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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教授
钱老的尴尬 中医的顽疾 [原创 2010-03-28 16:33:39]
近日，在网上看了王世保《清算钱学森误导中医发展言论的意义》以及《发展中医：不要把钱学森的谬论当指导》等愽文之后，颇为钱老感到尴尬，也为中医的“顽疾”而感到无奈！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诸多的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而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十年代对开展“中医现代化”、“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
王世保在文章中说：“无论是从二00二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还是从二00六年发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方向正是按着钱学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指导的路线进行着，钱学森发表的用现代科技和西医改造中医药理论的言论推动了中医的科学化与异化。然而，近半个世纪的中医改造实践证明：中医理论现代化阐释不是在认识中医药理论，而是在用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思维与理论对其进行废除性的替代，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进入了被边缘化的衰败境地”。并认为“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医文化领域里才出现“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的极其愚蠢和无知的现象”。提出要“纠正当前还在被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使中医真正回到按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决定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来”。
王世保将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而被边缘化了的现状，归罪于钱老的“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连“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也遭到他的质疑，实属不该！其实，早在全国解放之初，贺诚、王斌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主持工作兼卫生部党组书记。两人就根据毛主席的“改造中医”的指示，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以实际行动把主席的指示发展变成了“取消中医”，后世有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两位部长可谓有胆有识，对人民负责，真的很了不起，不愧是老红军战士。贺诚曾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王斌也提出，“中医看病，只不过是给那些贫苦的农民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而已”。两位部长后来却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撤职批判，深刻检讨，至今仍未获平反昭雪。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提出要“改造中医”的不是别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钱老可是两面不讨好，左右难做人，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反对中医的抵毁他，保卫中医的说他是“误导”，是“谬论”要“清算”他。我以为当年钱老之所以力挺中医，主要还是一种民族情怀和对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憧憬，并希冀通过“中医现代化”和“人体科学研究”，实现“医学科学革命”乃至“科学革命”。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不可能不懂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范式，否则国家的导弹就不可能准确无误的打出去，卫星、飞船也上不了太空遨游。何况他所提倡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百年之后的事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要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读“中医的经典理论”。百年之后的中医咋样？王世保能说出个道道来吗？
钱老当年只不过是为传统的“气功”、“特异功能”等等特异现象所误导，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阴阳术数”思想以为是现代科学的“人天观”、“系统论”的原始雏形，企图以此说明华夏民族的聪明睿智。不了解中医所谓“疗效”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所迷惑。犯了科学家所不该犯的错误，犹如牛顿晚年信奉宗教神学一般。但此事在二十世纪末，早已掩旗息鼓，应该说钱老后来应该是清楚明白了的！
其实，中医的不景气，被边缘化，王世保在其另一篇文章《振兴中医：需先治中医先生们的“顽疾”》中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由此看来，中医在近代衰败的原因，不在中医理论所谓的‘落后’，而在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如果当下的中医家队伍不知道如何去掌握和利用这个工具，那么中医的社会功能就会被拟制，中医必然走向衰败之路。毫无疑问，中医在现代已经衰微至极，不仅医疗队伍日益萎缩，其疗效水平也日趋降低。我们要想再次振兴中医，就必须把工夫用在中医家队伍的拯救上；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就必须先明了中医家队伍在西化的文化环境下患了哪些顽疾，只有正确清晰地诊断，才能做到有效地对证施治”。
明明是中医自家队伍“日益西化”的事，患了“顽疾”，需要“拯救”。却把祸水泼到钱老先生头上，作为一名学者，王世保也太不地道。作为一名中医家的王世保更应到临床亲自体验，拿出点真本事，提高“日趋降低”的中医“疗效水平”。否则都是纸上谈兵，不着边际，“拯救”不了中医。
所谓中医的“顽疾”，“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现代已经衰微至极”，需要“拯救”，连自家都不相信的事儿，倒是应当引起中医业内人士的重视。
理应好好“辨证论治”一番了，到底是外因抑或内因？有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钱老当年早已给中医这一“顽疾”做过诊断：“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见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应当说理论不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这才是中医“顽疾”的症结所在，是令当代中医深感忧患的问题。
一门自以为是，既有中西医结合保驾护航，又受到国家宪法政策法规保护和支持的所谓传统学术却走到了身患“顽疾”需要“拯救”的地步，还有何存在之意义？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又不能坚持固守，势必被改造，被淘汰，该死的终归会死掉，何足以惜！〔京且〕
