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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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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何绍奇先生《中风各家学说述评》，洋洋洒洒，纵古论今，真使人大开眼界。然其论镇肝熄风之法，肇始于“三张”(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的说法(实际这也是中医界的共识)，似有疏漏。就我能见到的资料(没见到的就不知了)，镇肝熄风法实施于临床，应属之喻嘉言，之所以不被人们重视者，是因为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只是散见于医案之中故也。
吴添官乃母厥巅疾及自病真火脱出治验(见寓意草)
吴添官生母，时多暴怒，以致经行复止。入秋以来，渐觉气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状，动辄晕去，久久卧于床中，时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医治不效。因用人参三五分，略宁片刻，最后服至五钱一剂，日费数金，意图旦夕苟安，以视稚子。究竟家产尽费，病转凶危，大热引饮，脑间有如刀劈，食少泻多。已治木，无他望矣。闻余返娄，延诊过，许以可救，因委命以听焉。余以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又以上盛下虚者，过在少阳，少阳者足少阳胆也，胆之穴皆络于脑，郁怒之火，上攻于脑，得补而炽，其痛如劈，同为厥巅之疾也。风火相煽，故振摇而热蒸，土木相凌，故艰食而多泻也。于是会内经铁落镇坠之意，以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之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属，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之属，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生入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亟以同类之物济之，资其持危扶颠之用。病者药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连进十余剂，服猪胆二十余枚，热退身凉，饮食有加，便泻自止，始能起床行动数步。然尚觉身轻如叶，不能久支，仆恐药味太苦，不宜多服，减去猪胆及芦龙等药，加入当归一钱，人参三分，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
(见回春录)一圃人，诣孟英泣请救命，诘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门内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从地奋，火药局适当其冲，墙垣廨宇，一震泯然，虽不(未)伤人，而附近民房，撼摇如簸。其时妻在睡中惊醒，即觉气不舒畅。半载以来，渐至食减形瘦，神疲汛少。惟卧则其病如失，药治罔效。或疑邪祟所凭，祈祷压镇，亦属无灵，敢乞手援，幸无却焉。孟英许之，往见妇卧于榻，神色言动，固若无恙。诊毕，病患云∶君欲睹我之疾也(耶)？坐起，果即面赤如火，气息如奔，似不能接续者。苟登厕溲便，必贲逆欲死。而前所服药，如破气行血，和肝补肺，运脾纳肾，清火安神，诸法具备，辄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吴添官母)厥巅疾之法，用药∶旋复花 代赭石 龙胆草 黄连 龙骨 牡蛎 五味子 乌梅 木瓜 法夏 蒺藜 猪胆汁，一剂知，旬余愈。
张锡纯说：内中风之证，曾见于《内经》。而《内经》初不名为内中风，亦不名为脑充血，而实名之为煎厥、大厥、薄厥。今试译《内经》之文以明之。《内经》脉解篇曰∶“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盖肝为将军之官，不治则易怒，因怒生热，煎耗肝血，遂致肝中所寄之相火，掀然暴发，挟气血而上冲脑部，以致
昏厥。此非因肝风内动，而遂为内中风之由来乎？
《内经》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盖血不自升，必随气而上升，上升之极，必至脑中充血。至所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者，盖气反而下行，血即随之下行，故其人可生。若其气上行不反，血必随之充而益充，不至血管破裂不止，犹能望其复苏乎。读此节经文，内中风之理明，脑充血之理亦明矣。
《内经》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则形绝，血宛(即郁字)于上，使人薄厥。”观此节经文，不待诠解，即知其为肝风内动，以致脑充血也。其曰薄厥者，言其脑中所宛之血，激薄其脑部，以至于昏厥也。细思三节经文，不但知内中风即西医所谓脑充血，且更可悟得此证治法，于经文之中，不难自拟对证之方，而用之必效也。
杏林集叶按：论病因，喻氏说：“余以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二相比较，可说是一般无二。
我们再试看一下方中的用药：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蜀漆、丹皮、赤芍、牡蛎、龙骨、五味子，猪苦胆。这与张锡纯的镇肝熄风汤相比，不但已经具备了雏形，而且应该说是各有千秋。更证之王孟英的医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经得起重复验证的好方(尽管还不能尽善尽美)。
所以说“镇肝熄风法”的运用，应始于喻嘉言。
