“太阳主表，为诸阳主气”，即是解释者自己的演绎，并无推论过程，而到了最后一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太阳表病也”，实际上亦未有解释各种证候的发生机理，似乎要求读者自己“感悟”，不允许读者追问“为何”。
当然，上述举例并不在于批评成无己的不是，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历代注家之中，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这种运用“感悟”、“直觉”的注解方式，虽然亦有正确的时候，但当人人各自表述自己意见时，究竟，众说纷纭之中是否只有一个真理？
历代注家在解释仲景学说的时候，各自运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张仲景，当我们回顾过去众多医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仲景各家学说”。现在的中医学生在学习张仲景之时，并不能直接学习其原意，而必须先要努力理解各个注家的特点、差异，当我们认识了许多注家的思想之后，又会发现每一个注家的观点不同，不能互相沟通融合，到最后产生更多问题，让仲景思想添上层层迷雾。当代所使用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教材，就是在各个注家之中选取较为符合现代解释的观点，形成另一种新的注本。
既然如此，面对着浩瀚的注家，难道只有“各讲各”，无法找到仲景原意？回答此一问题，先要认识仲景学说的特点。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仲景学说的特点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中，是“对象”决定了“方法”。道理十分简单，例如测量“身高”会用“尺”，测量“体重”会用“称”，我们不会说要“一尺白菜”、“一斤腰围”。可是，自古到今在研究仲景学说的时候，多是以“研究方法”为先，忽略了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因此容易得出了“一米西瓜”的结果。
仲景学说具有独特之处，是在其他经典中无法找到的。张仲景最先提出了“辨证论治”体系，是最早的理法方药齐备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是《伤寒杂病论》的最大价值。
仲景书与《黄帝内经》作一比较。《黄帝内经》可以理解为“论文汇编”，是集合了众多不同学术观点的文集，其中的医学理论前后并不一定互通，由于每一篇的理论不同，未必能以一理贯通全书。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一人之作，虽然一般认为张仲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但是张仲景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将合适的方药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因此，研究《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方法不同，前者需要视乎每一篇的内容进行独立研究，后者需要将全书作为一体来研究。
再将《伤寒杂病论》与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比较。虽然两者都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可是吴鞠通明显地是承袭自张仲景以及其他明清温病学家的理论观点，而张仲景的理论体系，似乎未能明显的从《黄帝内经》中所能找到，是“原创”的理论体系。若从两书运用的药物比较，《温病条辨》中运用了约266种药物，而张仲景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则只用了约166种，不要忘记《温病条辨》只是温病学专着，而张仲景的二书则包括了伤寒与杂病，可知张仲景用药非常精炼，而到了吴鞠通则用药广泛，反映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变化。
从以上的两种比较，可知张仲景的理论是“自成体系”，并不能够完全以接近时代的《黄帝内经》抑或其他经典作解释，而后世的医学理论，大都从《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作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因此欲要明白仲景学说的原意，必须以张仲景自身去证明自己。此即“内证”与“外证”的区别，以张仲景解释自己作为“内证”最为客观，而其他如《内经》抑或后世医家的理论均为“外证”，只能作为辅助。
三、研究态度——“以经解经”的对与错
一般学者亦明白，不应“以今评古”抑或“以古非今”，以后世医家的观点去评价张仲景容易产生谬误，可是却较少指出“以经解经”的问题，这里引申讨论。
自从成无己全面注解《伤寒论》以后，以《黄帝内经》等医经理论来解释张仲景的方法，则称为“以经解经”，广义的可理解为以“医经”解释“经方”，狭义的可理解为以《黄帝内经》解释《伤寒杂病论》。无论如何，这些方法均属“外证”，尝试以外在的理论去解释张仲景。
无可否认，张仲景应学习过《黄帝内经》的部份理论，但是张仲景的理论与《内经》有明显不同。例如《内经》基本上没有记载方药(只有十三首简单方)，主要运用针灸治疗；《伤寒论》则理法方药完备，而较少运用针灸。又比如说，《伤寒论》“六经”(或称“六病”)的三阴三阳理论，并不能用《黄帝内经》的各种三阴三阳的理论作解释，是另一种新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确实为两种不同理论体系。
从这些角度理解，张仲景明显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而且自成体系，假若我们将全部张仲景的理论以《黄帝内经》作解释，则可以说是一种理论的“倒退”。就好像现代已经是有“飞机”的年代，假如我们却坚持用“汽车”的原理去解释飞机，则如何解释飞机能够升空？又比如现在可以用“打印机”列印文件，假如我们坚持以“雕版印刷术”的方法去解释打印机原理，是否有点过时？
