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其开篇语来说吧，原文是这样的：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灵枢》的话都是看着很平淡，没什么深意，然而禁不住琢磨，越琢磨就会发现问题越大。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古时候的人文环境以及古人的疾病观和生命观：
古代人都非常迷信，那个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商朝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及其载体本身，都在明白无误地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商朝就是王室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纪录，钟鼎在西周就是王室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纪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上天、笃信天命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命中注定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西周的王室和诸侯还都特别虔诚地笃信天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时期以前，全社会的人必然普遍认为，疾病以及生命的寿夭都是个人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对国家上层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专制社会，如果个人对国家及其上层建筑公然抱怨，往往还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明确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堪称华夏文化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普遍地信奉天命论，他们对于疾病和寿夭仍然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还是次要，天命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强化人们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对统治者的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作者竟然开篇就发出一种怪论，他假借“黄帝”之口公然宣布：疾病与租税正相关！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疾病往往是由租税造成的！这就把疾病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而且必然出自最高统治者的法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疾病乃命中注定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彻底颠覆了，而且还把致病的祸首指向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在那些被租税的普通民众听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非常亲切，而对于除了租税便毫无生活乐趣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会觉得非常刺耳。
因此，这一句开篇语，起码具有非常强烈的颠覆性和煽动性。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灵枢》的话都是看着很平淡，没什么深意，然而禁不住琢磨，越琢磨就会发现问题越大。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古时候的人文环境以及古人的疾病观和生命观：
古代人都非常迷信，那个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商朝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及其载体本身，都在明白无误地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商朝就是王室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纪录，钟鼎在西周就是王室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纪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上天、笃信天命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命中注定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西周的王室和诸侯还都特别虔诚地笃信天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时期以前，全社会的人必然普遍认为，疾病以及生命的寿夭都是个人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对国家上层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专制社会，如果个人对国家及其上层建筑公然抱怨，往往还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明确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堪称华夏文化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普遍地信奉天命论，他们对于疾病和寿夭仍然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还是次要，天命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强化人们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对统治者的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作者竟然开篇就发出一种怪论，他假借“黄帝”之口公然宣布：疾病与租税正相关！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疾病往往是由租税造成的！这就把疾病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而且必然出自最高统治者的法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疾病乃命中注定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彻底颠覆了，而且还把致病的祸首指向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在那些被租税的普通民众听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非常亲切，而对于除了租税便毫无生活乐趣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会觉得非常刺耳。
因此，这一句开篇语，起码具有非常强烈的颠覆性和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