喻嘉言(名昌)新建(今属江西)人，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幼颇聪颖，攻举子业，博览群书，兼通佛典。崇祯三年，以副榜贡生入京。后因上书言国事未允，遂长假而归，游历江南，与当时名士交游，并潜心于医。清顺治间侨居常熟，以医为业，后人称之谓“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精心妙术，冠绝一时”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等。学说以“大气论”、“秋燥论”较著，于《伤寒论》多有阐发。
吴添官乃母厥巅疾及自病真火脱出治验(见寓意草)
吴添官生母，时多暴怒，以致经行复止。入秋以来，渐觉气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状，动辄晕去，久久卧于床中，时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医治不效。因用人参三五分，略宁片刻，最后服至五钱一剂，日费数金，意图旦夕苟安，以视稚子。究竟家产尽费，病转凶危，大热引饮，脑间有如刀劈，食少泻多。已治木，无他望矣。闻余返娄，延诊过，许以可救，因委命以听焉。余以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又以上盛下虚者，过在少阳，少阳者足少阳胆也，胆之穴皆络于脑，郁怒之火，上攻于脑，得补而炽，其痛如劈，同为厥巅之疾也。风火相煽，故振摇而热蒸，土木相凌，故艰食而多泻也。于是会内经铁落镇坠之意，以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之属，降其上逆之气。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属，行其上菀之血。以牡蛎、龙骨五味之属，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剂药中，生入猪胆汁二枚，盖以少阳热炽，胆汁必干，亟以同类之物济之，资其持危扶颠之用。病者药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连进十余剂，服猪胆二十余枚，热退身凉，饮食有加，便泻自止，始能起床行动数步。然尚觉身轻如叶，不能久支，仆恐药味太苦，不宜多服，减去猪胆及芦龙等药，加入当归一钱，人参三分，姜枣为引，平调数日而全愈。.。
(见回春录)一圃人，诣孟英泣请救命，诘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门内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从地奋，火药局适当其冲，墙垣廨宇，一震泯然，虽不(未)伤人，而附近民房，撼摇如簸。其时妻在睡中惊醒，即觉气不舒畅。半载以来，渐至食减形瘦，神疲汛少。惟卧则其病如失，药治罔效。或疑邪祟所凭，祈祷压镇，亦属无灵，敢乞手援，幸无却焉。孟英许之，往见妇卧于榻，神色言动，固若无恙。诊毕，病患云∶君欲睹我之疾也(耶)？坐起，果即面赤如火，气息如奔，似不能接续者。苟登厕溲便，必贲逆欲死。而前所服药，如破气行血，和肝补肺，运脾纳肾，清火安神，诸法具备，辄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吴添官母)厥巅疾之法，用药∶旋复花 代赭石 龙胆草 黄连 龙骨 牡蛎 五味子 乌梅 木瓜 法夏 蒺藜 猪胆汁，一剂知，旬余愈。
张锡纯说：内中风之证，曾见于《内经》。而《内经》初不名为内中风，亦不名为脑充血，而实名之为煎厥、大厥、薄厥。今试译《内经》之文以明之。《内经》脉解篇曰∶“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盖肝为将军之官，不治则易怒，因怒生热，煎耗肝血，遂致肝中所寄之相火，掀然暴发，挟气血而上冲脑部，以致
昏厥。此非因肝风内动，而遂为内中风之由来乎？
《内经》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盖血不自升，必随气而上升，上升之极，必至脑中充血。至所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者，盖气反而下行，血即随之下行，故其人可生。若其气上行不反，血必随之充而益充，不至血管破裂不止，犹能望其复苏乎。读此节经文，内中风之理明，脑充血之理亦明矣。
《内经》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则形绝，血宛(即郁字)于上，使人薄厥。”观此节经文，不待诠解，即知其为肝风内动，以致脑充血也。其曰薄厥者，言其脑中所宛之血，激薄其脑部，以至于昏厥也。细思三节经文，不但知内中风即西医所谓脑充血，且更可悟得此证治法，于经文之中，不难自拟对证之方，而用之必效也。
杏林集叶按：论病因，喻氏说：“余以怒甚则血菀于上。而气不返于下者。名曰厥巅疾。厥者逆也。巅者高也。气与血俱逆于高巅。故动辄眩晕也。”二相比较，可说是一般无二。
我们再试看一下方中的用药：代赭石、龙胆草、芦荟、黄连、蜀漆、丹皮、赤芍、牡蛎、龙骨、五味子，猪苦胆。这与张锡纯的镇肝熄风汤相比，不但已经具备了雏形，而且应该说是各有千秋。更证之王孟英的医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经得起重复验证的好方(尽管还不能尽善尽美)。
所以说“镇肝熄风法”的运用，应始于喻嘉言。
喻嘉言(名昌)新建(今属江西)人，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幼颇聪颖，攻举子业，博览群书，兼通佛典。崇祯三年，以副榜贡生入京。后因上书言国事未允，遂长假而归，游历江南，与当时名士交游，并潜心于医。清顺治间侨居常熟，以医为业，后人称之谓“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精心妙术，冠绝一时”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等。学说以“大气论”、“秋燥论”较著，于《伤寒论》多有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