钱老的尴尬 中医的顽疾 [原创 2010-03-28 16:33:39]
近日，在网上看了王世保《清算钱学森误导中医发展言论的意义》以及《发展中医：不要把钱学森的谬论当指导》等愽文之后，颇为钱老感到尴尬，也为中医的“顽疾”而感到无奈！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诸多的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而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十年代对开展“中医现代化”、“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
王世保在文章中说：“无论是从二00二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还是从二00六年发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方向正是按着钱学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指导的路线进行着，钱学森发表的用现代科技和西医改造中医药理论的言论推动了中医的科学化与异化。然而，近半个世纪的中医改造实践证明：中医理论现代化阐释不是在认识中医药理论，而是在用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思维与理论对其进行废除性的替代，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进入了被边缘化的衰败境地”。并认为“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医文化领域里才出现“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的极其愚蠢和无知的现象”。提出要“纠正当前还在被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使中医真正回到按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决定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来”。
王世保将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而被边缘化了的现状，归罪于钱老的“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连“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也遭到他的质疑，实属不该！其实，早在全国解放之初，贺诚、王斌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主持工作兼卫生部党组书记。两人就根据毛主席的“改造中医”的指示，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以实际行动把主席的指示发展变成了“取消中医”，后世有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两位部长可谓有胆有识，对人民负责，真的很了不起，不愧是老红军战士。贺诚曾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王斌也提出，“中医看病，只不过是给那些贫苦的农民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而已”。两位部长后来却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撤职批判，深刻检讨，至今仍未获平反昭雪。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提出要“改造中医”的不是别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钱老可是两面不讨好，左右难做人，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反对中医的抵毁他，保卫中医的说他是“误导”，是“谬论”要“清算”他。我以为当年钱老之所以力挺中医，主要还是一种民族情怀和对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憧憬，并希冀通过“中医现代化”和“人体科学研究”，实现“医学科学革命”乃至“科学革命”。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不可能不懂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范式，否则国家的导弹就不可能准确无误的打出去，卫星、飞船也上不了太空遨游。何况他所提倡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百年之后的事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要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读“中医的经典理论”。百年之后的中医咋样？王世保能说出个道道来吗？
钱老当年只不过是为传统的“气功”、“特异功能”等等特异现象所误导，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阴阳术数”思想以为是现代科学的“人天观”、“系统论”的原始雏形，企图以此说明华夏民族的聪明睿智。不了解中医所谓“疗效”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所迷惑。犯了科学家所不该犯的错误，犹如牛顿晚年信奉宗教神学一般。但此事在二十世纪末，早已掩旗息鼓，应该说钱老后来应该是清楚明白了的！
其实，中医的不景气，被边缘化，王世保在其另一篇文章《振兴中医：需先治中医先生们的“顽疾”》中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由此看来，中医在近代衰败的原因，不在中医理论所谓的‘落后’，而在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如果当下的中医家队伍不知道如何去掌握和利用这个工具，那么中医的社会功能就会被拟制，中医必然走向衰败之路。毫无疑问，中医在现代已经衰微至极，不仅医疗队伍日益萎缩，其疗效水平也日趋降低。我们要想再次振兴中医，就必须把工夫用在中医家队伍的拯救上；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就必须先明了中医家队伍在西化的文化环境下患了哪些顽疾，只有正确清晰地诊断，才能做到有效地对证施治”。
明明是中医自家队伍“日益西化”的事，患了“顽疾”，需要“拯救”。却把祸水泼到钱老先生头上，作为一名学者，王世保也太不地道。作为一名中医家的王世保更应到临床亲自体验，拿出点真本事，提高“日趋降低”的中医“疗效水平”。否则都是纸上谈兵，不着边际，“拯救”不了中医。
所谓中医的“顽疾”，“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现代已经衰微至极”，需要“拯救”，连自家都不相信的事儿，倒是应当引起中医业内人士的重视。
理应好好“辨证论治”一番了，到底是外因抑或内因？有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钱老当年早已给中医这一“顽疾”做过诊断：“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见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应当说理论不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这才是中医“顽疾”的症结所在，是令当代中医深感忧患的问题。
一门自以为是，既有中西医结合保驾护航，又受到国家宪法政策法规保护和支持的所谓传统学术却走到了身患“顽疾”需要“拯救”的地步，还有何存在之意义？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又不能坚持固守，势必被改造，被淘汰，该死的终归会死掉，何足以惜！〔京且〕