张仲景的理论与《黄帝内经》等医经明显不同，可是在过去一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家努力的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以《内经》去解释《伤寒论》，就好像是当初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了儒道佛合一的“中国化佛教”一样。当然，《伤寒杂病论》被《内经》化，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实际上即“医经”与“经方”理论融合的尝试，可以说，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到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一新理论了，我们现在的《伤寒论》教材，可以理解为《伤寒论》被“《内经》化”的产物。
可是，这一种“医经”融合“经方”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经方”的思想被“医经”所吞并。由于《伤寒杂病论》的内容较少深入的理论阐述，故此“以经解经”即是以医经的理论，加上张仲景的方药，实际上即以医经的理论取代了经方本身的理论，故此使《伤寒杂病论》本身的原意被湮没了。能够用医经理论解释经方，表面上看似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亦是一种倒退，未能揭示经方本身的深意，只是用更接近我们身边的“汽车”来解释“飞机”，好像更容易明白一点而已，没有真正的明白其本义。
因此，在解释“仲景原意”的时候，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态度，认为张仲景的理论具有独特性，应当寻找“内证”，而不能单纯以“外证”作解释。
四、研究思路——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
在讨论了过去研究方法的问题后，笔者提出重视“类比”、“察同”的研究思路，帮助我们挖掘仲景原意。
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虽然该篇文中这一句话原意是用在养生之道上，由于智者能够懂得观察天地万物、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懂得养生，这里的“察同”所强调的是“类比”，是在《黄帝内经》中十分重视的思想。又如《素问·示从容论篇》说：“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可以说，“类比”的方法，是古人十分常用的方法，认为类比是认识万物的最佳途径。
“类比概念”是相对于“具体概念”而言。“类比概念”是观察事物之间的“共性”，而“具体概念”则是观察事物各自的“特性”，从逻辑与研究方法而言，“类比概念”属于“综合”方法，而“具体概念”则属于“分析”方法。例如说，桌子上有苹果、橙子、香蕉、西瓜、桃子等五种东西，假若以“综合”的角度作观察，我们则可以得出“水果”这一共性，假若我们以“分析”的方法，则会指出每一种水果的特点，例如苹果红色、橙子多汁、香蕉色黄柔软……等等各自的描述。
“类比”所运用的思路，进一步讲即是“中庸之道”。“中庸”即是“用中”，凡事恰到好处、找到最佳点即是中庸。就好像上述五种东西，“水果”这一结论即是其“最佳点”，能够发现各样事物的关系。换言之，发现事物的“共性”，即中庸之道。
由此角度出发，在研究张仲景的理论时，有一种“简单法则”：能够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问题，则不用两种理论解释。由于《伤寒杂病论》是一人之作，其理论当是“一”而非“多”，在解释张仲景的理论时，应当能用一种理论通释全书，而并非在各处解释不同。例如说“气上冲”一证，在仲景书中一共有九种证情，各方证之间的共通点为何？过去注家在解释“气上冲”的成因时，较少串联起来论述，以致每一方证各自解释其“特点”，而没有分析这九种方证之间的“共性”(可参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气上冲证治》一文论述)；又如“芍药”的功效，一般认为“芍药”具有“双重功效”，例如在桂枝加芍药汤中即认为芍药能够缓急又能通络，可是如此解释，则芍药在某些方剂中能补益，某些则能通泄，如此则未能看到芍药在诸方中的“共性”，而只是随文释义(可参笔者在《伤寒解外方证原意·桂枝汤方义在宣降营卫》一文)。
找寻理论之间的“共性”，在中医上即找寻“核心病机”。例如“发热”一证，在许多病证中均可出现，太阳中风可见发热，阳明府实可见发热，小柴胡汤证可见往来寒热，过去在解释这样不同“发热”之证，多强调他们各自的“特性”，而在本文的角度而，则更强调各种发热之间的“共性”，即“核心病机”。又如上述“气上冲”的成因有许多，不然张仲景就不会列出九种方证，可是假若我们不知道九种方证的共同成因，则无法了解各种病情之间的演变关系。得知每一种病证的“核心病机”，则有助明白其与“非核心病机”的关系，亦即“知常达变”，核心病机即最典型的病情、即病之“常”，而兼夹各种不同病机则属其“变”。故此在《内经》多次强调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运用察同、类比、综合、中庸的方法，抓核心、共性，是中医经典研究的重要思路。
五、“客观”的研究方法——彻底的以张仲景解释自己
1. 何谓“客观”？
《辞海》说：“谓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与主观相对”，简而言之“客观”即是“客观实在”，实事求是的去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仲景学说的研究而言，若以在上述定义来看，客观研究张仲景的理论即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照张仲景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他的理论”，并非如历代众多注家一样随文释义，尝试用“外证”或“感悟”、“直觉”去解释张仲景。
2. 何谓“原意”？
所谓“原意”，并非指“某医家”整个人的“思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白另一个人。即使我们读懂了全部张仲景的文本，也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明白张仲景的思想”，而只能说是读懂了他的文字而已，实际上所有的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均是只能够从现存的文献中挖掘其部分思想。虽然透过文本研究未必能完全反映一个人思想的全部，但这也只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者说，既然作者写下该书，则当理解书中的理论反映作者欲表达的核心思想，否则无必要记载下来。
3. 何谓“仲景原意”的研究？
透过挖掘仲景书中的理论，尝试将理论整体性的框架呈现出来，是研究“仲景原意”的主要研究工作。这类似于张仲景所说“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这里“思过半矣”，并非从“疗效”而言说“治愈”百分之五十的病人，而是从“理论思维”而言，是指若后世能看到他的书，透过他的论述，能明白一半以上的中医理论。因此，客观的研究“仲景原意”，是指透过客观研究张仲景的文本，尽量呈现张仲景的理论原貌，力求将仲景学说的理论体系揭示出来。
4. “三等”证据层次
如何“客观的”研究张仲景的原意？除了上述的“态度”与“思路”之外，在论证的证据资料上可分为三种等次：
第一层次：是最佳的证据层次，完全以张仲景解释自己
每一种理论的分析归纳，均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以善本作为研究基础，此即所谓“内证”。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解释，若一种概念的解释能够通释全书，则不采用两种理论，符合“简单法则”；若在仲景书中找到的例证越多，则可信性越大。
透过电脑数据库的帮助，能够便捷地进行这一层次的研究，对相关条文作出考证分析。例如说要研究“客气”一词的概念为何，只需搜寻所有具有此一关键词的条文(或相近术语)，列出进行客观比较，找出各种条文的共通解释方法。可参本书中篇《客气》一文的具体示范。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原文采用宋·林亿校正，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校刻版本(习称宋版或赵版)，具体考证时将参考其他版本原文作分析对照，包括《注解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唐本伤寒论》等。
第二层次，较次等的研究证据层次，以他经解释张仲景
透过与张仲景时代接近的医著作为辅助解释，例如《黄帝内经》、《难经》、《脉经》、《神农本草经》、《中藏经》等，作为仲景理论解释的助证，但不能单纯以其他医著的理论直接作为仲景原意的理论依据。其他如《说文解字》等同时代的文字学著作亦属此一层次。
第三层次，对比参考资料，有助理解现代理论异同
历代注家对于仲景学说的观点属于“外证”，基本不可作为立论依据，但可以作为对比参考资料，以便比较仲景原意与后世思想的异同。除了注家以外，如现代的教材、字典、各种本草著作、医书，抑或其他较为次要的《伤寒论》版本，均属此一层次。
简言之，在研究仲景原意时，必须注意立足在“客观”的文本资料基础上，彻底让张仲景解释自己，至于其他“以经解经”的方法则可作为一种辅助支持，后世文本只可作为对照参考。
5. “三点固定法”论证方式
在考证、论证新的学术观点时，采用一种笔者称为“三点固定法”的论证方式。
“三点固定法”本身是登山技术的专有名词，是指攀爬陡削的岩壁时，如何能够安全攀行，即“双手双足”形成人体的四个支撑点，透过轮流使用其中三个点作固定，让一个点可以移动攀行。在文献论证上亦十分类似，若要论证一个新观点时，需要以“三点”作为依据。每当一个新观点被论证以后，则可成为论证其他新观点时的“三点”依据之一，引领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三点“固定”，是强调三个“稳固”的文献依据，即是该文献例证本身较少争议，能够作为稳固的论证基础，能更好的推论一个新的论点。另外，选择“三”点的原因，是由于若只有一个文献例证，则是“孤证不立”，即使两个例证仍有可能是巧合，若有三个例证同时指向新的解释，则论据较为充分。当然，假如文献例证依据更多，则论证可信性越强；但是，有时候文献例证较少，只有一、两例证据时，不代表这即是不可信，而是可信性相对较低而已。
仲景学说的“稳固的”文献依据，若以三点文献依据皆是第一层次最为可信，若两层次的证据相混则较次，三点皆是第三层次的证据则不为可信。
六、结语
张仲景被历代推崇为“医圣”，是中医发展的一个“高峰”，仲景学说的理论至今仍然未能被后世全面解释，因此，仲景原意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可贴近而难以完全到达的最高境界，本书的研究正是朝着此一方向进发，务求将仲景本源的理论再现于世。
由于本书的研究，并非“先订立规则”再启动研究，而是一边研究、边总结方法，本前言则是研究到了后期的自我总结，只是将之放在全书开首，以助读者明白笔者的研究思路。因此，书中前部分的一些文章，未必完全按照本文的思想，到后来讨论问题方式渐趋成熟，是笔者研究逐步深入的真实写照。读者亦会发现，随着书中内容逐渐推进，题材日益深化，研究发现每有惊喜，最后更进入本书的高峰——“六经”本原理论的破解。
本文作为讨论仲景学说的“研究方法”，内容较为理论性，进入后文讨论具体理论问题，抑或读毕后全书再返回阅读本文，定能对文中观点有更深刻的体会。
一己之见，不敢说真功夫。谢谢抬爱，还望多提宝贵意见，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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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凌奂医学三书评按》还没出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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